1910年10月間，滿洲里一家客棧裡，兩位從沙俄歸來的中國礦工突然神秘死亡，幾天後，千里之外的哈爾濱就出現了相同症狀的死亡案例，隨即一場“如水洩地，似火燎原”的瘟疫開始在東三省暴發。慌亂中，清政府尋找到了一位熟諳細菌學的醫者出任中國醫官，他就是伍連德。從接受任命到撲滅疫情，伍連德幾乎與各種壓力抗爭不斷。
伍連德是一名馬來西亞華僑，畢業於劍橋大學的醫學博士，他收到委任狀後立即趕到了哈爾濱。由於當地人口繁雜，伍連德決定當務之急是確定病源，而確定病源需要病理學支持，這就要靠解剖了。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裡“死者為大”，如若將其屍體解剖無疑是對死者的大不敬。瞭解到這一風俗的伍連德慎重思考後，認為不能妥協，科學是嚴謹的，無論有多大的阻力都必須為之抗爭。12月27日凌晨，抵達哈爾濱僅僅三天，伍連德就進行了一場屍體解剖（這成為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經過樣本提取並檢驗之後，他找到了鼠疫桿菌，確定了流行病是鼠疫。然而這只是開頭。
傳播鼠疫的通常是活躍於老鼠身上的跳蚤，可是伍連德覺得奇怪，如果是炎熱的氣候也就罷了，如今天寒地凍，氣溫在零下30多度的東北，跳蚤活躍不起來，鼠疫到底是怎麼傳播的？
就在伍連德為此苦惱的同時，在東北的日本勢力開始了自己的防疫方法：捕殺老鼠，這一防疫方法隨後被俄國效仿，他們甚至認為很快就可以控制疫情。一直覬覦東三省的日本向清朝發出了應該將防疫權交到他們手裡的呼聲。
可是他們很快就自己打臉了，哈爾濱的疫情並沒有因為大量滅鼠而被控制，每天死亡的人數仍然呈上升趨勢。更無厘頭的是，經過解剖，致病的鼠疫桿菌並沒有老鼠身上找到，老鼠背鍋了？
必須快速找到控制疫情的方法，否則，疫情不斷向南發展後果不堪設想。伍連德苦苦思索著，找出了幾個與鼠疫病症不同的特點，最後經過總結，他大膽提出這次的鼠疫為“肺鼠疫”，主要通過飛沫傳染。
此說法一經提出，就受到懷疑。日本醫生是著名細菌學家北里柴三郎的學生，法國醫生是有著防控鼠疫經驗的梅斯尼，他們都強烈反對伍連德的大膽設想，對飛沫傳播這一說法更是嗤之以鼻。輿論一邊倒，伍連德孤立無援站在了風口浪尖，但他堅持自己的說法，與各方勢力進行抗爭。
就在爭執不下時，法國醫生梅斯尼染上鼠疫死亡了！而伍連德經過調查得知，梅斯尼正是在沒有任何防護的情況下接觸了病人而感染上鼠疫的，這讓他更加確定疫情是通過飛沫傳染的。
伍連德迅速向清政府申請，立即封鎖哈爾濱，停止鐵路營運，對疑似病例進行隔離等措施；同時，他還要求與自己並肩作戰的醫生，
必須戴上他自創的口罩上崗，這種由兩片紗布夾一塊吸水藥棉的口罩，成本僅為當時的2分半錢，作用卻至關重要，沿用至今，稱之為“伍氏口罩”。就在防疫措施全面展開之後，每天死於鼠疫的人數仍在上升，甚至在1911年1月28日達到峰值——183人，防治措施沒有效？人心惶惶，恐懼、絕望在民眾中間蔓延。伍連德認真審視整個防控措施，終於發現還存在的一個漏洞，那就是死者的屍體。
因鼠疫死亡者的屍體因土地被凍而不能深埋於地下，被胡亂拋在市郊道路兩旁，一旦氣溫回升，幾千具屍體將成為傳染源。最好的處理辦法就是付之一炬，但這與中國傳統思想相悖，幾乎是不可能的挑戰，但伍連德不能放棄，他聯合當地的士紳聯名上書，要求朝廷允許火葬。
沒想到清政府同意了這個請求。很快，伍連德就指揮了這次集體火葬，《遠東報》如此報道：“聞日前，在東四家焚燒疫屍，防疫局委員等皆不欲往前監視，伍醫官自赴該處點查屍數，親視焚燒，俟焚化淨始行回局。”
自此，鼠疫日死亡人數“日漸消減”，到1911年3月1日，鼠疫死亡人數為零。蔓延6個月，波及東三省及河北、山東多個市縣，死亡人數達6萬餘人的流行大鼠疫終於被撲滅。但伍連德的工作並沒有結束，隨後他在東北建立起規範的防疫體系，當10年後鼠疫捲土重來之際，成功亮劍而使其迅速瓦解。
由於鼠疫防治與實踐中的巨大貢獻，1935年，伍連德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提名，成為獲此提名的中國第一人。除了完備的知識儲備，與各種情況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也是伍連德成功撲滅疫情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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