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樵是我國南宋時期著名史學家，近代國學大師梁啟超曾感嘆：“史界之有樵，若光芒之一彗星焉。”他傾注畢生心血所著的《通志》與唐代杜佑的《通典》、元初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合稱“三通”，古代學者認為“士不讀三通，是為不通。”由此可見，鄭樵在我國史學領域的特殊地位。
唐宋時期我國傳統學術文化空前繁榮，經、史、子、集各種文化成果燦若星河、數不勝數，在史學界在體現有劉知幾的《史通》、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等等，正是在這種優良的文化環境下，鄭樵矢志撰寫一部“集天下之書為一書”的通史鉅著。
鄭樵出身官宦世家，自幼好讀書，勤於向學，立志報國，在風雲激盪的國難之時曾投書高官，謀求入仕，無奈石沉大海，報國無門。從此之後，他就專心致志於治學，“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為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 十六歲時，鄭樵在家鄉夾漈山（今福建莆田市）結廬隱居，治學近四十年，嘔心瀝血，最終完成《通志》，書成不久，疾病纏身的鄭樵就因病逝世。
《通志》是一部綜合歷史史料而成的通史兼專史，它分為兩部分，一是通史，上起三皇，下迄唐宋；二是略(志)，共二百卷，在體例上，既沿用了司馬遷所創的紀、表、書、世家和列傳五種體例，同時也有所創新。計有本紀18卷，世家3卷，列傳108卷，載記8卷，四夷傳7卷，年譜4卷，二十略52卷。其中，紀、傳、世家、年譜，仿《史記》而作，只是將《史記》之表易為年譜。至於《史記》的“書”，《漢書》己改名為志，後世多所仿效，而鄭樵反對編纂斷代史，故而改“志”為“略”，共計二十略，這二十略也是《通志》全書的精華，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梁啟超曾評價：“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鄭樵也極為看重：總天下之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
綜觀《二十略》，天地萬象，社科自然，皆包括其中，實在是稱得上一部分類式的百科全書。它擴大了史志目錄記載的範圍，將史志目錄記載的對象擴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極大豐富了史志文獻的內容。
通過對《通志》的研究，我們也會對鄭樵的史學思想有所認識：
一、會通思想。在《通志﹒總序》中，鄭樵寫到：“百川異趨，必會於海，然後八荒無奎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會天下之理，通古今之道。在他看來，從古到今，真正能做到“會通”只有孔子和司馬遷。孔子能得會通之意，“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司馬遷能得會通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從中我們可以發現，所謂的會通，就是把歷史作為一個不可分裂的整體，全面分析各種歷史資料，分門別類，考其源流，探其因果，搞清楚各種事物發生的起因、過程、結果、影響，得出自己的結論。
鄭樵十分反對班固的斷代思想，指出正是這種以朝代為界的史學思想割裂了歷史的整體性、連續性，不僅事件含混不清，人物多有重複，更不利於後世人們對歷史的完整認識。他指出：“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為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為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埂。曹魏指吳蜀為寇，北朝指東晉為僭，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
關於歷史“專”與“博”的爭論早已有之，而且綿延至今。從史學發展的演變來看，是由“博”趨向於“專”。有位史學家曾說過：“以往我們是研究一棵大樹，後來我們研究樹枝，現在我們研究的是脫離樹枝的一片片樹葉。”但是，越來越專業化的傾向容易造成人們對具體人物事件的深入認識，從而忽略了對歷史整體趨勢演變的關注。從某種意義上說，鄭樵的會通思想如今更值得我們借鑑。
二、嚴謹而科學的治學思想。《通志》從開始準備到最終完成，歷時近四十年，期間科學的治學精神貫穿鄭樵的一生。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繼承傳統，勇於創新。《通志》在完整地繼承了前代史學成果的基礎上，還對已有成果進行了再次加工。比如補充了很多以往沒有的人物傳記，將原有的“志”改造為全新的“略”。
2.科學規劃，全面蒐集。自從立志撰寫《通志》，鄭樵就做了詳細規劃：“十年為經旨之學，三年為禮樂之學，三年為文字之學，五六年為天文地理之學、為蟲魚草木之學，八九年為討論之學、為圖譜之學、為亡書之學。”其後更是四方奔走，蒐集資料。史載他“遊名山大川，蒐集訪古，遇藏書家必留，讀盡乃去”。明代的陳循在《寰宇通志》中也稱讚說：“惟有莆田鄭夾漈，讀盡天下八分書。”
3.崇尚實際，深入群眾。鄭樵並不是那種以為迷信書本的“書呆子”，在四處蒐集資料的過程中，他經常向一些“山野老農”請教問題，力求得到最真實的結果。其二十略之所以能夠涉及典章制度、古今名物、天文、地理、草木魚蟲等等，包羅萬象，與這種治學態度不無關係。可惜的是，自鄭樵之後，歷代學者津津樂道於“依書治史”，完全摒棄了他的這種實踐精神。在相當長的時間中，鄭樵也是後無來者。
4.破除迷信，挑戰權威。作為一名封建社會的學者，鄭樵顯得十分“另類”。他雖然十分推崇孔子和司馬遷，但對他們的有些方面同樣敢於批判。比如，他指出孔子的《論語》是“空言著書”；司馬遷的《史記》存在著“博雅不足”的遺憾。對於盛行於封建時代始終的“五行說”、“天命論”等等，他更是毫不留情，直接寫到：“仲尼既沒，先儒駕以妖妄之說而欺後世，後世相承罔敢失墜者。有兩種學：一種妄學，務以欺人；一種妖學，務以欺天。”指出宣揚這些迷信思想是史學的最大弊病。
三、始終如一的史學精神。在撰寫《通志》的四十餘年中，鄭樵不是在四處遊歷，蒐集資料，就是在夾漈山上整理考證。其中的困苦和孤寂非常人所能忍受，經常是“夏不葛亦涼，冬不袍亦溫，腸不飯亦飽，頭髮經月不櫛，面目衣裳垢膩相重不洗”，幾乎被親友們視為野人。但他始終銘記，“入山之初，結草之日，其心苦矣，其志遠矣。雖困苦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雪夜，執筆不休，廚無煙火，而誦聲不絕，積日積月，一簣不虧。”與司馬遷、司馬光、歐陽修等人相比，他沒有家學師承、沒有皇室藏書、沒有眾多門生弟子、單憑一己之力、靠自己堅忍不拔的毅力和務實求真的學術精神而有所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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