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与胡适是一对很有意思的朋友。一方面，他们都有相当的爱国心，当国家遭遇异族侵略，一个来到大后方，费尽心血为多灾多难的祖国培育人才；一个不惜放下学问，违背不做官的原则从事外交。两人的关系也极好，彼此的日记中都有对对方的大量记述，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深受大他9岁的胡适的影响，中年时他甚至因为胡适受过政治上的委屈。然而，另一个方面，俞平伯与胡适在为人处事上大不相同，说是泾渭分明绝对没有夸张。
俞伯平
作为学人，俞平伯虽有一定交游，但交往的对象基本上限于同事、朋友、昆曲同好。比如朱自清、叶绍钧、顾颉刚、郑振铎等人。他既跟当时的政府官员保持着距离，也与社会底层的引壶卖浆之流没多少联系，其社交弥漫着一种书生味。
胡适则特别喜欢交朋友，他的朋友既有政府顶尖级高官，又有街头小贩。20世纪30年代，胡适在北平的书房整天人流不息，“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一些人的口头禅。因为社交过多，他的《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有上卷无下卷，胡适也因而被黄侃戏称为“著作监”。
俞平伯一辈子对妻子忠贞不渝。他的妻子是大他4岁的表姐许宝驯，这段婚姻是长辈包办的。许宝驯虽然通昆曲、擅诗画，但与俞平伯的精神距离非常明显，起码在学问上就不是一个层次，但俞平伯心甘情愿接受这种安排。俞平伯活了90岁，年轻时也浓眉大眼、风度翩翩，能做学问，擅写诗歌、散文，对女性的吸引力可想而知。然而，他终其一生，不要说跟别的女人眉来眼去，就是一句绯闻也不曾传过。
胡适则是民国文人性解放的“先驱”。他的婚姻同样由长辈包办，其妻子江冬秀出身于一般农家，没有读过多少书，写个便条，十个字能错上三个。这自然不能怪她，民国时代女子的地位虽比皇权时代有所提高，却远未达到与男子平权的地步，家里能让女子多少识几个字，已算相当开通。胡适遵母命与江冬秀结婚，显然是个错误，毕竟胡适是堂堂的博士与教授，其学问、视野、识见都是高大上的，远非村妇江冬秀可比。或许正是源于灵魂世界的彼此错离吧，胡适在感情上经常开小差，与曹诚英、韦莲司等都发生了深刻的恋情，跟陆小曼的关系也非常暧昧。
胡适
俞平伯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中共建政之前，他主要辗转于各大学任教，20世纪50年代初从北京大学中文系调进中科院文学研究所，一辈子都在做学问。他22岁即写出《红楼梦辩》，此书认为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的作者分别是曹雪芹和高鹗，后40回的成就远远赶不上前80回。他对《红楼梦》中某些疑难问题的深刻论证征服了读者，也因此奠定了他在红学界的地位。除了做学问，俞平伯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他终生爱好昆曲。1935年3月，组织谷音社，亲任社长，他手订的社约里，指出该社成立的目的是“涵咏风情，陶写性情”，“发豪情于宫徵，飞逸兴于管弦”，意思是要承担起拯救昆曲的责任。1956年8月，在文化部与北京市有关领导的支持下，发起昆曲研究会，再任社长，亲自拟订《章程》和《同期公约》，其最大的贡献是用心组织了对《牡丹亭》的改编与重演，获得巨大的社会影响。
胡适也算学人，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建树，但他对政治的兴趣，在民国学者中是数一数二的。1924年8月1日，《民国日报》刊登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第一讲，而胡适居然在同期报纸发了《少谈主义》，惹得孙中山大为不快，当即在原报上批文，说编辑和记者缺少常识。1929年3月，有人向国民党代表大会提交了《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把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的人都视为反革命分子，胡适认为这是国民党以党代法，实行法西斯专制。于是便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表示坚决反对。后来他又在《新月》第2卷第4号同时发表两篇文章《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批评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彻底惹恼了国民党当局，当局把那期《新月》查封了。抗战开始后，胡适学会了跟国民党政权“合作”，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之邀，出任驻美大使。任满回国，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但思想依然独立特行。胡适区别于传统学者的地方是，他的脑子里满是西方式的自由、平等、人权理念，他并不热衷于做官，却喜欢当政府的“诤友”。
人的思想观念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与一个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所受教育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涉。
俞平伯出身于学问世家，其曾祖父俞樾是儒学大师，其祖父俞陛云是前清的探花，都是心向学问的人，俞平伯能坐冷板凳做学问，得益于家庭的熏陶。
胡适则出身于官员之家，他的父亲胡传曾做过台东直隶州知州，他廉洁、公正，尽心国事，曾不顾清廷的指令，领兵抗日，父亲逝世之后，母亲冯顺弟经常给胡适讲这些事情，胡适对政治的兴趣就与这种影响相连。
胡适母亲冯顺弟
俞平伯年青时代基本呆在国内，他也曾想留学西方，但两次留学都有始无终。1920年1月4日，俞平伯告别夫人许宝驯赴英国留学。经过将近50天的海上航行，2月21日抵达利物浦。第二天，乘车到伦敦，陈源等将俞平伯接到留英学生会，安排好住宿，又到经济学院索取入学章程。没想到，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经济受到严重削弱，英镑价格大涨，俞平伯所筹资金根本无法应付留英开销。在英国呆了十多天之后，1920年3月6日，俞平伯只好乘日本邮轮佐渡丸回国。1922年7月，俞平伯终于获得了第二次留学的机会。此次留洋属于公派性质。通过严格的留学考试，俞平伯以浙江省视学的身份到美国考察教育，以便改造中国的教育模式。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航行，他抵达美国旧金山，并取道芝加哥，前往华盛顿。俞平伯计划学习心理学，没想到在哥伦比亚大学没上几天学，他就患了皮癣，浑身痛痒难忍，多次治疗，均无明显效果。不得已，他只好再次选择退学。想“西化”却没机会，俞平伯一生也就自然而然地浸染于民族文化。固守包办婚姻，执着于正统的学术之路，正是中国老派文人的心态。
胡适思想政治、婚姻爱情观念的西化，则与其漫长的留学经历有关。胡适1910年即取得赴美留学的机会，先是在康奈尔大学学农科。在大学期间，胡适就参与政治实践。1912年10月30日，身为世界学生会康奈尔大学分会主席的胡适组织各国学生模拟选举美国总统，候选人有四个：代表民主党的威尔逊、代表共和党的塔夫脱、代表进步党的老罗斯福、代表社会党的德卜。各国学生有53人投票，其中中国学生15人，结果威尔逊得票最多。同年11月7日，胡适计划成立“政治研究会”，“使吾国学生得研究世界政治”；11月11日，与同学谈及此计划，获得支持；11月16日，政治研究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每两周组织一次活动，讨论一个问题。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适1913年10月8日在康奈尔主持的一次国际学生会议，这次经历使他懂得了民主社会的议事程序。胡适日记载：“是夜世界会有议事会，余主席，此为生平第一次主议事席，始觉议会法之不易。余虽尝研究此道，然终不如实地练习之有效，此一夜之阅历，胜读议院法三月矣。”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师从实用主义大师约翰·杜威，更是对西方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同时，西方男女自由恋爱、对性相对放纵的态度，也无形中充当了正在怀春的胡适的“老师”。
古人说：朋友者，同道者也。其实，这道之契合也是相对的。俞平伯与胡适性情之异，便是一种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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