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於《新知》雜誌2015年第一期

文|黃昱寧

【結尾】

《甜牙》（Sweet Tooth）的結尾，就是它的開頭。但是這不等於說，如果只讀一遍的話，你可以從結尾讀起。如果想要做詳盡的技術分析，則《甜牙》是個讓評論家進退兩難的文本——如果不“劇透”，你的分析就成了失去支點的槓桿；反之，你一槓杆下去，撬翻的就是這個文本的特殊結構以及因為這種結構所催生的，作者與讀者之間的特殊默契。說實話，《甜牙》似乎是那種並不需要文本分析的文本，因為幾乎所有對這個文本的分析都已內化在文本中。

所以，對《甜牙》最好的解讀方式，就是按照作者設置的順序，一章一章地讀到最後，等待結尾向前文的反戈一擊，等待你剛讀完的那個故事突然被賦予嶄新的意義。這種“反轉”並非僅僅是劇情意義上的，反轉的過程本身就是闡釋作者意圖的鑰匙。這裡面蘊含著頗為公平的遊戲規則：你如果謹遵作者的導引，不犯規不越界，沿著那條看起來最平實、最機械、最費心勞力的那條路抵達終點，你得到的收益也最多。

【年代】

這種特殊的結構留給評析者的發揮空間其實相當有限。聊勝於無的，是在小說的表層敘述中撿一點碎片，說兩句無關痛癢的畫外音。比如，像麥克尤恩近年來的其他小說一樣，《甜牙》也是那種情節與其所處的時代咬合得格外緊密的作品。表層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是一位出身教會保守家庭，在劍橋讀書時又被年長她一倍的情人招募到軍情五處的女特工。儘管塞麗娜只是職位最低且倍受女性歧視政策壓制的文職助理（五處的不成文共識是：女人守不住秘密），她仍比一般的女人更有條件敘述英國1970年代的整體狀況，毋寧說是腹背受敵的社會困境——冷戰意識大面積滲入普通人的生活，愛爾蘭共和軍的恐怖活動和全國性罷工運動此起彼伏，中東危機導致能源匱乏，嬉皮士運動退潮，將一一大批精神幻滅、身體睏倦的青年扔在了沙灘上。

總體上，《甜牙》中有關1970年代的描寫，調子遠比《在切瑟爾海灘》中的1960年代更灰暗更壓抑，更洋溢著“無力掙脫只能就範”的失重感。不過，個體在特定時代中的感受未必整齊劃一，麥克尤恩本人在訪談中提及其個人經歷時，就有更為“正能量”的描述：1970年代早期，麥克尤恩從諾維奇來到倫敦，他把那時的自己形容成一隻“鄉下老鼠”，整天問自己：“怎麼才能改變這種局面？我怎麼才能變成一頭獅子？靠吼！”此後，他果然拋出一串挑戰讀者接受底線的短篇小說，以“恐怖伊恩”的姿態“吼”進了倫敦文壇，先後結識馬丁·艾米斯、克里斯托弗·希金斯、朱利安·巴恩斯、伊恩·漢密爾頓、湯姆麥奇勒這些文學界、出版界的風雲人物。“我們的對話輕快熱鬧，這個圈子的魅力難以阻擋，”麥克尤恩說，“某種程度上這就像是找到了一個家，在一批同代人裡構造一個世界。”

【圈子】

這一批“同代人”無一漏網，全都給指名道姓地寫進了《甜牙》，而且並不顯得牽強。因為按照故事的安排，作為五處中惟一熱衷於讀小說的女文青，而且“碰巧”長著彷彿直接從小說中走出來的身材和相貌，塞麗娜接受了一項特殊任務：“甜牙”行動旨在以間接而隱蔽的方式資助那些在意識形態上符合英國利益且對大眾具有影響力的寫作者，而塞麗娜負責接近並引誘其加盟的是這項行動中惟一的小說家，湯姆·黑利。湯姆的出身和經歷很符合麥克尤恩本人在1970年代的軌跡，因此後者“圈子”裡的人一一登場，倒也順理成章。我們甚至可以根據《甜牙》中對這些真實人物的調侃力度，判斷他們與麥克尤恩的親密程度。力拔頭籌的顯然應該是馬丁·艾米斯，因為湯姆在給塞麗娜的一封信中，描述了馬丁在某次朗讀會上的表現，委實栩栩如生：

“艾米斯讀的是他的長篇《雷切爾文件》選段。這小說既色情，又刻毒，還非常風趣——實在太風趣了，以至於他只能不時停頓，好讓讀者從狂笑中緩過來。他讀完之後輪到湯姆上臺，可此時掌聲還經久不息，湯姆只好轉身退回到昏暗的臺側。人們還在平復笑岔的氣，抹著笑出的眼淚。他終於走到講桌前，介紹‘我這三千詞的惡疾、膿血與死亡’。他念到一半，甚至父女倆還來不及陷入昏迷狀態時，有些觀眾就退場了。沒準人們需要趕最後一班火車，可是湯姆覺得自信心受到了打擊，他的嗓音變得單薄，在幾個簡單的詞兒上磕磕巴巴，念著念著還漏了一句，只好回過來重讀。他覺得一屋子的人都討厭他把剛才興高采烈的氣氛給破壞了。最後聽眾也鼓了掌，因為他們很高興這場折磨終於結束了。之後，在酒吧裡，他向艾米斯表示祝賀，後者並未報以同樣的讚美。不過，他給湯姆買了三倍分量的蘇格蘭威士忌。”

另外可以提供佐證的是，《甜牙》中一共出現了湯姆寫的六部小說，其中有三部都能在麥克尤恩本人的短篇集《床笫之間》中找到原型。被一筆帶過的《她的第二部小說》，大抵是《一頭寵猿的遐思》；被塞麗娜詳細複述的《愛人們》則用了《即仙即死》的框架；至於那部幫助湯姆贏得“奧斯丁獎”（此獎系麥克尤恩杜撰，但與布克獎之間不無變形的鏡像關係）的《來自薩默塞特平原》，則是《兩個碎片》的擴充與延伸。這種選擇並非僅僅出於懷舊或自戀，因為上述三個例子確實都能折射當時在主流文壇上具有代表性的新銳文學樣式，而七八十年代在英國文壇嶄露頭角的麥克尤恩本人也正是這類新銳作家的代表，其賴以成名的，正是他積極探索人性陰暗面、不憚在文學技巧實驗室裡研製新產品的作風。值得注意的是，《甜牙》中出現的另三部作品——通過塞麗娜的閱讀與重述展現在讀者面前——都更接近麥克尤恩現在的風格，正好與前三部構成饒有意味的對照。小說的後半段還暗示，經過“甜牙”事件後，湯姆將在寫作風格上發生劇變，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麥克尤恩的夫子自道。

【諜戰】

當然，作為小說的核心事件，“甜牙行動”本身並沒有麥克尤恩一丁點“自傳體”的痕跡。麥克尤恩本人與軍情五處最近的距離，不過是讀了一堆相關傳記（詳見“致謝”），查過一些相關檔案，外加跟兒子一起，在互聯網上試著申請過軍情五處的職位，回答了幾個莫名其妙的問題，比如“加拿大大雁的遷徙模式”。他的遊戲之舉當然以失敗而告終。“我無法用這樣的方式報效祖國，”他的結論照例半真半假，世故得讓人微微慍怒。這種口吻在他的小說中無處不在。

《甜牙》對於間諜世界的展示，刻意與老套程式中的“諜戰”拉開距離，我們看不到神秘的、大規模的智力遊戲，只有瑣碎可笑、被一整套官僚主義和機構內卷化效應拖得一步一喘的辦公室政治。無論是一份理由曖昧的密控檔案，一篇只消上級一個眼神就推倒主旨的報告，還是一位因為個性張揚就遭到解僱的女職員（塞麗娜的閨蜜），都折射著某種早已被習以為常的荒誕性。甚至“甜牙行動”本身，究其實質，不過是在冷戰處於膠著期時，五處與六處對日漸緊張的資源的爭奪，以及英國特工機構與財大氣粗的美國中情局之間微妙關係的曲折反映而已。按照湯姆恍然大悟後的說法，“這是在發瘋。這是那些特務官僚機構讓自己一直有活幹的辦法。不曉得哪個妄自尊大的年輕人，懷揣曖昧的夢想，拿出這條詭計取悅他的上級。可是誰也不知道這樣做有什麼目的，有什麼意義。甚至沒人會問。這真夠卡夫卡的。”

作為“文學”與“諜戰”的特殊“嫁接”形式，“甜牙行動”當然不是無本之木。英國文學圈與政治素來深厚的關係，英國小說界與間諜業之間素來糾結的瓜葛（我們熟悉的毛姆、格林，弗萊明和勒卡雷之類，都是著名的“跨界”人物），都可視為《甜牙》的靈感源泉。更直接觸發麥克尤恩寫作動機的是近年來不斷解密的關於“軟性冷戰”的檔案，其中既有英國外交部情報司對喬治·奧威爾的作品《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的全球性推廣，也包括中情局對《日瓦戈醫生》及《邂逅》雜誌的資助。

基於以上背景，我們就可以理解《甜牙》與典型的間諜小說之間，究竟有多大程度的不同（當然，這僅僅是“不同”之一）。儘管麥克尤恩對間諜小說有濃厚的興趣，並且多次在訪談中宣稱英國文壇欠約翰·勒卡雷一個布克獎，但你如果純粹以勒卡雷式的間諜小說標準來衡量《甜牙》，恐怕會悵然若失。話說回來，從《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到《追日》，麥克尤恩什麼時候給過我們意料之中的，純粹而表象的東西？哪一次我們不需要費力撥開結在表面的蛛網，才能窺見作者的用心？

至少有一部分用心，是揭示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保持思維獨立、心靈自由的困難——這種困難往往潛移默化，鈍刀磨人，最後讓“初心”變成一個慘淡的笑話。當你以為你獲得了自由，當你以為在用自己的腦子思考時，恰恰可能是你走入囚牢的開始。把這個無形的囚牢的外延擴大，幾乎可以把整個世界裝進去。一如既往地，麥克尤恩並不讓作者的立場干涉讀者的視角，最大程度地剋制了在意識形態問題上跳出來評判是非的衝動。畢竟，在並不算太長的篇幅裡，通過有限的視角，將歷史政治揉碎後編入生活細節的能力，以及對於泛政治的社會生活的複雜性的全景展示，是麥克尤恩一向擅長的絕活。

【愛情】

就像大部分讀者在前半段就能猜到的那樣，湯姆和塞麗娜相愛了。愛得步步為營，愛得亦真亦假，愛得絕處逢生。即使不揭開結尾的玄機，未曾感受到關鍵性的逆轉給這段感情增加的衝擊力，我們也足以通過前二十一章體會其複雜、細膩與弔詭。對結構敏感一些的讀者，還能在讀到總頁數的一半時，從湯姆創作的小說《逢“床”做戲》中若有所悟——沒錯，你確實可以把這個故事看成是對整部小說，或者是對湯姆和塞麗娜的“整個愛情”的隱喻。從讀書到閱人，從俘獲到被俘獲，從完成任務到摧毀任務，從欺騙到被欺騙，這些因素到了麥克尤恩筆下，成了絲絲入扣、令人信服的情感催化劑。

“過於嫻熟的技術導致真實的情感力量缺失”是近年來麥克尤恩的作品常常會被人扣上的帽子，但在我看來，《甜牙》是個例外。當湯姆和塞麗娜的情感被置於角度複雜的稜鏡中時，當“真實”不再像許多傳統小說那樣具有惟一的維度時，《甜牙》在很多章節（尤其是下半部）中的情感力量飽滿到幾乎要溢出來的地步。《甜牙》中引用過奧登的名作《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其實，如果拿奧登的另一首短詩形容湯姆與塞麗娜的愛情，也格外恰切。那首詩寫於一九二八年，標題是“間諜”，但經過考證，它卻是一首借間諜的意象表達思慕愛人的情詩：“……黑暗中，被奔騰的水流聲吵醒/他常為已然夢見的一個同伴/將夜晚責備。他們會開槍，理所當然/輕易就將從未會合的兩人拆散。”

【開端】

上述這些關鍵詞——政治與文學、間諜與作家、讀者與作者、欺騙與愛情——都將被最後一章的反轉賦予新的意義。你會看到，在前面的情節中已經為你熟識的人物及其相互關係，怎樣在突然間都站到了鏡子的另一面，怎樣在新的敘事光芒的照耀下產生了巨大的張力。這樣的處理有點像《贖罪》，但麥克尤恩顯然找到了更能滲透到細節中的表達方式。這種反轉，無論在技術難度上，還是最後推進的強度上，都要比《贖罪》高一個臺階。

所以我們終於跟著結尾又回到了開頭。我們再次默唸第一句：“我叫塞麗娜·弗魯姆（跟“羽毛”那個詞兒押韻），約莫四十年前，我受英國軍情五處派遣，履行一項秘密使命。我沒能安然歸來。幹了十八個月之後，我被他們解僱，非但身敗名裂，還毀了我的情人，儘管，毫無疑問，他對於自己的一敗塗地也難辭其咎。”按照麥克尤恩的說法，他之所以寫這句話，之所以強調弗魯姆與“羽毛”這個詞兒押韻，是在暗示讀者，更是要提醒自己，這個故事講的是“誰在控制敘事，誰拿著那支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