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17年之後亞洲許多國家突然面臨著一種突如其來、卻既強大又現實的威脅：印度一名“上師”的被定罪可以引發席捲好幾個邦的全面騷亂，連正式的本國少數民族都不算的羅興亞人驟然成為緬甸國內民族矛盾的頭號焦點，菲律賓棉蘭老島上突然興起的原教旨恐怖組織居然可以佔領一座城市，並在這座城市裡和得到國際軍援和美軍直接助拳的政府軍周旋至今。
種種跡象表明，我們或許忽視了亞洲社會、尤其社會邊緣存在的另一個“暗網”。
“上師”、羅興亞人和馬拉維拉鋸
先說印度的“上師”風波。
上師（ gourou）名叫古爾米特.拉姆.拉希姆.辛格（Gurmeet Ram Rahim Singh，下簡稱古爾米特），他不屬於任何教派甚至宗教，所宣揚的理論是一種大拼盤（他自稱“世界所有宗教的大融合”），他宣揚不喝酒，狂熱地阻撓屠牛和吃牛肉，。出生於1967年的他不僅自稱上師，而且還是演員、導演、歌手和許多人口中的“社會活動家”。
和外人所想象的宗教領袖不同，古爾米特珠光寶氣，服飾光鮮，經常騎著摩托出現在眩目的公眾場合，也因此得了個“閃光上師”的綽號。2015年《印度快報》把他列為“年度最有影響力印度人排行榜”第96名。
自2002年起就有人跑到總理那裡，匿名指控上師強姦女信徒，印度中央調查局(CBI)5年後才姍姍來遲地著手調查。不過遲調查總比不調查強，就這麼又調查了許多年，證據鏈終於閉合了，8月25日，印度哈里亞納邦潘楚庫拉特別法庭裁定其兩項強姦罪名成立。除此之外，上師還曾被控涉嫌謀殺女記者，用不正當手段干政。極富諷刺意味的是，酷愛漁色的“上師”卻在2015年鼓勵400名信徒自宮“敬神”——而且真有人這麼做了。
外界不曾想到的是，這樣一起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刑事案件裁決，卻引發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全面騷亂。
自25日起，數以十萬計的“上師”鐵桿粉絲高呼著“還我上師”在全國各地開始折騰，截止9月初，騷亂席捲了印度人口最多的旁遮普邦、北方邦、哈里亞納邦和首都德里地區，暴徒們破壞建築，燒燬汽車和火車，毀壞火車站和加油站，據不完全統計，騷亂共造成至少38人死亡，其中最慘烈的一幕出現在8月25日當天的潘楚庫拉（即開庭地點）——死32人，受傷180人。
不能說印度當局毫無準備，審判當日僅哈里亞納邦就部署了1.5萬名警察、準軍事部隊和其它紀律部隊，但他們顯然既沒料到騷亂者人數如此之多，勢頭如此之猛，更對信徒們的遍地開花措手不及。在潘楚庫拉，反應過來的軍警使用了催淚瓦斯、水炮、棍棒，信徒們則用石塊還擊，當地宣佈了宵禁，局勢混亂得“宛如一場戰爭”。
再說緬甸。
今年8月25日，羅興亞人武裝突然襲擊了緬甸西部若開邦多個警察哨所和一個軍事基地，導致至少12名緬甸安全部隊成員死亡。緬甸軍隊旋即展開報復性打擊，據緬甸軍方自己宣佈，在這次軍事報復行動中有370名羅興亞武裝分子被打死。而聯合國方面則在9月5日宣佈，緬甸軍方“摧毀村莊，導致數以百計的人死亡”，自8月底以來已有至少12.3萬羅興亞人從緬甸逃入孟加拉國境內，以躲避驟然來襲的戰禍。孟加拉國當局稱，至少有46名羅興亞人上週在偷越界河時因渡船傾覆而喪生。
菲律賓馬拉維拉鋸戰則是三場亂局中最早為人所熟知的：自5月23日“阿布沙耶夫” （Abu Sayyaf）和“毛特”（Maute）兩個原教旨恐怖組織突然發動襲擊，佔領棉蘭老島城市馬拉維，劫持人質並殺死“異教徒”起，一場由正規軍（主力為菲律賓步兵第一師）主導的反恐圍剿戰就轟轟烈烈打響，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鐵腕彈壓，一度親臨前線督戰，美國特種部隊自6月9日起也介入助陣，人們最初以為，只須一週至十天就可解決問題、至少收復城鎮，可如今100天過去，馬拉維市區仍有一部分掌握在恐怖組織手中，血腥的戰鬥卻已造成至少800人死亡。
冰凍三尺
正如一些明眼人所指出的，這些看似突如其來的騷亂，無一例外是問題長期鬱結的結果，所謂“突然”，不過因為涉及的人、地都被邊緣化，吸引不了輿論和眼球罷了。
以印度為例，“上師”古爾米特的“慈善精神組織”Dera Sacha Sauda（DSS）以存在30年之久，在哈里亞納邦擁有面積達700英畝的土地，在這片“國中之國”裡有7所學校、3所醫院、兩座豪華酒店、兩個加油站和幾十個商店，它在哈里亞納邦、旁遮普邦、拉賈斯坦邦、喜馬偕爾邦、北方邦、昌迪加爾邦、中央邦、馬哈拉施拉特邦、古吉拉特邦和德里地區有不動產，在澳大利亞、英國、意大利等多個國家有海外中心和資產，每天從酒店、“附加神力的食品”營收中獲利1億盧比，這還不包括分銷、代銷產品和“上師”的電影收入。DSS的受眾總數不下5000萬人。
9月3日，兩名DSS核心成員錢德（Duni Chand）和辛格（Ranjit Singh）被警方逮捕後供認，他們早在8月17日凌晨兩點就秘密開會，決定只要法庭裁決結果不利於“上師”就全面煽動對公共目標的襲擊，為此他們還特別成立了一個8人組成的、相當於前敵總指揮部的“A組”，統一協調行動，可以說，DSS根本就是有備而來、先發制人。
正如印度基蘭迪加政治學發展與交流研究所（IDC）主任庫馬爾（Pramod Kumar）等所言，印度許多邦貧富分化嚴重，大量政治、經濟地位低下的民眾被政治生活和主流宗教遺忘和拋棄，打著“心靈關懷”、“有教無類”旗號，對宗教內涵持實用主義態度的“上師”便迅速填補了他們空白，爭取到大量邊緣人口的狂熱追捧和依賴，並讓“上師”從中收斂了龐大的財富和特權。反過來，“上師”調動邊緣人口的能量又讓主流政治家不寒而慄，甚至不得不借助其勢力，從而讓“上師”獲得了干預地方甚至中央政治的力量，變得更加肆無忌憚。
據印度部分研究機構統計，僅旁遮普邦一地自2000年以來就有至少6個類似的“上師組織”在活動，他們不僅愚弄廣大邊緣民眾，搜刮財富，予取予求，而且在政壇呼風喚雨，形成龐大的勢力，除了古爾米特的DSS，還有索阿密斯（Radha Soamis）的DBJS（Dera Baba Jaimal Singh）、努瑪哈爾（Nurmahal）的Divya Jyoti Jagriti Sansthan，巴蘭（Dera Sachkhand Ballan）的Jalandhar，以及Namdharis和Nirankaris等，IDC研究表明，僅在旁遮普邦DSS、DBJS、DJJS就分別可左右27個、19個和8個選區的立法選舉結果。
現任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及其印度人民黨靠民族主義和民粹運動起家，不但不敢得罪、而且還處處借重“上師”調動邊緣人口的能量，他們多次採用在選前或民調前一擲千金尋求“上師”祝福的手段拉攏後者，而後者則通過公開呼籲信徒支持某個政黨、政客投桃報李，並換取回報。2007年，古爾米特和旁遮普邦的部分政客用這種方式“合作”，扭轉了該邦民調結果，讓阿瑪林德.辛格（Amarinder Singh）上臺執政，莫迪和古爾米特暨DSS的密切關係更是人所共知。
羅興亞人的問題由來更久：他們是公元7-8世紀起在孟加拉形成的，系阿拉伯、波斯商人和印度、緬甸各族居民不斷融合而成的混血民族，信奉伊斯蘭教。19世紀，大批羅興亞人因饑荒、戰亂等原因從孟加拉移居今緬甸若開邦阿拉乾地區的貌奪、布帝洞地區。在當時，緬甸和孟加拉同屬英屬印度殖民地，這種人口遷徙屬“境內移動”，在法律上並沒有什麼問題和障礙。
但到了上世紀20-30年代，由於羅興亞人越來越多進入緬甸，且生育率明顯高過當地信奉佛教的緬族等各民族，矛盾變得十分尖銳，一些激進佛教徒將許多社會和經濟問題歸咎於“印度人（當時對羅興亞人的稱呼）搶走了屬於我們的東西”，不斷髮起排斥穆斯林、尤其羅興亞人的暴力活動，其高潮便是1938年7月的緬甸教派大沖突，當時共導致1227人死亡，113座清真寺被毀。二戰期間緬族民族主義者一度試圖依靠日本人驅逐英國殖民者，而部分羅興亞人則站在英國一方，試圖藉此驅逐緬族，奪取他們的土地和財富。二戰結束後緬甸獨立，獨立之初羅興亞人曾力圖阻止緬族人返回若開邦，雙方積怨更甚。
吳努時代，佛教被定為緬甸國教，只佔總人口比例不到10%的穆斯林被分為四類（羅興亞人、緬族穆斯林、印度穆斯林和印緬混血穆斯林），人口最多的羅興亞人地位最低。1978年，緬甸激進佛教組織在當時軍政府的默許下，曾發動針對羅興亞人的暴力行動。
1982年，緬甸軍政府推出《緬甸公民法案》，規定只有緬族和其它被證明1823年第一次英緬戰爭前就定居在緬甸的其它族裔才能享有“完全公民”(full citizens)待遇，1823年以後來緬但出生於緬甸的則只能算“非完全公民”(associate citizens)，出生於國外但移民後入籍的則為“歸化公民”(naturalized citizens)，其權利逐級降低，而羅興亞人甚至連“歸化公民”都不如，他們沒有國際，甚至不被承認為一個民族，在緬甸官方文件中被稱作“孟加拉人”。軍政府時期對羅興亞人嚴厲打壓，製造了20萬以上難民，但由於政府的高壓措施，教派間的衝突被勉強壓抑，很少發生大規模暴力事件。
2010年緬甸當局實行改革，在引入普選時向羅興亞人等不被承認的民族居民發放“白卡”，算是勉強承認其合法居民的身份，此後在當局推動下，緬甸國會通過法令，允許“白卡族”獲得選舉權（但沒有被選舉權）。
在當時“白卡改革”得到政府、反對派和許多政治團體的支持，但2012年起的一系列教派衝突導致形勢急轉直下。
2012年3月28日夜，3名羅興亞人搶劫並姦殺一名若開邦緬族婦女，導致族裔間衝突加劇，儘管警方逮捕了嫌疑人，但當年6月3日一群佛教激進分子卻以此為由襲擊當地一輛公交車並殺死10名羅興亞人，雙方隨即展開“以血還血”的循環報復，導致180人死亡，逾10萬羅興亞人淪為難民；2013年3月20日，緬甸密拉鐵市一間穆斯林金店爆發佛教顧客和羅興亞人店主間爭執，聞訊而來的佛教激進分子搗毀了金店和附近的羅興亞人店鋪，當晚羅興亞人激進分子殺死一名僧侶作為報復，結果再度引發循環暴力，席捲緬甸腹地的教派衝突導致43人死亡，逾1300間房屋被毀，1.2萬人淪為難民。
很顯然，相較前述兩次事件，此次事件的規模和慘烈程度都差得很遠，只不過昂山素季時代的緬甸信息更通暢，事件在國際間鬧出了更大“動靜”罷了。
值得警惕的是，此次事件中先動手的並非緬甸政府（其實以前的幾次也大多不是），而是羅興亞人，且第一次出現了“若開（阿拉幹）羅興亞拯救軍”（Arakan Rohingya Salvation Army，ARSA）這樣的組織和名號，一些逃出緬甸的難民承認，ARSA的成員深入村寨，竭力阻止羅興亞人逃亡，慫恿他們“留下來戰鬥”。
而菲律賓棉蘭老島的問題則更是“老大難”：這個2200萬人的大島歷史上和菲律賓本土分屬不同文化圈，菲律賓獨立後這裡一直是各路分離運動和武裝的活動淵藪，此次參與馬拉維事件的恐怖組織之一——阿布沙耶夫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以駕輕就熟的綁票勒贖名聞於世，更因如今已煙消雲散的利比亞卡扎菲主動幫助人質支付贖金轟動一時，當時“基地”雖已成立卻仍名不見經傳，而如今最猖獗的“伊斯蘭國”則更“尚未投胎”。上世紀末，迫於國際社會強大壓力，菲律賓軍警在美國支援下對阿布沙耶夫進行清剿，並於1998年打死了該組織創始人阿布巴卡爾.賈扎拉尼（Abdurajik Abubakar Janjalani），令該組織元氣大傷。2006年，繼任首領卡扎菲.賈扎拉尼（Khaddafy Janjalani,）死於內訌，此時“基地”因“911”事件名聲大噪，江河日下且偏處一隅的阿布扎耶夫似乎銷聲匿跡了。2015年起阿布扎耶夫和其孿生組織“毛特”再度活躍，並接連策劃了幾起綁架、殺害外國人質事件。
正如一些長期觀察這一恐怖組織的專家所指出的，阿布扎耶夫、“毛特”和其它國際恐怖組織最大的不同，是“生存第一”和“接地氣”。
所謂“生存第一”，是指他們為求自保，非常善於隨機應變。如阿布扎耶夫幾名創始人都曾在中東和阿富汗受訓，“抱”過卡扎菲和“伊斯蘭祈禱團”的粗腿，靠這兩家90年代“大勢力”一明一暗的幫忙撈到“第一桶金”，隨即在“911”後轉而宣佈效忠“基地”，從而獲得這個當時掌握全球“瓦哈比恐怖網”資源鏈的“輸血”，2014年7月，眼見“伊斯蘭國”後來居上，“阿布沙耶夫”現任首領哈比龍（Isnilon Hapilon）又立即“轉會”，弄出個“伊斯蘭國摩洛省”來。
“生存第一”的另一大要訣，是恐怖手段的靈活和綁架要求的“彈性”。這個組織實際上具有強大的活動能力，曾製造了菲律賓有史以來傷亡最嚴重的2004年2月恐怖事件（客輪爆炸，造成上百人死亡），也曾多次暴力干擾大選，甚至直接襲擊菲律賓軍警並獲勝，但他們在大多數時間裡都小心翼翼地迴避直接作戰，並避免公開喊出過於“刺激”的口號。在綁架人質時，他們“豐儉不拘”，大多數受害者是本國或周邊國家公民，而對其他國家、地區人質則往往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只要“賊不走空”就心滿意足。如自2011年12至2013年被綁架長達472天的澳大利亞人羅德威爾（Warren Rodwell'），阿布扎耶夫武裝最初威脅索要的贖金高達800萬美元，但最終收到10萬美元“工本費”後也就放人（僅佔要價1.5%）。
所謂“接地氣”，是指這個國際背景濃厚的恐怖組織在實際操作中始終遵循“本土化”原則，利用南菲律賓原蘇祿、摩洛穆斯林地區的分離主義傾向，為自己尋找生存、隱蔽和“養傷”的淵藪。為“接地氣”他們不惜改變慣用套路，在幾次大選期間高調攻擊不受當地歡迎的黨派候選人；為“接地氣”他們還“慷慨”和當地小股武裝分享綁架的“勞動所得”，令當地形成一種“綁票光榮、不綁票可恥”的“邪惡價值觀”和“恐怖食物鏈”。脫險後的羅德威爾曾回憶稱，看押他們的多是這些當地小股武裝成員，他們渾不以參與綁票勒贖和恐怖活動為不道德，甚至一名看押者稱，其未婚妻的父親親口告訴他，要麼拿出價值800美元的彩禮，要麼顯示自己擁有一支上好的M-16突擊步槍（有這個就可以“入股”參與綁票），否則休想結婚。
看到上面這些，還會覺得馬拉維的“久攻不下”和“恐怖分子越剿越多”是很奇怪的事麼？
內外“暗網”
人們最應該警惕的，是亞洲邊緣化社會騷動背後，可怕的“暗網”。
“上師”事件中僅僅由8人“A組”策劃的一次行動，就造成了偌大聲勢，使人不寒而慄，有人分析指出，長期對古爾米特姑息寬縱的莫迪這次之所以要“痛下殺手”，也正是看到了“上師力量”通過“暗網”調動總數浩大的印度邊緣人群興風作浪的巨大能量，意識到“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分析家們指出，DSS這樣的組織有充足的人手、豐厚的財力、以印度標準而言嚴密的組織和強大的行動能力，還有宛如獨立王國般的龐大領地（甚至有人斷言，在DSS大本營這樣的“小社會”真的豢養一支“私人軍隊”也不在話下），他們既然能左右選區政治，影響邦乃至印度聯邦政治格局（瘋狂的“反宰牛運動”就已露端倪），一旦願意，也隨時可能反戈一擊。
菲律賓的原教旨組織也是一樣：他們的“暗網”起家於歷史悠久的海盜行為，鞏固於阿布沙耶夫的“人質貿易”時代，時至今日已在棉蘭老島和菲律賓南部形成了盤根錯節、民匪混雜、不同組織相互滲透的“食物鏈”和“小氣候”，時機不成熟時可蟄伏消失於無形，一旦發作便直如雷霆之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暗網”有區域化、國際化的趨勢。
羅興亞人本來就是跨境民族，短短几年間，他們從被大肆渲染的所謂“手無寸鐵”，變成了今天可主動同時襲擊多個軍警目標、擁有正式組織和旗號的“武裝團體”，其背後，某些宗教性質的國際組織、組織網絡若隱若現；至於棉蘭老島的原教旨勢力，則不僅通過遍佈全球的“瓦哈比原教旨網絡體系”同時和“基地”、“伊斯蘭國”掛鉤，而且與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的原教旨勢力（如印尼的“伊斯蘭祈禱團”Jemaah Islamiyah J.I.)相互呼應，構成更大的隱憂。
哪裡有特效藥？
很遺憾，沒有。
印度“上師”問題，根源在於社會，在於龐大的邊緣人口基數，森嚴的等級制度，顢頇不適應社會變化的古老宗教，和既忽視邊緣人口、又不得不看重其選票的政黨和政治家，當然，還有廣大草根社區的貧困、落後、愚昧和閉塞，這些都不是旬日間可解決的，甚至在某些政治勢力看來“不解決比解決更有利”的，正如一些印度批評家所指出的，“上師”們“不過填補了政治家和精英們留下的空白”，只要這樣的空白存在，“上師”和“暗網”都不會失去孕育繁衍的土壤。
羅興亞人的問題是殖民時代的遺留問題，更是緬甸、孟加拉兩個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增長率更可怕的南亞、東南亞國家“人口雙爆炸”衝擊波重疊的結果。羅興亞人的“祖籍地”孟加拉國非但無力收容他們，甚至還可能有更多人加入其行列，而人口增長同樣步入快車道的緬甸佛教諸民族，臥榻之側又豈容他人酣眠？此前的幾次大騷亂，已可明顯嗅出“暗網對暗網”（佛教諸民族在政府默許甚至縱容下“以眼還眼”）的血腥氣息，而此次佛教諸民族的“自發組織”則索性充當了驅逐性報復的實際操作者和先鋒隊。在緬甸西部的羅興亞人已有數百萬之巨，而其背後則是緬甸、孟加拉兩國分屬不同民族、宗教的幾億人口，以及他們的衣食住行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羅興亞人問題就找不到根本性出路，“暗網”仍會風起雲湧，而空洞的人道主義口號也只能是隔靴搔癢。
至於菲律賓棉蘭老島，問題也是如此：棉蘭老的分離主義歷史和菲律賓共和國的歷史相伴而生，其背後則是文化衝突、地區矛盾，以及尤為突出的貧富階層對立和貧困問題突出，正是這一切造成了一個個“暗網”和五顏六色的分離運動陰魂不散、屢屢死灰復燃（並非只有“綠色”，棉蘭老島也是“紅色”和其它顏色分離武裝的淵藪），這些不解決，阿羅約式的從寬，或杜特爾特式的鐵腕，都只能是雷聲大、雨點小甚至無，這正應了成都武侯祠那副著名對聯裡的話——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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