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所有中國讀者而言，魯迅這個名字一定都不會陌生，但我們如何跳出這個時代，從魯迅當時所處的時代語境下來更真實地看待魯迅？或許我們可以看看當代著名學者林賢治筆下的魯迅。
他曾寫下過“一個人的魯迅”系列四部曲，從魯迅的出生，點點滴滴地一直談到他的逝世。他說魯迅是一個叛逆者、復仇的戰士、舉火把的人、無政府主義者、鄉土詩人、守夜者、真正的知識分子，是“一個從無愛的人間走來的人，一個向墳的過客，一個揹負了巨大的虛無，卻執著地挑戰死亡的人”。
近日，林賢治評註《魯迅選集》系列又將在廣西師大社結集出版，這是林賢治評註魯迅選集系列的一套書籍，精選魯迅一生中的生活舊照、書影、手稿、信件，對魯迅的散文、散文詩、詩、書信、小說、雜感均進行了細細評註。
林賢治不僅對魯迅在當時所處的時代語境下的話語做了解釋性的分析，還呈現了更多元的魯迅——不只有橫眉冷對的樣子，還有著健全的理性和豐富的情感，以及對中國“人”的生存方式、人際關係及人生價值、命運有著最深刻的觀察與把握。
林賢治筆下的魯迅
本文節選自《魯迅選集》，標題系編者添加
魯迅的散文
魯迅散文的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自我經驗的表現。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現在魯迅散文中有三種不同的方式：一是個人回憶錄，收入《朝花夕拾》裡的文字，基本是按照個人生命史的線索，有組織地進行敘述的。這類文字，使用的是直敘和白描手法，形象的再現非常生動。
然而，在由個人貫穿起來的若干個小小的鏡面裡，我們仍然可以從中窺見民間的形相，迅速而又遲緩地變動著的時代的面影。像《無常》中的迎神賽會，《二十四孝圖》和《五猖會》中的舊式兒童教育，《瑣記》中的《天演論》出版前後的知識社會氛圍，《範愛農》中的革命的降臨與終結，都因為個人的介入而表現得特別真切。
魯迅在景雲裡寓所。1928年3月16日
第二類是紀念和悼亡的文字。比較《朝花夕拾》，這類文字的重心明顯地從自我轉向他人——久居於作者心中的敬愛者與摯愛者。《記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記念》《憶韋素園君》《憶劉半農君》《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是其中的名篇。魯迅對人物的評價，並不限於道德文章本身；他總是不忘把他們置放到歷史的大背景下，從改革和進步的視角切入，來看待各自的缺失或貢獻，憎愛分明，且極有分寸感。
這裡僅以《憶劉半農君》的結尾為例，他寫道：“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因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他的為戰士，即使‘淺’罷，卻於中國更為有益。我願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免使一群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屍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明澈，婉轉，博大，深沉。這部分文字，最充分地體現了作為戰士者魯迅的健全的理性和豐富的情感，是他的散文中以大提琴演奏的最具抒情的華章。
第三類既非個人回憶，也非回憶他人，但又與此種種相關，還夾雜了許多別樣的材料，而統一於作者即時的感悟。作者題為“夜記”者，蓋屬於這個部分。所謂“夜記”，魯迅在一篇文章的附記裡說是“將偶然的感想在燈下記出”的那種“隨隨便便，看起來不大頭痛的文章”。
《為了忘卻的紀念》手稿
大約“夜記”是介於散文與雜感之間的一種特殊品類，不同於正宗的散文，是由於它的雜；而不同於一般的雜感，則又因為它多少與自我的經歷相關。《怎麼寫》如此，《在鐘樓上》如此，《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也如此，連後來的《阿金》《我要騙人》《“這也是生活”……》《女吊》《死》也無不如此。這裡有紀實，有時評；有生活，有哲學；有激憤，有幽默；有生之熱情，又有對死的譏嘲。恰如一面大海，波譎雲詭，吐納萬物而變幻莫測。這就是一個天才作家的創造力。
魯迅寫作散文，大抵處在激戰或大病過後，或者經過一場劫難之後的精神休整時期。因此，相對獲得一種“痛定”的閒靜，有了抒情的餘裕。他的散文是特別富於抒情氣質的。這種情感，比較雜文的戰鬥豪情，偏於綿長、凝重和深沉，顯示了精神淵深的方面。在大體上完成小說創作之後，他的寂寞感，內心深處的某種傾訴的慾望，多借了散文和通信的形式流露出來。擴大一點說，其實通信也是散文。唯是在他作著平靜的敘述時，卻因時時翻動的記憶而恩仇交迸，於是在柔腸中乃見俠骨的突暴的鋒稜。
魯迅的小說
說到魯迅小說的藝術，可以說，他沒有太多的花樣，相反是突出的簡潔。不同於思想道德方面的叛逆，在審美方面，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多少還表現出一種親密感。他的敘述語言，總是文白夾雜，堅持不肯徹底白話化，或者歐化，像瞿秋白、茅盾、徐志摩等人那樣。由於白話尚未發展成熟，他寧可求助於傳統，以保留豐富的表現力。首先是語調，其次是文字的節省問題。
他在《我怎樣做起小說來》（1933） 一文中說：“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在答《北斗》雜誌社問時還談道：“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可做小說的材料縮成sketch，決不將sketch 材料拉成小說。”
魯迅設計的《吶喊》封面
關於人物，他並沒有太多地在性格刻畫方面用力；也許，這同中國人的個性缺乏有關，但是首先跟他的關切點有關。這是一個有著十分明確的“問題意識”的作家。由於他重視的是人的精神狀態，因此，他根本不像一般作家那樣斤斤於性格描寫的技巧，甚至可以說，他的小說人物多是“類型化”的。在現實主義理論中，“類型”比起“典型”明顯屬於較低層次，但是在魯迅的意識中，首先需要彰顯的是思想革命——所謂“遵命文學”之“命”——的意義，社會學的意義，其次才是美學的意義。由於這類型別具象徵的意味，形而上的意味，因此不是現實主義理論可以規範的。這些類型化人物，遊移於故事與寓言、寫實與抽象之間，在現實主義文學畫廊中明顯地屬於異類。是他戛戛獨造的富於思想文化內涵的系列形象：“精神形象”。
1935年魯迅攝於大陸新村寓所附近
他特別重視人物與周圍環境的關係，往往從人物的位置和關係的變化中展示命運的殘酷性。其中，他說最儉省的方法是畫眼睛。在《祝福》裡，是直接畫祥林嫂的眼睛。在《阿Q 正傳》裡，安排阿Q 畫圓圈，其實也是畫眼睛。《白光》的結尾寫科舉失敗後投水的陳士成“十個指甲裡都滿嵌著河底泥”，同樣是點睛之筆。在魯迅小說中存在著許多這類形象鮮明、內涵豐富的細節。所以，美國學者威廉 · 萊爾總結說，魯迅在語言使用方面有著“斯巴達的傾向”。
魯迅小說在情節結構和人物設置方面，對比是明顯的。夏濟安指出，他的修辭力量大多來自強烈的對比：光明與黑暗，沉睡與覺醒，吃人者與被吃者，人和鬼，先覺者和庸眾，戰士和周圍的敵對勢力，站在叛逆者一邊的和壓迫毀滅他的人。這種對比結構，在魯迅那裡，是真實存在著的社會歷史結構。他的對立思維或逆向思維，其實緣此現實政治而來。
在小說中，他通過反語技巧的使用，天才地表現了對立方面固有的和潛隱的衝突。這裡有情境性反語，也有描述性反語，尤其前者，在傳統小說中是極少見的。周作人認為，魯迅的反語技巧是接受了果戈理、顯克維支、夏目漱石等人影響的結果；實際上，個人創造是主要的，這在《故事新編》中有著特別富於個人風格的表現。反史詩，反神話，反“絕對的過去”，如此集中的解構的主題固然前所未有，而其中的互文性、隱喻、幽默、反諷等技法的嫻熟，同樣無人可以追隨。反語在魯迅小說中是一個大系統，夏濟安稱為“ 偉大的‘熔合體’”，充滿內在張力。在這中間，不但有著光明和黑暗的輪廓分明的對峙，而且滿布著不斷遊移變化著的灰色的影子群。
詩意的創造，也是魯迅小說的一個顯著的特徵。《狂人日記》《明天》《故鄉》《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等都是極富詩意的。他利用詩意的情感性、氛圍性、象徵性和多義性，創造他的小說美學。比較一般的作家，他多出一個潛意識世界，夢的世界。他耽於其中，因此，他的作品既有官能的純粹性，被折磨的肉體氣息，又有玄學的神秘幽深；內面世界與外部表現之差，在這裡被詩意給消融了。
從美學風格來說，本土遺產中只有李賀的病態的想象約略相似，明顯地，他是從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阿爾志跋綏夫、安特萊夫以及迦爾洵那裡獲取了更多的資源。伍爾芙在比較俄英兩國文學時指出，俄國人對靈魂和內心有著深刻的理解，說：“我們從所有俄國大作家身上都可以看到聖潔品質的特徵。正是他們這種聖潔的品德，使我們為自己的沒有靈魂的天真品質而感到羞愧，並且使我們如此赫赫聞名的小說家們變得虛飾和欺騙。”同時又指出：“深深的憂傷，是俄國人的典型特徵，正是這個特徵創造了他們的文學。”魯迅的小說是有靈魂的小說，他的憂憤極為深廣。因此中國古典小說中的那類因果報應，道德說教，道教的出世哲學，儒教的英雄主義，還有名士氣和市民氣的混合物，“大團圓”等，完全與這個異類作家無緣。若論知識譜系，他是與俄國作家更親近的。
魯迅的雜感
中國現代雜文史是同魯迅的名字連在一起的。許許多多用於批評的、駁難的、諷刺的文字，常常被稱為“魯迅風”。事實上，魯迅的雜文是無法仿製的，他明顯地帶有個人天才創造的特徵。不問而知，魯迅雜文的首要特點是它的批判性、思想主動性、直接性。他對雜文的要求是“感應的神經，攻守的手足”，這種對社會上日常事變的敏感，來自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批判立場；這一根本立場不可能屬於單一組織或團體的，而是人類的、社會的、民間的，但又是全然立足於個人的。
惟其是個人的批判立場，才能始終保持一種獨立性，並藉此與強權者相對抗。瞿秋白說魯迅的雜感是一種“社會論文”，“戰鬥的‘阜利通’”，但是必須看到，魯迅的戰鬥是個人性的，他的雜文不僅僅表現為觀念和理論上的鬥爭，而且有著靈魂的搏戰，因此獲得一種自覺的“荒涼和粗糙”，那為他所不懼憚也不想遮蓋的“風沙中的瘢痕”。
魯迅50歲生辰紀念，史沫特萊攝
其次是互文性。魯迅雜文的材料來源十分豐富，從神話傳說、文史知識、社會新聞、個人瑣事，直至身體語言，由“面子”、頭髮、鬍鬚、牙齒而腰臀、膝蓋、小腳，簡直無所不包。我們說魯迅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作家，卻並非是那類羅列知識的博學家；所有這些知識材料，在他那裡都因戰鬥的調遣而作著十分機敏的處理。文本性、副文本性、超文本性，材料的交互作用，在魯迅雜文中蔚為奇觀，形成一個龐大而幻變的互動系統。我們注意到，魯迅視“正史”為偽史而常常使用野史、筆記的材料；還應當看到，他充分利用了現代傳媒相對發達的條件，即利用新聞和雜聞的材料進行寫作。
1936年魯迅與內山完造、山本實彥攝於上海新月亭
尤其雜聞，那種無法分類、不合規則、沒有條理、荒誕離奇竟或平淡無奇的事件，是魯迅所重視的。當他一旦從某個邊緣地帶和反常狀態中發現了它們，便迅即發掘那裡的觸及人類深層狀態的隱匿的潛力，揭示控制人類生存的公開或神秘的法則，總之力求突出其否定的本質。同野史、筆記的“反歷史”（Contre-histoire）的使用一樣，魯迅對於新聞和雜聞的使用，將駁雜的材料在秩序的顛覆與重建中交織到一起，目的則在於反現實。
《魯迅選集》
著者：林賢治
林賢治評註“魯迅選集”系列經廣西師大出版社修訂再版，全新精裝版面世。
附精彩前插，精選魯迅一生中的生活舊照、書影、手稿、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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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別走，嘮會嗑
你眼裡的魯迅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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