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下旬，是廣州小學學位申請的日子，普遍晚婚晚育的80後，這兩年也開始為上小學擠破頭。
上圖中是廣州一所普通小學入學學位的報名申請現場，該小學今年開8個班，每個班48個學生，共384個學位。2016年以前每個班是45人，從去年開始已經“加塞”到48人。今年網上報名的時候，戶籍生有330多人，一手樓業主（學位房）100多人，單是這兩個群體，就已經超過了總學位數至少50人，其他符合積分入學等條件的家長和孩子，更加是隻能等候教育部門的調配安排了。
坐在教室裡等候叫號的家長們，無不忐忑焦慮。這幾乎是許多80後家長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孩子的命運要靠“抽籤”來決定的巨大壓力。
為了預防由於家長們因焦慮而導致現場秩序混亂，教室的投影儀上還特地提醒，報名先後順序與“入學”毫無關係。身臨其境，最能切身感受到彼得·德魯克在《管理的使命、責任、務實》一書中所寫下的那段令人發毛的話：
彼得·德魯克所觀察的是美國的大學，而在中國發達城市，小學已經事實上擁有了這種“生殺予奪”的大權。所以家長們中間總是能流傳著許多無奈的和老師之間的故事，比如有個老師要做個自己彙報的ppt，群裡一說，立馬有家長自告奮勇去幫忙；老師可以隨時徵調家長們所擁有的不同資源等等。
而聞櫻桃醉認為，這一切發生的一個客觀原因，是人口的持續大遷徙。
以70後、80後為主要代表的人口大遷徙，具有和以前大不相同的一些特質。比如留守兒童實際上減少了，更多的70後、80後都割捨不下這種骨肉之情，同時再加上收入、生活條件的改善，都盡其所能地把孩子帶在身邊（同時也由於大學擴招，70後、80後普遍的學歷都提高了，遷徙的目標基本是長期性或者說終生性的了）。所以這些年，關於“小候鳥”的新聞報道也減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大城市的上學難。
與此同時發生的，是許多貧窮落後地區年輕人的劇集減少和學校的兼併廢置。
聞櫻桃醉的老家在雲南一個經濟落後的縣裡，這幾年發生了一些在以前看來不可思議的事情。
其中一件是老家所在的村子，2017年曾試圖開辦一個幼兒班，但最終只招收到3名兒童，導致無法開辦。
另一件是鎮上原本有兩所中學，我讀書的時候，每個中學一個年級要開五個班，而現在兩所中學既然合併成一個了。特別令我們意外的是，由於教師資源富餘，我們當年的英語老師因沒幾年就要退休，實在沒地方安置，就安排到鎮一中的大門保安室值班，但待遇不變。我當年的小學班主任，原本是教數學的，現在改教體育，每天下午一節課，上完45分鐘就下班了。
被合併掉的鎮二中改為小學，為了確保生源，現在各村的小學生，在村裡上完四年級，就送到鎮上去住校讀五年級和六年級。我曾近去韶關始興下面的一個村莊看過，看起來還挺新，蓋得十分氣派的小學，已經空置多年。（在老家的親戚們經常提到的，是村裡小夥子討媳婦難，說現在走在村裡，很少能夠碰到20來歲的女孩子，都不知道全跑到哪兒去了。村裡小夥子想找個相親對象都難。）
一線大城市為上學擠破頭和農村教學資源的閒置，如此鮮明的對比，活生生勾勒出一副最近十餘年的人口大遷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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