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說，信託是指委託人基於對受託人的信任，將財產交給受託人打理，以實現財產的保值增值（或其它目的）。
按照這個定義的話，信託公司正常的業務邏輯應該是：投資人將自己的錢放心交給信託公司，然後信託公司依據自己的專業能力為投資人理財，表現形式為信託公司先發行產品（或接受客戶的委託）募集資金，然後進行資產配置。這樣的信託，我們可以稱之為“正向信託”。
而目前國內信託公司大多數業務的方向則是相反的，我們稱之為“反向信託”，即先找好擬投資的資產，然後為資產去募集匹配的資金，在信託實務中表現為：某個企業想融資了，找到信託公司，企業拿資產做抵押或者引入擔保，信託公司則根據企業情況“量身打造”融資方案，然後向投資人發售信託產品募集資金。
二者的區別在於：正向信託是以投資人為出發點和關注點，而反向信託的出發點和關注點為融資方。
是什麼造成了信託在中國的基因變異呢？這還要從“紅色資本家”榮毅仁說起。
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希望榮毅仁出山，藉助榮氏家族在海外的影響力，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引進急需的資金和技術。榮毅仁對“信託”有一定的瞭解，並且當時人民銀行派出一個工作組出國考察歸來，也認為設立一家“信託投資公司”，能夠承載引進國外資金和技術，參與國內經濟建設的諸多功能。在這樣的背景下，榮毅仁主導了新中國首家信託公司的設立。
1979年10月，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在北京成立，這標誌著中國信託業的正式恢復（民國時代中國的信託業一度就非常繁榮）。隨後，各地區、部門也紛紛自行組建各種形式的信託投資公司。在銀行之外又迅速形成了以融通資金、促進地方經濟和部門經濟發展的另一類型的金融機構。
因此，信託投資公司在彼時的實際功能定位主要為：第一，作為金融市場化改革的試驗田；第二，作為國家及地方引進外資的窗口；第三，扮演銀行之外的金融領域的拾遺補缺者的角色。這樣的功能定位導致信託公司在彼時形成了所謂“金融百貨公司”的業務模式，以及與之相對應的產品體系。在這個金融百貨公司中，凡是銀行不能經營，或者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尚未經營的金融業務，或者具有改革試驗性質的金融創新，都被放進信託公司的業務攬筐中。
信託在早期的主要功能定位就是為了在傳統金融體系之外為企業提供融資，這種業務慣性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同時，這種反向信託也是與目前國內金融發展階段相關的，它與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有關，也與利率非市場化下企業融資難有關。
我國信託公司當前的主營業務集中於為產業發展及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融資服務，這樣的模式與19世紀60-70年代的美國以及20世紀70-80年代的日本較為相似。美國在南北戰爭後，信託作為融通資金的有效手段，廣泛運用於鐵路建設、礦山開採等領域，取得了異常迅猛的發展。20世紀70-80年代，日本處於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各種投融資需求非常旺盛，信託貸款作為一種提供長期穩定資金的手段，同樣發揮了非常重要的歷史作用。
但是，單獨依靠資金融通這一信託職能來支撐一國信託行業發展的模式，如今在全球其他國家已不常見。國外信託業發揮的職能，更多體現在資金融通以外的領域，比如財富管理、遺產繼承、公益和社會事務管理，這也是中國未來正向信託發展的方向。
在國外，反向信託如今已難覓蹤跡，特別是英美等信託發達國家，信託的正向功能早已融入了民眾的血液。著名律師皮埃爾•萊伯勒，曾對信託制度有過如下精彩的描述：“信託在整個人類為了自我生存所付出的各種努力中，無處不在：夢想和平、開創商業帝國、扼殺競爭或升入天堂、埋下仇恨的種子或樂善好施、熱愛家庭或爭奪遺產。
人類在進行所有這些活動時，有的衣著華麗、有的衣衫襤褸、有的頭戴神聖的皇冠、有的邊走路邊露嘴傻笑。信託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守護天使，冷漠地、無所不在地陪伴著他們，從搖籃到墳墓。”
確實，信託這一特殊的法律制度在人類生產和生活中發揮著難以估量的作用，以至於美國信託法專家斯考特宣稱：“信託的應用範圍可以和人類的想象力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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