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老學醫的過程也是艱難的，曲折的，更是動人的。在嶽老學醫之初，是從張錫純的《醫學衷中參西錄》入手的。張錫純此書後人評價是中醫近代最可師法之書，但入門就學這個，還是會有一些曲折的。之後，嶽老輾轉學習吳鞠通、王孟英等人的溫熱著作。用之臨床，同樣發現效失參半，不甚滿意。於是又重讀《傷寒論》《金匱要略》，從此，用之臨床，得心應手，能夠治療疑難雜症，也因此堅定了對中醫的信仰。之後，又閱讀了《千金》《外臺》等書，覺得其中精華，也是祛疾利器。嶽老回憶1936年在山東那段時間，為了門面，生搬硬套學了一陣中西匯通，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療效不僅沒有提高，反而下降了。這是為什麼呢？這正是“邯鄲學步，失其固封”。在此之後，歷經三個月的沉思，終於認識到：“人是精神的不是機械的，病是整個的不是局部的。”這一點靈光，竟終身受益。
嶽老在回憶他學習第一階段的後幾年，逐漸發現偏執古方存在諸多弊端。一是臨床遇到的疾病多，而所持的方法少，少不了窮於應付、不能泛應曲當的感受。另外一方面也認為經方偏於溫補，如果對證候認識不清，同樣會導致病隨藥變的局面。寒熱溫涼，一有所偏，在偏離病證、造成失誤的後果上是一致的。所以在治病處方時，要拋開成見，否則就會有一塵眯目而四方易位。嶽老在這個基礎上得出一條心得：不守城府，因人因證因時因地制宜，度長短，選方藥，才能不偏不倚，恰中病機。這的確是肺腑之言。
1950年在唐山，遇見了孫旭初等同仁切磋中醫心得，這種心得交流，猶如高手過招，由此悟出的都是高招。那時，嶽老認為：“僅學《傷寒》，易涉於粗疏，只學溫熱，易涉於輕淡；粗疏常致僨事，輕淡每流於敷衍。應當是學古方而能入細，學時方而能務實；入細則能理複雜紛亂之繁，務實則能舉沉寒痼疾之重。從臨床療效方面總結，治重病大證，要注重選用經方；治脾胃病，李東垣方較好；治溫熱及小病輕病，葉派時方細密可取。”這一些認識，要是沒有經歷過反覆的讀經典、做臨床，是得不出如此重磅的臨床心得的。
1954年前後，嶽老學醫三十年了，這時涉獵了一些唯物辯證法的著作，對中醫治病有了新的認識。學術水平也一日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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