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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廣網北京8月15日消息（記者高藝寧）在前駐德國大使梅兆榮家中，珍藏著許多張照片。從新中國領導人的首席德語翻譯，到外交部西歐司司長，到擔任9年中國駐德國特命全權大使，再到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這些照片紀錄了梅兆榮半個多世紀的外交生涯中最為珍貴的時刻。
“我是新中國一手培養，在黨的教育和老一代革命家言傳身教的薰陶下，在實際工作的磨鍊中，和共和國一起成長的外交戰士。”在接受記者專訪時，梅兆榮這樣評價自己。他常說，外交不是一般謀生的職業，它是為國家、為人民的利益獻身的崇高事業。
作為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外交的見證者和親歷者，梅兆榮與每一代外交工作者一道，鋪就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波瀾壯闊的歷史征程。
前駐德國大使梅兆榮接受記者專訪。（央廣網記者 石昊鑫 攝）
從“一句德語都不會”到領導人首席德語翻譯
1950年，梅兆榮還是一個出身貧寒的農家娃。在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中，梅兆榮響應祖國號召，懷著對革命事業的樸素感情，報名參加了軍事幹部學校。“那個時候我們唱著‘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唱著‘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便踏上了革命征途。”
梅兆榮那時候沒想到，立志從軍的他，兜兜轉轉，變成了“文裝的解放軍”。在北外學習3年英語後，1953年，19歲的梅兆榮獲得新中國成立後首批公派留學德國的寶貴機會。
臨行前，梅兆榮和同批留學東歐的學生們一起，參加了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的歡送會。“當時周恩來總理和劉少奇副主席給我們講話，原話我記不太清了，但歸結成一句話：牢記使命，學成歸來，為國服務。”
那個時候，外交工作在梅兆榮心中還只是一個模糊印象，但他隱隱約約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是跟外交事業結合在一起了。
1953年，梅兆榮獲得新中國成立後首批公派留學德國的寶貴機會。（資料圖）
“剛到德國的時候，我對德語一竅不通，一個字母都不會。上文學課時，更是一句話也聽不懂。”梅兆榮還記得在德國的第一年，學習德語就像嬰兒牙牙學語般困難。整整三年，他每天挑燈夜讀，不敢有絲毫鬆懈。
1956年，梅兆榮被選到中國駐東德（民主德國）大使館做翻譯。為彌補先天不足，梅兆榮在工作之餘拼命自學。走在馬路上，哪怕只是看到一句標語，他都要嘗試用中文翻譯出來。即使在看電影時，梅兆榮也沒有片刻放鬆。“經常有人看到我像發瘋似地一直點頭，嘴皮子不停在動，實際上我在嘗試根據電影情境，模擬同聲傳譯。”
1959年1月，東德一個黨政代表團訪問中國，梅兆榮第一次有了給毛澤東做翻譯的機會。“那時候我的心裡直打鼓，從來沒給中央領導做過翻譯，更何況是毛主席，不可想象！怕完不成任務，擔不起責任。”
毛主席說話言簡意賅，他的湖南口音更為翻譯工作增加了難度。“記得毛主席在講話中提到‘反右鬥爭’，引用了成語‘引蛇出洞’。我當時一下愣住了，但很快反應過來，根據字面意思翻譯成了‘把蛇從洞裡引出來，然後再打’，基本符合原意。”
用梅兆榮的話說，那一次他是“涉險過關”，但也正是從那時起，梅兆榮開始逐漸被確定為副總理級以上領導人的首席德語翻譯。
梅兆榮向記者介紹為中央領導人做翻譯的經歷。（央廣網記者 石昊鑫 攝 ）
唯一見證柏林牆建立和倒塌的中國外交官
多年的駐德經歷中，梅兆榮見證了許多重要歷史時刻。70年代初，隨著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以及西德（聯邦德國）同蘇聯東歐關係逐步正常化，為中德（聯邦德國）建交創造了有利條件。1972年8月12日，我駐東德（民主德國）使館收到外交部指示：授權王殊為中德（聯邦德國）談判全權代表；調派外交官梅兆榮從東柏林赴波恩，協助談判事宜。
為了避免外來干擾，一切準備工作都是秘密進行的。8月17日上午，梅兆榮偕機要員和報務員，攜400斤重的電臺設備，乘一輛小麵包車悄悄駛入西柏林機場。此時，一位西裝革履的老人出現了，他年過半百，拄著一根“文明棍”，頭帶禮帽，手拿一份《每日鏡報》，看起來十分神秘。這位紳士模樣的老人正是德國外交部禮賓司使團科科長倫茨，看到梅兆榮手裡也拿著一份《每日鏡報》，這才與梅兆榮一行“接上了頭”。
抵達波恩當天，報務員買了幾根竹竿，在屋頂上架起天線，傍晚成功同北京接通聯絡。機要員在閣樓裡支起了黑布小帳篷，便於起草密電和譯電，防止竊照。次日，歷時一個多月的中德（聯邦德國）建交談判開始了。
“支持德國統一是我們的一貫立場，這在所有大國中，中國是獨此一家。聯邦德國也從未與臺灣建立官方關係，這為中德（聯邦德國）建交奠定了重要基礎。”梅兆榮告訴記者。
1972年，梅兆榮（左二）參加中德（聯邦德國）建交談判。（資料圖）
梅兆榮是唯一見證了柏林牆建立和倒塌的中國外交官。1961年，柏林牆開建時，梅兆榮在中國駐東德使館工作；1989年柏林牆倒塌時，他正好任中國駐西德大使。他也由此從中國駐西德最後一任大使，成為德國統一後的首任中國駐德大使。
1989年，迫於國內外百姓壓力，東德內部做出決定，將有序開放東西柏林邊界。11月9日下午，大柏林市委書記沙博夫斯基正在舉行記者招待會，突然有人給他遞了一個條子，他拿起來直接宣佈：我們決定要開放柏林牆。
現場頓時騷動了起來。有記者問，什麼時候開放？他沒有多想，回答：現在就開始吧。
一席話隨即通過廣播和電視直播了出去。東德百姓聽後，立刻拼命往邊境跑去，場面一下子不可收拾。“嚴格地說，柏林牆不是自己倒塌的，而是被推倒的。”梅兆榮說，柏林牆的倒塌，意味著東西德的統一不可阻擋，德國統一也成為歐洲局勢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作為外交官，必須要有擔當！”
由於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發展階段等方面迥然不同，中德兩國間出現矛盾和分歧在所難免。在梅兆榮擔任中國駐德大使的9年裡，經歷了諸多驚心動魄的時刻。他也憑著堅定的政治定力、卓越的專業素質和豐富的實戰經驗沉著應對了中德關係中一系列突發事件和嚴峻挑戰。
1992年底至1993年初，梅兆榮為阻止“德國售臺十艘潛艇”向德國政府進行了嚴正交涉，並對德國政經界做了大量工作。
“我們首先從法理上跟他們鬥，一個同中國建交的國家，為分裂出去的臺灣提供武器，這一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不僅破壞了海峽兩岸和平，更破壞了中德關係的政治基礎。在經濟上，我們也施壓，如果向臺灣出售武器，將失去廣闊的中國市場。我們還明確表示，不僅將對賣潛艇的船廠進行制裁，所有德國企業也會跟著‘遭殃’。此外，德國公開宣佈的不向爭議地區提供武器的既定政策，也就不可信了。我們進一步指出，中國一貫支持德國統一，你們如果過河拆橋，在實現自己國家統一後分裂中國，中國人民將絕不接受！”
經過三個月的嚴正交涉和法理鬥爭，最終，德國聯邦安全委員會做出原則性決定，不允許向臺灣出售任何武器，這一決定長期有效。“在任何情況下，對於外交官來說，領土主權、國家統一、國家安全等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不可觸動，必須以最堅決的態度加以維護。”梅兆榮說。
梅兆榮任駐德國大使期間的工作場景。（資料圖）
“我們不是來聽你們民主說教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這是2009年，梅兆榮在法蘭克福書展期間，用德語臨場發表的一段講話，這番話贏得了現場包括德國聽眾的熱烈掌聲。
這是中國首次以主賓國身份參加法蘭克福國際書展。面對德方違反議程，讓不同政見者登臺發表反華言論的不當行為，梅兆榮當機立斷，帶頭離開現場表示抗議。最終，書展主辦方按我方要求進行了公開道歉。
“那個時候，我坐在第一排，人家當著面貶低你，欺負你，作為一箇中國人，不做一點表態，像什麼話？！在這種情況之下，作為外交官，必須要有擔當！”
“周總理說，外交官是‘文裝的解放軍’，也要隨時為‘打仗’做準備。”在梅兆榮看來，外交工作是複雜尖銳的鬥爭，是為國家、為人民利益獻身的崇高事業，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
把生命獻給黨的事業
在公眾眼中，外交官是國家形象的代表，然而，在光鮮的表象下，外交工作的艱苦卻遠超常人想象。在國外，外交官不僅要隨時面對各種困境，忍受常年漂泊在外的孤獨，即使在國內，隨時遇到突發狀況，也要立刻離開家。
“外交使命責任重於泰山。”梅兆榮坦言，有時沒法顧忌太多，就把家庭拋在了身後。在早期通信工具不發達的時候，梅兆榮同父母的聯繫只能靠信使隊送信，一個季度只能發一次，一封信寄出，大概要三個月才能送到。
“現在普通外交官一年半可以回國一次，我們最初去的那時候，五年才能回來一次。”直到1958年底，梅兆榮才有了第一次回國休假的機會，而距離他離開家，已有8年時間。“回來的時候，我家鄉話也不會講了，回到家裡，小妹妹已經8歲了，從沒見過我，一看見我就哭了，以為是陌生人。”
2004年4月，梅兆榮獲德國聯邦總統授予的“星級大十字勳章”。（資料圖）
任駐德大使期間，梅兆榮的一天通常是從早晨7點開始的，到晚上12點前，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我們使館那時有100多號人，作為使館的‘當家人’，各部門的要事都要向我請示。特別是遇到突發事件，精神高度緊張，要做各種應對準備。”梅兆榮告訴記者，作為前線的“哨兵”，外交官要時刻關注情況變化，及時向國內報告，提出有效建議。“中央有指示，就要全力以赴貫徹落實，不分白天黑夜，把事情幹完才算數。”
無數艱難的時刻，打磨出了外交官的堅毅品格。“入黨誓詞裡說，要準備把自己的生命獻給黨的事業。有了這種精神準備，再多困難也能挺得住。”梅兆榮說。
梅兆榮向記者介紹外交官不為人知的“甘苦”。（央廣網記者 石昊鑫 攝）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探索之路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百廢待興，與國外相比，“落後”是一頂“長期脫不掉的帽子”。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梅兆榮跟隨中央高級政府代表團，到西歐五國考察，借鑑先進發展經驗。
“在德國，我們看到萊茵河上的車船來來往往，一片繁忙景象。而當時相當於萊茵河18倍水量的長江，利用率卻只有2%。”考察期間，梅兆榮看到，在丹麥，一年農產品的收入可以養活全國人口兩年；在資源貧困的瑞士，靠著手錶等精密機械生意，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國外的發展經驗給了我們很多啟發，中國要改革，要開放，要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的發展速度之快，值得國人自豪！”回顧過去，梅兆榮不禁感嘆。40年來，伴隨著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歷程，中國外交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發生了深刻的、歷史性的變化，參與全球治理的廣度和深度大大增強。中國正從努力適應全球化發展的跟跑者，日益成為全球治理的貢獻者和推動者。“一帶一路”倡議、“16+1合作”，建立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倡議和中國方案正逐漸改變世界。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加速推進，中歐關係更為密切。中歐班列的開通，讓包括德國在內的14個沿線歐洲國家，感受到了大實惠。“未來中歐關係發展前景巨大。相信通過努力，歐洲國家可以成為我國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穩定的合作伙伴。”
回望過去，改革開放為中國外交事業帶來了騰飛。展望未來，梅兆榮認為，進一步擴大開放是必由之路。“我們必須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但開放也不能一步到位，必須根據中國國情一步一個腳印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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