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六年至十年（1856—1860年），英法兩國為進一步擴大在華殖民特權，在俄美支持下發動了第二次侵華戰爭。英國先是借“亞羅號事件”進攻廣州，遭到廣州人民的反抗而不果；隨後法國借“馬神甫事件”與英國聯合侵華，攻陷廣州。次年，英法聯軍擴大侵華戰爭, 攻陷大沽口，逼迫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兩年後，再度入侵津、京，火燒圓明園，迫使清政府投降，簽訂《北京條約》。沙俄趁火打劫，割去中國東北大片領土。儘管中國愛國軍民英勇抗敵並取得一些局部作戰的勝利，但由於清政府採取“息兵為要”的方針，不敢發動和依靠群眾抗擊侵略者，加上清軍武器裝備落後，作戰方法笨拙 ，導致中國再次戰敗。不平等條約中有關內陸通商、鴉片貿易合法化、子口半稅、海關主權喪失等內容，使中國的主權獨立和經濟利益遭到比第一次鴉片戰爭更為嚴重的損害，進一步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此後，中外反動勢力互相勾結，聯合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運動。戰爭引發了統治階級內部的分化，中國封建統治集團在敵人打拉結合的侵略政策下，與外國侵略者勾結，出現了中外“合作”的新格局。部分官僚主導的洋務運動也由此起步，向資本主義的方向緩慢行進。
兩廣總督葉名琛（1807—1859年 )，字昆臣，湖北漢陽（今武漢）人。咸豐二年（1852年)，鎮壓淩十八起義，升為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兩年後，接受英、法 、美侵略者的軍火接濟，鎮壓廣東天地會起義。咸豐七年，對進犯廣州的英法聯軍採取不抵抗政策，廣州城陷，被浮。後被英國囚禁，死於印度加爾各答。
這是咸豐八年（1858年)，英法聯軍的艦隊侵犯天津內河的情景。
英法聯軍非要親自遞交國書，咸豐帝派去負責交涉的大學士桂良上奏：英國副公使李泰國聲稱必須允諾公使駐京，方可以在天津議事，否則就帶兵迸京。桂良在奏摺中委婉地表示：自己知道咸豐帝不同意外國公使駐京，但英法“槍炮迅利，兵勇莫當”，要求咸豐帝下旨明確解決之道。
二天後，桂良再次上奏，聲稱“夷酋”“允此則尚能聽命,不允即為所欲為”，表白自己“智窮力竭”，催咸豐帝早拿主意。
咸豐八年（1858年)，清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分別與英法兩國代表額爾金、葛羅簽訂《中英天津條約》和《中法天津條約》。
條約56款，另附專條。規定：外國公使可以進駐北京，可以在通商口岸設領事館；增開牛莊、登州、臺灣、潮州、瓊州、漢口、九江、鎮江、南京為通商口岸；英國教士自由傳教，英國人可以在中國內地遊歷、經商，在通商口岸租房、蓋房，設立教堂、醫院，修訂關稅，確定領事裁判權和片面的最惠國待遇。
此為《中英天津條約》的補充條款。又稱《中英通商章程》。鹹 豐八年（1858年)，清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與英國全權代表額爾金在上海簽訂，共10款 ，附有《海關稅則》。主要內容為：（1)海關聘用英人幫辦稅務。（2)海關對進出口貨一律按時價值百抽五徵稅。（3) 洋貨運銷內地或英商從內地收購土貨出口，只納子口稅百分之二點五，不再納厘金稅。(4)鴉片准許進口貿易，每百斤納進口稅銀三十兩。
咸豐八年（1858年)，沙俄乘英法聯軍攻陷大沽，進逼津、京之際，以調停為名，由清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與俄國駐華公使普提雅廷在天津簽訂。共12款。主要內容為：（1)俄國得在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臺南)、瓊州等七處口岸通商，並停泊兵船；若別國在沿海增開口岸，準俄國一律照辦。（2)俄國得在原定中國陸路通商地點擴大貿易，對俄國“商人數目及所帶貨物並本銀多寡”，不加限制。（3)俄國得在中國各通商口岸設立領事館，在華俄國人享有領事裁判權。（4)俄國東正教教士得入內地自由傳教。（5)中俄兩國查勘“從前未經定明邊界”。（6)享有片面最惠國待遇。
欽差大臣載垣等在奏摺中報告：“辰刻，該夷吧嗄哩復到奴才等行寓，欲知照僧格林;心將張家灣之兵撤退，情詞尤為桀騖。詢以國書之事，則堅稱仍欲親遞。奴才等復加嚴詰，該夷惟稱，不遞國書，即是中國不願和好。掉頭不顧，驟馬逃去。奴才等以該夷狂悖至此，撫局斷無可議，當即知照僧格林沁將該夷截拿。頃接探報，知吧嗄哩業已就擒，大兵亦已開仗獲勝。”
巴夏禮（1828—1885年)，英國外交官。咸豐六年（1856年）任駐廣州領事，製造“亞羅號”事件，並在駐華公使包令指使下擴大事態，派兵進攻廣州城。聯軍佔領廣州後，組成以巴夏禮為首的英法三人委員會，統治廣州，掌握實權達4 年之久。咸豐十年任英國全權代表額爾金的譯員，隨其北犯，極力支持焚燬圓明園，參與簽訂《北京條約》。
何伯（1808-1881年)，英國人。咸豐九年（1859年）任英國駐華海軍司令，率艦隊護英法公使北上換約，在大沽口被清軍擊傷。次年又率艦隊北上，攻陷大沽炮臺，佔領天津。咸豐十一年 ，偕同參贊巴殳禮率軍艦自上海溯長江至武漢考察，以實現其開埠通商的侵略目的，並照會太平天國不得進入上海、漢口、九江周圍百里以內地區。同治元年（1862年)，指揮英軍會同法軍、洋槍隊、清軍進攻太平軍，侵佔青浦、嘉定等城，年底任滿離華。
八里橋因距通州城西八里而得名，為通州通往京城的要道。咸豐十年（1860年)，清軍在此與英法聯軍進行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最後一戰——八里橋之戰。
英法聯軍在北塘登陸，進而佔領天津。自郭家墳分3股向八里橋、鹹戶莊一帶猛撲。駐守在八里橋的清軍不下3萬人，分別由僧格林沁、勝保與瑞麟統率。僧營居西，勝營居南，瑞營居東。清軍以罕見的勇氣痛擊侵略聯軍，鏖戰達三四小時。但因西路英軍向於家衛方向包抄，僧營首先潰退；勝保左頰、左腿中彈落馬，陣營遂亂。瑞麟裡繼續在八里橋頭與法軍搏戰，終亦被迫西撤，八里橋失守。
八里橋失守，使京東門戶洞開。從此京城暴露在侵略者面前，開始了它屢次遭受蹂躪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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