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樂路》是譯文紀實書系的第 24本作品
以上海法租界一條馬路為主角
作者史明智花費了數年時間
將這條自己生活多年的馬路上的故事，訴諸筆尖
然後，關於 “長樂路” 上的故事
史明智覺得自己說的還不夠多
時間並不夠，哪怕用上一輩子也很難了解這個國家
這是一個巨大而甜蜜的悲傷
長樂路 長約3.2公里，在地圖上是一條很短的波浪線，位於上海市中心地標人民廣場的西南方。當冬天路邊梧桐樹茂密的葉子都落光了，便能看到由金茂大廈、上海環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大廈構成的標誌性的城市天際線。
美國記者史明智（Rob Schmitz）的家在波浪線的最西段。他來到成都路和長樂路交叉口的“錦樂花店”時，老闆趙士玲（音譯）放下手頭的活計，有些埋怨道：“你怎麼不來了？我以為你上班遠了……”
史明智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廣 播 媒 體Marketplace駐上海記者。1996年，他以和平隊志願者的身份首次來到中國，《長樂路》是他的第一本書。
史明智和趙士玲相識於六七年前，當時史明智正在為美國廣播媒體Marketplace做一檔電臺節目，報道中國老百姓的故事。史明智選擇把“長樂路”作為自己瞭解中國的窗口，這裡是他2010年來上海後一直居住的地方。趙士玲是史明智節目中講述的主人公之一。
三四年間，史明智和長樂路上的許多人交談，瞭解他們的故事。最終，他不僅通過電臺讓很多美國聽眾知道了13位中國老百姓的日常，還在2016年出版了記錄他們生活的非虛構作品《長樂路》。2018年1月，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中文版，豆瓣評分8.6分，讀者評價為“半條馬路知中國”。
每個人都被困在問題裡
“在上海的生活基本上沒什麼讓我覺得驚訝的，除了人。” 1996年，二十出頭的史明智作為和平隊志願者來到中國四川，同行的隊友有後來寫了《江城》的何偉（Peter Hessler）和寫《東北遊記》的梅英東（Michael Meyer）。
譯文紀實系列作品之《江城》 《東北遊記》
大學時主修西班牙語的史明智原本計劃去南美洲，卻陰差陽錯成了最早到自貢的志願者之一，也是1949年以來，第一批住在這座城市的外國人之一，他在一所師範大學教英語。
1998年，史明智結束工作準備回國，在中國的最後一站是上海。他和朋友在上海和平飯店的屋頂喝酒遠眺。目光越過眼前的黃浦江看到整個城市如同一個“巨大的正在修補的玩具”：新建的東方明珠塔身後滿是起重機，這個看起來像建築工地的城市初現國際大都市的雛形。
12年後，當他再次回到上海，那些修補工作早已完工。史明智住在緊鄰長樂路的一處高層公寓裡。高樓大廈拔地而起，高鐵地鐵飛速運行，一切都是光鮮亮麗的樣子，除了麥琪裡。他朝公寓北面望去是欣欣向榮的長樂路，而在南面落地窗的外頭則是麥琪裡。在上海最矜貴的街區，這塊有三個足球場那麼大的地皮兀自長滿荒草，被燒燬的房屋殘骸四處散落。
這一帶的建築被稱為“石庫門”，是一種中式庭院住宅和西式城市聯排的結合體，極具上海本地特色。在市政廳的記錄裡，麥琪裡是上海最井然有序、保存最好的石庫門，但在之後的城市改造中，麥琪裡首當其衝，大部分居民被遷出，只有一部分人還在堅持鬥爭，陳忠道就是他們的代表。
石庫門鳥瞰
陳忠道六十多歲，身材精瘦，眼神親切，頭髮剪得整齊，有上海老克勒的體面。他領著一些居民住在搖搖欲墜的麥琪裡，儘管拆遷隊會時不時上門驅逐他們，“但我們一直都在鬥爭”。陳忠道在麥琪裡的房子是他的父親1933年花了10根金條換來的，當時他手裡總共才有13根金條。
2005年1月9日，拆遷隊在麥琪裡往一對年過七旬的老夫婦家撒上汽油，導致兩位老人被燒死。當時的上海正卯足勁兒籌備2010年世博會，全世界的目光都盯著這裡，拆遷被迫終止，一切被圈在一道圍牆裡。幾個月後，三名肇事的拆遷隊成員被繩之以法，法官以縱火罪判處楊孫勤、王長坤死緩，判處陸培德無期徒刑。
但拆遷並沒有真正終結。2013年9月24日，6個男人闖進陳忠道家，將夫妻倆趕出家門，關在幾個街區外的一個院子裡。他們在這裡度過一生中最漫長的8小時，漫長到足夠挖掘機把他們的家剷平。
趙士玲的花店在長樂路109號
長樂路上，有人被連根拔起，有人正試圖扎得更深。趙士玲沒來上海之前有一個想象，“上海”意味著“在海上”。1995年，趙士玲把“在大海里泡腳丫”的憧憬連同一身簇新的大紅衣裳、大紅襪、彆著塑料花的大紅帽收進塑料篷布包，離開丈夫和兩個兒子，孤身一人到上海打工。沒多久，大兒子大陽就被送到上海與她一起。大陽很好地適應了上海的學習，不僅是一千米的跑步冠軍，還是作文競賽的第一名，他有希望從這裡邁入一所名牌大學。但由於沒有上海戶口，高中時大陽必須要回老家山東讀書，參加高考。回到山東的大陽從高處跌落，他不再是尖子生，最終選擇退學回上海打工。而一直留在老家的小兒子小陽被診斷為自閉症，被送往特殊學校。趙士玲對沒能給兒子上海戶口耿耿於懷：“我們都是這個國家的一分子，為什麼我們得不到相同的權利？”她給自己同村朋友的建議是：“如果來這兒，就會毀了孩子的生活”。
城市改造、戶口制度都是當下中國最熱門的話題，史明智明白要解決這些問題確實很難，“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忽視，所以我還是要在書裡討論它們”。當被問到是否有意選擇這些故事時，史明智毫不猶豫地否認：“我只是選出有趣的人，然後這些議題就自然而然地顯現了，因為每一箇中國人都被困在這些問題裡。”
奔向四面八方的夢想
在那些困擾中國人的問題中，有一部分被歸咎於“體制”。史明智認為，在他的書裡，每個角色都面臨“體制”的一個面向：“我把在‘體制’中的生活比作在水裡游泳——在那裡，巨浪正把你推向大海。如果你屈服於它，水流會把你推向不知深淺的水域，你可能永遠不會回到岸上。如果你試圖直接逆流游泳，你就會淹死。生存的關鍵是要讓水流成為你自由泳的助推力，順水流小心翼翼地向前滑行，最終擺脫它（水流）的控制。”
CK的咖啡館在長樂路810號
在長樂路住了近3年後，史明智結識了CK，一位從湖南到上海來打拼的80後。CK對“體制”的啟蒙來自他的父親。他的父親出生於1950年代初，曾響應號召上山下鄉，回到城市後被分配到國有企業工作。他的父親討厭體制內的工作和同事，直到三十而立，“都不曾真正為自己做過一個職業生涯方面的決定”。
被體制掌控的父親把CK當作自己發牢騷時的聽眾，也當成唯一能掌控的對象。4歲時，他問CK想學畫畫還是拉小提琴，CK回答“畫畫”。父母轉過頭，商量一會兒，拍板決定：“你以後拉小提琴。”
然而體制最終拋棄了CK的父親，他下崗了，家裡再也無法負擔一位小提琴老師，只能請某位叔叔教手風琴。後來父親又自學指導他，他不會放過兒子的任何一個小錯誤，只要揪住一處就免不了一頓責罵或打上幾下。緊繃到極點的CK曾試圖自殺，他把一柄剃刀的刀鋒按向左手腕內側，“我繼續割，但沒有用。我看不清楚，而且我的手腕太粗了”。他放棄自殺，決心努力學習逃離父親的掌控。
畢業後的CK因為會拉手風琴獲得了一份體制內的光鮮工作，每天只要工作兩三個小時就能拿到高薪，還有完善優厚的退休保障。可他希望找到更有趣的工作，比如替一家意大利手風琴製造商工作。但父親卻強烈反對，不同意兒子丟掉鐵飯碗，不斷重複一句話：“為國家工作，你的前途才無可限量！”
但CK已不是4歲的兒子了，他為自己做了決定。史明智在書中寫道：“過去，中國人仰賴家庭或國家來指導他們的人生。CK這批人是最早能自己決定人生的。在未來，個體以及個體間的差異性將在中國社會被賦予更大的價值，而他們手握的正是通向這一未來的鑰匙。”
長樂路位於上海原法租界，原名蒲石路（Rue Bourgeat）
CK在意大利手風琴公司從頭開始，他的闖勁為他帶來了豐厚回報。與此同時，他還經營著一家咖啡館，並最終獲利。之後CK的追求又轉向佛教研究，每月都跟研修的朋友一起前往距離上海四小時車程的寺廟。史明智認為，“他們是為了建立一種家庭、朋友之外的社會網絡”。2018年，當史明智再次來到CK的餐廳時，店門已經關閉，他攤攤手說道：“就像上海的任何一個夢想一樣，夢想都非常短暫。”
在幾十年的時間裡，王明與家人的聯繫僅靠書信
CK的夢想繽紛多變，也有人的夢想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旅途。2013年的除夕夜，朋友送給史明智一個從古董店裡淘來的鞋盒，裡面裝著大約一百多封信。信從長樂路寄出，收件人是三千多公里外青海省德令哈勞改農場的王明。
王明曾在上海郊區擁有一個回收硅鋼的小工廠，以此發家致富。1957年，王明的境況變糟，先是工廠被政府接管，隨後又被以搞資本主義的罪名打成“右派”，移送勞改農場。這一年，他的妻子剛剛為他生下第七個孩子——繼六個女孩之後的第一個男孩王雪松。對父親的懲罰蔓延到了每一個家庭成員身上，王雪松在課堂上被侮辱是資本家的兒子，姐姐們失去升遷的機會……
1973年，王明曾短暫回家，孩子們在火車站認錯了自己的父親，王明自己坐公交車回了家。即便最後服刑結束，王明還是渴望重返生意場，但被駁回。
史明智輾轉找到了當初的男孩王雪松。讓史明智感到驚訝的是，王雪松覺得父親受到的判罰“沒有什麼不公平的，是他打破了那個時代的規則。你違反了規則，就得接受懲罰”。王明在養老院孤獨終老，直到去世，他的兒子和妻子都沒有參加葬禮。
王雪松也不想要父輩的這些通信。2008年5月12日，他和母親抵達美國紐約肯尼迪機場，第一印象是“這裡還沒有我們來的地方好”。當他們到了滿街都是中國商店的法拉盛後，他的母親問：“我們現在在上海哪裡呀？”從上海到美國，王雪松和母親整整花了二十年。王雪松所有空閒時間都耗在圖書館，57歲的他開始學英語，還報名參加高中課程，夢想著在美國找到政府部門的工作。他告訴史明智：“在美國，重新開始永遠不會太晚。”
史明智記得第一次來中國時，“所有人都在夢想著賺錢，因為沒有什麼其他夢可以做”。現在人們有了更多“往四面八方走”的夢想，“這些都是20年前的人不敢夢想的”。
“這些夢都能實現嗎？”本刊記者追問道。“我不認為它們都能實現，但這不是重點。重要的是，人們可以做夢。”
錦江飯店建於1951年，曾經是新中國第一個國賓館
高鐵上的中國人
“中國發展如此迅速，我覺得放慢腳步去觀察發生了什麼、人們在做什麼是很重要的，大部分中國人不明白這個國家發展有多麼快，就像在一輛快速飛馳的火車上，你不知道這輛火車有多快。” 史明智在一次視頻採訪中這樣說道。想要捕捉到這種變化，也許只能通過觀察人，因為“人不能像其他事物一樣驟變”。有時候史明智覺得，在上海這個現代大都市，人們依然還保留19世紀90年代的痕跡。
在上海，儘管有很大一部分人像CK一樣賺到了錢，能追逐更多夢想，但依然有很多人的夢想還是賺錢。史明智在美國農場長大，他了解農民，他們是天生的商人，永遠思考關於“錢”的事。他覺得在現在的中國，絕大部分人也是如此，做任何事都講究當下，生怕錯過這一次，下一回風向、降雨變了，收成就變了。
史明智在長樂路上最後認識的是賣蔥油餅的馮叔和他的老伴傅阿姨，傅阿姨是史明智所見到的性格最鮮活的人。這對夫妻擠在一間破舊擁擠的小房間，平時爭吵不斷，甚至同處一室要在床頭放兩臺電視，各看各的。
第一次見面時，傅阿姨就告訴了史明智自己的過去。她9歲時父親被打成反革命，在飢餓年代，不得不掙扎著生存下來。這種用力生存的勁頭一直維持到了現在，為了賺錢，她把自己為數不多的積蓄一次次投入到“快速致富零風險投資項目中”。哪怕史明智打印下那些項目不過是騙局的證據，傅阿姨仍不願相信這些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反而熱衷於拉著史明智入股投資。
這種“務實”甚至生長到了長樂路兩旁的法國梧桐上。有關長樂路的第一印象史明智已經記不清了，他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路邊的法國梧桐。人們剪去它們的頂端樹梢，避免在臺風天折斷傷人，同時這還讓法國梧桐橫向生長，在夏天時，走在路上就能享受成片的蔭涼。“曾經佔領租界的法國人種下了這些樹，但中國人讓它們變得更實用。”
2012年，很多美國聽眾在聽了史明智的電臺節目後給他寄去郵件，表達他們對這些故事的喜歡，因為這是“和自己一樣的普通人的故事”。因為《長樂路》的出版，趙士玲的店多了很多慕名而來的客人，尤其是外國人。她不太能理解，“我的故事跟別人沒什麼兩樣，每個中國人不都是這麼過日子的麼?”史明智安慰她，這是因為大家都喜歡她。聽到這話，這個臉龐紅撲撲的婦女笑得很歡，但還是有些埋怨。在看過《長樂路》中文版之後，她見到史明智就忍不住說“你太真實了……”她沒料想到自己的前半生幾乎毫無保留地被寫進書裡，甚至把她的秘密都公之於眾，以至於她不得不把書藏起來，以免被親戚朋友看到。
讓史明智覺得有趣的是，趙士玲介意他在書裡寫她出生於一個貧苦家庭，卻完全不在乎他將她對丈夫的不滿和想離婚的念頭在讀者眼前攤開。“聽到她的話，我還是會有一點難過和負罪感，但我仍然覺得那些都是我需要寫的，因為我希望人們能理解她是誰”。
當中國的出版商跟他說要把《長樂路》翻譯成中文出版時，史明智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為什麼覺得中國讀者會覺得這本書有趣，這些在中國都是司空見慣的，他們比我更瞭解”。一位長樂路的居民看完書後留言說：“何偉之後再讀老美寫中國，寫的正是我家門口——長樂路。換一種語言看身邊事物，常常便是再發現。原本司空見慣的對話，你一句我一言，透過史明智的翻譯，聽來都有了新意思。”
而深入長樂路的故事也讓史明智瞭解中國到底有多複雜，“哪怕你用一生來研究這個國家，你仍不能很瞭解它，這是一個巨大的甜蜜的悲傷”。
譯文紀實
NONFICTION
故事是進入一本書、一種生活、一個世界的最好方法，讓我們跟隨這些真實的故事，以非虛構的姿態，從不同的領域，關注當前這個世界已經發生、正在發生、即將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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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
Vista 看天下
（ID：Vista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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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紀實系列）
[美] 史明智｜著
王笑月｜譯
長樂路長約 3.2 公里。在地圖上，長樂路是一段很短的波浪線，位於上海市中心地標人民廣場的西南方。我的家在波浪線的最西端。從窗口向下望，樹葉堆成的華蓋常年都在兩層樓高處徘徊。中國極少有這般綠樹成蔭的街道。19 世紀中葉，當歐美國家瓜分這座城市、劃界而治時，法國人在租界裡種下了這些梧桐。將近一個世紀後，這些樹依舊傲然挺立。
如今，長樂路上的餐廳、小店琳琅滿目，極具小資情調。當我漫步於人行道上，不禁想起這條路見證的那些風起雲湧。
一家花店、一塊三明治、一份投資合同，一座城市中的夢想。
一盒信、一個戶口、一封動遷通知，一條街道里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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