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约翰·凯里《阅读的至乐》，很容易联想到其他的书，比如那本由哈罗德·布鲁姆撰写的厚厚的令人望而生畏的《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除了介绍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及其代表作，更在其书后开列了一份长达四十页的经典书目。而约翰·凯里似乎特意为了反其道而行之，《阅读的至乐》的副标题是“20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以“纯粹的阅读愉悦”作为衡量标准，按照时间的顺序介绍了二十世纪的五十位作家及其作品。
按照凯里在那篇旨在引起争端的序言中的说法，这些图书的入选“不是因为它们有‘伟大价值’或是体现了人类精神，或是其他类似的理由”，他的选择标准就是一种纯粹的阅读愉悦，“这些书给我带来快乐，我也希望其他人想起这些书或者接触到这些书就会感到快乐”。那么说，他的预期效果如何？如果说阅读这些书给他带来了快乐，我无法质疑，但是怎么能预期这些书同样给其他读者带来同样的快乐？更何况，“愉悦”作为一种人类的情感状态，与阅读本身的状态和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凯里介绍这些书籍是为了引领大众的阅读，那么大众的阅读品味如何划定？
其实更重要的问题在这里。凯里的成名作是1992年出版的《知识分子与大众》那本书的副标题很有意思“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书中核心观点认为，二十世纪勃兴的现代主义文学可看作是对前所未有的巨大读者群的一种敌对反应；所谓大众其实是知识分子虚构出来的一个概念，旨在“取消大多数人作为人的地位，或至少剥夺大多数人的显著人性特征，以使其使用者自以为是的高人一等”。换句话说，大众其实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能被具体化的，他们形象的复活是因为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的渲染和假想。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主义文学虚构了大众这一形象，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其进行嘲讽和污蔑，甚至现代主义创造出这一大众形象，归根结底就是为了消灭大众。知识分子的高贵和卓越，大众的野蛮和无知是两种泾渭分明的形象，他们之间以敌对方式的存在构成了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经典画卷。如果按照凯里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中这种观点对照分析《阅读的至乐》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阅读的至乐》基本可以看作《知识分子与大众》一书的注脚，前者介绍的大部分作家和作品都曾出现在后者当中，比如《阅读的至乐》和《知识分子与大众》开篇中都提到了福尔摩斯，介绍到了柯南·道尔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其次，如果说大众作为一种虚构的概念是不存在，那么凯里在《阅读的至乐》中所谓要以阅读愉悦的方式引领大众阅读变得有些扑朔迷离起来。退一步说，即使大众是存在的，也是存在于那些现代主义文学的“傲慢与偏见”之中，这就意味着引领他们阅读的方式也是是“现代主义”的。另外，作为英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家，牛津大学的教授，并且多次担任英国最著名的纯文学性质的布克奖的评委会主席的约翰·凯里，这位多重身份指引下的精英主义知识分子，如何突破自身阅读的精英主义论调，下降到大众阅读品味，我看不大不小也是个问题。因此，我认为《阅读的至乐》一书所提出的引领大众阅读，“这些书给我带来快乐，希望其他人想起这些书或者接触到这些书就会感到快乐”，这样的想法颇为可疑。
书中评介作家和作品时，凯里多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比如他介绍当红的英国作家麦克尤恩的《水泥花园》，开篇说，“传统的英国小说的恐怖通常被包裹在哥特式的隐晦中。而麦克尤恩则不同，他用清晰明朗代替了阴森黑暗……不过恐怖从来都不是重点。一种积极大胆的思维主导着故事的叙述，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对于‘自然的’行为的看法。”这是凯里对麦克尤恩的小说极具洞察力和颇为精准的概括，在令人叹服的同时，我不得不说，这种观察和概括本身就是一种现代主义的探究。传统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而现代主义小说是心理主义的；传统小说是关注外部表象的，而现代主义小说是倾注自我的。凯里对麦克尤恩的概括无疑是符合这一现代主义的特点。接下来的部分中，凯里用了大部分的篇章来复述了《水泥花园》的故事梗概，并对其主人公进行了心理分析，并且最终把这种心理动因归结为了麦克尤恩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成长的痛苦。这种现代主义的评介文本的方式，在我看来与凯里所提倡的大众阅读的愉悦感还是存在差距的。
读这本《阅读的至乐》还让我想到了博尔赫斯的《私人藏书》，同样评介作家和图书，同样注重阅读时的愉悦，但在博尔赫斯看来他只是一个敏感而心怀感激的读者。一本书只不过是世上所有书籍中平平常常的一册，直至找到它的读者的那一刻起，才会产生那种美的奇特的激情，一种任何人都无法破译的美丽的神秘。所以博尔赫斯才一次次强调说，他所评介的作家和图书不过是他“个人的偏好”，或者说是一种阅读的“傲慢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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