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約翰·凱里《閱讀的至樂》，很容易聯想到其他的書，比如那本由哈羅德·布魯姆撰寫的厚厚的令人望而生畏的《西方正典：偉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除了介紹文學史上著名的作家及其代表作，更在其書後開列了一份長達四十頁的經典書目。而約翰·凱里似乎特意為了反其道而行之，《閱讀的至樂》的副標題是“20世紀最令人快樂的書”，以“純粹的閱讀愉悅”作為衡量標準，按照時間的順序介紹了二十世紀的五十位作家及其作品。
按照凱里在那篇旨在引起爭端的序言中的說法，這些圖書的入選“不是因為它們有‘偉大價值’或是體現了人類精神，或是其他類似的理由”，他的選擇標準就是一種純粹的閱讀愉悅，“這些書給我帶來快樂，我也希望其他人想起這些書或者接觸到這些書就會感到快樂”。那麼說，他的預期效果如何？如果說閱讀這些書給他帶來了快樂，我無法質疑，但是怎麼能預期這些書同樣給其他讀者帶來同樣的快樂？更何況，“愉悅”作為一種人類的情感狀態，與閱讀本身的狀態和行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如果凱里介紹這些書籍是為了引領大眾的閱讀，那麼大眾的閱讀品味如何劃定？
其實更重要的問題在這裡。凱里的成名作是1992年出版的《知識分子與大眾》那本書的副標題很有意思“文學知識界的傲慢與偏見，1880-1939”。書中核心觀點認為，二十世紀勃興的現代主義文學可看作是對前所未有的巨大讀者群的一種敵對反應；所謂大眾其實是知識分子虛構出來的一個概念，旨在“取消大多數人作為人的地位，或至少剝奪大多數人的顯著人性特徵，以使其使用者自以為是的高人一等”。換句話說，大眾其實是不存在的，或者說是不能被具體化的，他們形象的復活是因為二十世紀以來的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的渲染和假想。某種程度上來說，現代主義文學虛構了大眾這一形象，主要目的是為了對其進行嘲諷和汙衊，甚至現代主義創造出這一大眾形象，歸根結底就是為了消滅大眾。知識分子的高貴和卓越，大眾的野蠻和無知是兩種涇渭分明的形象，他們之間以敵對方式的存在構成了二十世紀現代主義文學中的經典畫卷。如果按照凱里在《知識分子與大眾》中這種觀點對照分析《閱讀的至樂》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閱讀的至樂》基本可以看作《知識分子與大眾》一書的註腳，前者介紹的大部分作家和作品都曾出現在後者當中，比如《閱讀的至樂》和《知識分子與大眾》開篇中都提到了福爾摩斯，介紹到了柯南·道爾的《巴斯克維爾的獵犬》。其次，如果說大眾作為一種虛構的概念是不存在，那麼凱里在《閱讀的至樂》中所謂要以閱讀愉悅的方式引領大眾閱讀變得有些撲朔迷離起來。退一步說，即使大眾是存在的，也是存在於那些現代主義文學的“傲慢與偏見”之中，這就意味著引領他們閱讀的方式也是是“現代主義”的。另外，作為英國傑出的文學批評家，牛津大學的教授，並且多次擔任英國最著名的純文學性質的布克獎的評委會主席的約翰·凱里，這位多重身份指引下的精英主義知識分子，如何突破自身閱讀的精英主義論調，下降到大眾閱讀品味，我看不大不小也是個問題。因此，我認為《閱讀的至樂》一書所提出的引領大眾閱讀，“這些書給我帶來快樂，希望其他人想起這些書或者接觸到這些書就會感到快樂”，這樣的想法頗為可疑。
書中評介作家和作品時，凱里多采用文本細讀的方法。比如他介紹當紅的英國作家麥克尤恩的《水泥花園》，開篇說，“傳統的英國小說的恐怖通常被包裹在哥特式的隱晦中。而麥克尤恩則不同，他用清晰明朗代替了陰森黑暗……不過恐怖從來都不是重點。一種積極大膽的思維主導著故事的敘述，要求我們重新審視自己對於‘自然的’行為的看法。”這是凱里對麥克尤恩的小說極具洞察力和頗為精準的概括，在令人歎服的同時，我不得不說，這種觀察和概括本身就是一種現代主義的探究。傳統的小說是現實主義的，而現代主義小說是心理主義的；傳統小說是關注外部表象的，而現代主義小說是傾注自我的。凱里對麥克尤恩的概括無疑是符合這一現代主義的特點。接下來的部分中，凱里用了大部分的篇章來複述了《水泥花園》的故事梗概，並對其主人公進行了心理分析，並且最終把這種心理動因歸結為了麥克尤恩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成長的痛苦。這種現代主義的評介文本的方式，在我看來與凱里所提倡的大眾閱讀的愉悅感還是存在差距的。
讀這本《閱讀的至樂》還讓我想到了博爾赫斯的《私人藏書》，同樣評介作家和圖書，同樣注重閱讀時的愉悅，但在博爾赫斯看來他只是一個敏感而心懷感激的讀者。一本書只不過是世上所有書籍中平平常常的一冊，直至找到它的讀者的那一刻起，才會產生那種美的奇特的激情，一種任何人都無法破譯的美麗的神秘。所以博爾赫斯才一次次強調說，他所評介的作家和圖書不過是他“個人的偏好”，或者說是一種閱讀的“傲慢與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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