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秘書的，隨同領導進進出出，為領導“拎包”是必不可少的，“拎包”也成了跟班的代名詞。在我幹“拎包”的那些年，比較流行用大包，包裡除了文件、材料外，錢包、鑰匙、藥品、手機電池等一應俱全，整個一個百寶箱。“拎包”也是有學問的，突出的一條是：領導需要時，包即在他身邊，領導不需要時，包則在你手上。後來我的工作主要是帶著一撥兒人寫稿子，也不“拎包”了，但曾在一些場合，半開玩笑地讓那些專門從事文字工作的手下，注意觀察秘書為領導“拎包”是如何做到“無縫對接”的。當然，我原來跟他們感嘆更多的，是從事文稿寫作的人最好有一段做領導秘書的經歷。
我們當初做秘書的時候，是既要“拎包”，又要寫稿的。當然標題所說的“白天拎包、晚上寫稿”，並不是天天發生的情況，只是當時工作狀態特點的形象說法。我從事文字工作，起步於做秘書，也大大得益於做秘書的經歷。與領導同志朝夕相處、形影不離，幾乎整天泡在一起，對領導同志的思想、意圖是最瞭解的，甚至於在認知、情感、風格等方面都會產生被同化的效應，這對起草領導講話來說，可是得天獨厚的條件和優勢。
回想當初在市、區工作的時候，隨同領導開會、調研、外出考察等自不必說，光是“共進午餐”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在區裡時，每到午餐時間，和區長一起拿著飯盆、飯票到離辦公樓兩百米遠的食堂排隊、打飯。後來為節省時間，幫區長把飯打到辦公室吃，兩隻手夾三隻盆，區長的飯、菜分開盛，自己的飯菜合一起。在市裡時，前一位書記家在本地，但中午也常會和我們幾個“身邊人”去機關附近的小麵館吃麵條，並且每次都不容分說地由他付錢，理由是“你們的工資沒我高”;後一位書記家在外地，一個人住招待所，中午相對有個固定的地方用餐，我也常常陪著他。吃飯的時候總得有些話題，工作之內之外的事，都會跟我說說。
顯然，在那樣的背景下，耳濡目染、浸潤薰陶，服務與被服務者之間的心息是相通的。這用到為領導起草講話稿上，對基本的立場和取向、相關問題的重點和要點所在，以及角色感、分寸感的把握，都能夠心中有數。現在如果要對那種狀態於文稿寫作的益處加以概括的話，我以為至少有三點：
其一，有益於實現為領導寫稿與以領導為師的融合。文稿寫作固然也有一些基本的規律、常識甚至技巧，但畢竟不同於純技術性的活兒，只要按規程操作就能完成好。這是一個綜合性的活兒，其中的許多道道是需要去悟的。大學裡也有秘書專業，但這個專業並不能成批量地培養出文稿寫手來。為什麼呢?因為學習文稿寫作，最主要的要靠實踐摸索，就好比學游泳，即使把動作要領背得滾瓜爛熟，到了水裡也不一定浮得起來。當然，這也不是說這個活兒就無從學起、只能無師自通。“師”是有的，我覺得主要有“三師”：一是以領導為師，二是以前輩和同人為師，三是自己當自己的老師。之所以把以領導為師排在第一位，是因為這個“師”的層級最高，他對文稿的評判就是你的寫作標準。以領導為師，核心是學習領會領導的思想理念，掌握領導的思維方法。研讀其講話、報告等書面材料也是一個渠道，但那是間接的渠道。如果有機會多跟領導在一起，經歷各種講話場面，感受不同的講話語境，注意每次講話的現場發揮，這比光看材料來領會領導的思想，無疑要更直接、更全面、更準確，也更鮮活、更清晰、更透徹。
其二，有益於更好地體悟“關起門來當書記”的當法。“關起門來當書記”，是文稿寫作者們常常引以自許的一句話。這句話對“爬格子的”來說是有點氣魄的，內涵也十分豐富，總的一個精神，是充分發揮寫稿者的主觀能動性。指點江山也好，縱橫捭闔也好，擺脫掉“文字匠”的習性，是可取的。但這句話，對不同層次和閱歷的寫稿者來說，理解和領悟也是有差別的，尤其是對“拎過包”和“沒有拎過包”的寫作者而言，這種差別可能會比較大甚至大相徑庭。我的理解，“關起門來當書記”，是替真的書記來當書記，而不是自己真當書記。這聽起來有點像繞口令，直白一點，不是說我對有關問題怎麼想、怎麼看，而是設身處地模擬角色，盡最大可能去說領導同志怎麼想、怎麼看。如果這種感覺上的細微差別體味不到，失之毫釐則會謬以千里，你“當書記”的那一套東西就只能被“關在門內”而出不來。雖說文稿寫作是個具有創造性的活兒，但也必須清楚，它本質上又是帶有永遠的“輔助”屬性的，幹這活兒同樣要堅持“需求導向”，就是要與領導同志需求相契合。太高，以軍師自居不行;太低，跟不上趟也不行。
其三，有益於決策服務者超強責任感的養成。印象最深的是在區裡的時候，政府辦公室的綜合科是負責文稿的，成員全是要“拎包”的秘書，我這個為一把手“拎包”的則當科長。平時分兵作戰，各輔其主，遇到開政府組成人員全體會議要講各條口的工作，或是開人代會要準備政府工作報告時，我這個科長便要履行職責，把副區長的秘書們召集在一起弄材料，基本是按領導的分工把相應的部分落實到各個秘書頭上，認識性、綜合性的內容則自己承擔。大家常常是找一個地方住下來集中幹活，每人一部分寫出來合成，再由我統稿。現在想來，在辦公廳(室)工作，都是為領導服務，做秘書的像是領導的影子，寫稿子的猶如領導思想的化身，無疑都有一份責任感，但這種責任感似乎都有一定的邊界，光“拎包”可能主要考慮事務安排不出差錯，光寫稿則常常不問稿子以外的事。如果既要“拎包”又要寫稿，這樣的服務者角色就很特殊了，也就具備了複合性，自己會有“既是領導的影子，又是領導思想化身”的意識，彷彿所有涉及領導同志的事也都與自己有關。這樣，看問題的視角、思考問題的立場會自覺不自覺地向領導同志靠近。這樣一種超強責任感的養成，對於從事決策服務、以文稿寫作為主要任務的來說，其意義和作用都是深層次的，好比有一種因子已滲透到了你的血液裡，讓你自然而然地避免落入“純寫手”“文字匠”的窠臼。
不過話說回來，“白天拎包、晚上寫稿”這麼一種特殊的角色，也是某一特定時期的產物。現在黨政領導同志的秘書配備有了新的嚴格規定，市、縣領導同志都不配專職秘書了，這無疑是一大進步特別是有利於改進作風。在這樣的情況下，既不可能讓更多從事文稿寫作的有做秘書的經歷，更不可能有多少做過秘書的轉過來幹寫稿子這活兒。我的那些經歷，或許就此成為故事了。由此我也想到辦公廳(室)文字人才的培養問題，前面也說了，學校也好，培訓機構也好，不可能一下子就訓練出成熟的骨幹力量，最主要的還是要靠在實踐中用“師傅帶徒弟”的辦法來打造。這當中特別重要的一點，是解決“寫稿者”與“念稿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換句話說，辦公廳(室)那些從事文稿寫作的，平時與領導同志接觸少，如何讓他們瞭解領導的思想、領會領導的意圖、把握領導的風格，這既需要創造直接的條件，又要拓寬間接的渠道。那麼，在辦公廳(室)做秘書長、主任的，與領導同志接觸比較多，在傳遞領導同志信息方面應該擔負起更多的責任。比如，在允許的範圍內，可以經常性地講講領導同志關注的問題及相關的想法，包括領導同志的個性特點、行事風格等，讓從事文稿寫作的能夠多多瞭解，使他們雖沒有“拎包”的經歷，也能找到寫稿的感覺，雖不是領導的影子，也能成為領導思想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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