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新夏先生乃是南開大學著名的教授，然而其晚年卻與民間讀書界有著密切的交往，這種做法與一些名教授的處事姿態有著不小的差異，而其平易近人的語態在讀書圈內有著廣泛的誇讚之聲。
我與來新夏先生的相識時間大概在二十年前，某天我接到了《光明日報》文薈版主編韓小蕙老師的電話，她告訴我說南大教授來先生將到北京來辦事，他想約你見面。來先生的大名我早已聽聞，他的主動約見當然令我很高興。幾天之後，韓小蕙帶來先生來到了我的寒齋，而我則拿出一些善本來向來先生請教。
中午的吃飯之所
中午我又請他們二人吃飯，在席間聽到來先生講述他的藏書歷史。由此而讓我瞭解到，這位著名學者從小就喜歡藏書，其藏書歷史之長遠超我的年齡。
關於來先生為什麼要來京找我這位晚輩後生，他在見面時並未提及，只是稱聽說我在藏書方面有些成就，他只是想來看一看。到了2004年底，我所寫的《書樓尋蹤》得以出版，而後給來先生寄呈一冊請他斧正。此後來先生寫了一篇《友朋贈書錄》，本文提到了幾十位作者贈書給來先生的記錄，其中也提到了我的《書樓尋蹤》。他在此文中對我多有誇讚，他認為這種寫法：“不是一般遊山玩水，偶有所遇，信筆寫下的隨意之作，而是有文獻準備，有行動規劃，有尋訪目標的一次藏書樓研究的田野工作，是一項對地面文物的專項考古工作。《書樓尋蹤》不僅為後來求訪者授一指南，又為藏書文化研究增若干可靠資料，而徵文考獻之方法更對今之浮躁學風給以棒喝。”
油畫與版畫
當時我看到這樣的誇讚之語很是興奮，畢竟來先生是目錄版本學界的名家，能夠得到他的首肯當然給我以很大的鼓勵。而他在這篇書評中也簡略地提到了我們相識的過程：“我認識韋力很偶然，在世紀之交的那一年秋天，有一位專講收藏的報紙編輯來家採訪，向我介紹了中年藏書家韋力。經過輾轉周折，我們終於通上電話，但尚未謀面，亦未看到他的藏書，似感微憾。隔了幾個月，我借去京之便，和《光明日報》記者韓小蕙同往韋力寓所，得到韋力君的熱情接待。他向我們談到他正在實施一項行動計劃。他在蒐集瞭解有關藏書樓的文獻資料基礎上，親自走訪各地藏書樓及其遺址。”
自此之後，我跟來先生有了較為密切的交往。而我漸漸也瞭解到他的學術體系不僅是在圖書文獻學上有著廣泛的影響，同時他在歷史學和方誌學方面也同樣是大家，這正如謝辰生先生給他所題之辭“縱橫三學，自成一家”。將這三門學問熔鑄於一爐，其學問之博大，足令人讚歎。
“縱橫三學，自成一家”
然而來先生在其晚年於治學方面有了一些變化，他連續地出版了多本隨筆記（集），那種信手拈來的旁徵博引以足見其腹笥之深厚淵博。而來先生每出一部新作幾乎都贈送於我，可能他知道我的藏書偏好，故其每次都在新作的扉頁上寫一篇頗為不短的題記，以講述本書的主旨以及相關的故事。如此的愛護使得我十分感受這位前輩，而在後來的交往中我們也時常通電話瞭解彼此的情形。
在交往的過程中，我也漸漸瞭解到來先生的家學，而後我讀到他所撰《我的學術自述》一文，方對他的生平有了概念性的瞭解。關於他的出身，來先生在本文中寫道：“1923年的夏天，我出生在江南名城杭州的一個讀書人的大家庭中，父叔常年謀食四方，家中事無鉅細都由祖父主持。祖父裕恂先生是清末秀才，曾從師於晚清國學大師俞樾，20世紀初留學日本弘文書院學習教育。在日本期間，曾在同盟會主辦的橫濱中華學校任教務長。回國後，經蔡元培介紹加盟光復會，在家鄉從事新式教育的勸學工作。”
會客廳
來先生出生在江南的讀書人家，而他的祖父來裕恂乃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學者，早在光緒末年，商務印書館就出版過他所撰的《漢文典》。他還寫過一部《中國文學史》，而我在撰寫《覓文記》時也參考過該書。從文獻上得知，來裕恂還撰寫過《蕭山縣誌稿》以及《匏園詩集》《易經通論》等。因為來新夏的父親在外地工作，故幼年之時他是陪伴祖父身邊，這樣的飽學之士當然會對來新夏產生深遠的影響：“我七歲以前，一直隨侍於祖父左右，生活上備受寵愛。但祖父對我的教育卻很認真，非常嚴格地對我進行傳統文化的蒙學教育，以三、百、千、千的順序去讀，去背誦，還為我講解《幼學瓊林》和《龍文鞭影》等蒙學書，為我一生從事學術活動奠定了入門基礎。”
另一側
來新夏在7歲時跟隨母親來到了天津，因為父親供職於此，而他在天津上學期間又遇到了好老師，使得他對歷史有了濃厚的興趣。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他考上了北平輔仁大學，而他的授業老師有多位都是學術界的大名家，比如陳垣、餘嘉錫、張星烺、朱師轍、柴德賡、啟功、趙光賢等等。正是這些名家的培養，使得來先生的學術眼光更為廣博。
從1951年春開始，來先生在南開大學任教，自此之後的六十餘年間，來先生一直站在此校的教席上。他在南開大學教過中國近代史、中國歷史文選、中國通史、古典目錄學、歷史檔案學、鴉片戰爭史專題和北洋軍閥史專題等。除了教學之外，來先生從五十年代開始致力於北洋軍閥史的研究。他從1952年開始就在《歷史教學》雜誌上連載《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講課記錄，到了1957年，他將此記錄整理為《北洋軍閥史略》一書。 此書在學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日本學者巖崎富久男將此書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得以出版。
還是書
關於北洋軍閥史的研究，來先生仍然做著深入地探求。他與人合撰了《北洋軍閥史稿》，後來又與他的學生共同編纂了三百多萬字的《北洋軍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一種），而後他又主持撰寫出了百萬字的《北洋軍閥史》，由此而讓來先生成為了國內著名的北洋軍閥史研究大家。
正是由於這樣的研究，以及他對祖父《蕭山縣誌稿》的整理，使得他在文革中受到了批鬥。文革結束後，來先生與梁寒冰共同發起了全國性的修志工作，而來先生從1983年開始，按照華北、西北、中南、東南的區域劃分舉辦了四個修志培訓班。在講課的過程中，他編纂了一部《方誌學概論》，該書乃是中國第一本修志教材，由此而使得他成為了國內方誌學權威。之後他撰寫出了《志域探步》之書，而後他應臺灣商務印書館之約對該書作了全面的增補與修訂，並將此書改名為《中國地方誌》，此書亦是中國方誌學領域的名著。
與前兩個領域的學術成就相比，來先生在圖書館領域的貢獻也同樣令人矚目。對於這一段經歷，他在《我的學術自述》中有如下調侃式的說法：“命運往往撥弄人，十年動亂終於走到了盡頭，一切又歸於平靜、正常。我也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那種百無是處的處境中解脫出來。問題結論了，政策落實了，我的‘聰明才智’似乎又被重新發現，有了新的價值。20世紀80年代前後，當我臨近花甲之年，一般人已在準備退休，而我卻方被起用，迎來了一生中唯一的‘輝煌’瞬間。我在一兩年內先後榮獲了校務委員、校圖書館館長、校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圖書館學系系主任、地方文獻研究室主任等諸多頭銜。校牆外面的虛銜，也如落英繽紛般地灑落到頭上來。”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機遇，來先生將自己的精力轉向了圖書文獻學，為此他寫出了一系列的著作：“我結合新的事業，又轉向於圖書文獻學領域。在這公務十分繁忙的十多年中，我主持和參與編寫了《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簡明辭典》，撰著了若干專門性論文，開闢了我學術研究工作的圖書文獻學領域。”
也正是因為這個緣由，使得他對中國藏書史有了系統地梳理，同時他也開始留意當代藏書的現況。也許正是出於這樣的動機，使得他對我有了興趣。他竟然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特意到北京與我相見，而我在跟他交往的過程中，更多者是跟他學到了為人處事的道理。他曾向我講述自己在被批鬥被關押之時依然不放棄對生活的信心，他想盡辦法能在那樣困難的時段裡繼續研究學問。因為他認定一切都會過去，而這樣的心態給我以很大的鼓勵，使我處在自己人生的低潮期時，依然能夠面對一切。
三年多前來新夏先生去世了，但他的晚年卻很幸福，因為他有焦靜宜老師的照顧，同時因為他的德高望重以及平易近人使得他朋友遍天下。我記得他晚年每到盛夏之時都會跟焦老師到薊縣避暑，他會時常打電話給我，勸我不要太勞累，要學會勞逸結合。以他的話來說，搞文史的人活得長久最為重要，因為文史需要長年的知識積澱，到了老年才是展現成果的時候。雖然如此，但上天還是把他召喚去，不知他在那裡是否還在研究自己的三學，而在現實的三個學術領域裡確實失去了一位和藹可親的飽學之士。
對我而言，有一件遺憾事一直耿耿於心：我跟來先生有著十七八年的交往，然而在其生前我卻未能走進他的書齋。其實在這麼長的時段內我去過天津很多回，但心下里總不願打擾老先生的治學之思，正是基於這樣的心態，使我一直希望有機會彌補上這樣的一個遺憾。而2017年底，蕭山圖書館舉辦了“傳承學術精神，感悟人格魅力——緬懷來新夏先生逝世三週年座談會”，我在此會上再一次見到了來先生的妻子焦靜宜老師。在講座之餘我向焦老師提出自己想去拍照來先生的書房，而焦老師爽快地答應了我的要求。於是在2018年3月3日，我第一次走進了來先生的書齋——邃谷樓。
這座老樓也有著豐富的故事
此趟的天津之行，乃是應天津著名學者王振良先生之邀，前往他主持的問津書院辦一場講座，故而王先生陪同我一同走進了南開大學，因為他也是南開的學子。我們三人在用餐之後，焦老師與王先生帶我在南開校園內一路參觀。王振良曾有一度致力於研究天津的名人故居，故其在校園之內每到一處，他都能給我指出這裡曾經住過哪位名人。焦靜宜同樣畢業於南開大學，從畢業後她在本校任教至今，所以對校園內的變遷也是如數家珍般能夠一一講述。而我幾次走入該校，每次都是辦完事就離去，從沒有像今日這樣能夠在校園中閒庭信步。
寂靜的校園
南開大學圖書館
殘荷有藕
當我們走到一片平房區時，王振良馬上說，當年來老就住在這個區域內。而焦靜宜則向我講述著來新夏居住在這裡時的慘痛遭遇，因為在文革之時，來了一群紅衛兵小將，正是在這裡把來新夏所藏的線裝書點了一把火幾乎燒了個乾淨。
通往書籍之路
來新夏的藏書在這個院落被焚燒
對於這件事，我在來先生的幾篇文章中都曾經看到過，可見此事對他的心理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他在《我與古舊書》一文中寫道：“四十多年前，這一面牆的二十四史竟於1966年的8月間，喪身於紅衛兵的‘文革’烈火中。另一些線裝書，也都不是充公，便是燒掉，我的數千冊古舊書幾乎一掃而空，僅剩下從灰燼中扒出和後來所謂發還的查抄物資，總共只有百多冊。2004年10月，我想念那批書，寫過一篇《我的線裝書》的小文，來悼念這些無聲的密友。”
畫像
此文所寫頗為簡略，然來先生在《我的線裝書》一文中則有著如下的細節描寫：“1966年一個炎熱的下午，一群年輕後生闖進我家，聲言‘掃四舊’而且自稱按最高指示辦事。他們捲走了我收藏的書畫、唱盤和集郵畫冊外，主攻方向是我的線裝書。這夥勇士們首先看中倚牆而立的那套二十四史，爭先恐後地把一箱箱書倒在地上，把小木箱摔砸成木片，架在一起點火。樟木易燃，火勢熊熊，整抱的史書一次次拋到火堆上。我只能痴痴地在旁垂手而立，不敢亂說亂動。書箱和書多少年來像親兄弟那樣相依為命，從未分離，我呆呆地看著火勢，內心悲切地目送這些朝夕相處的親兄弟同歸於盡。我忽地想到‘煮豆燃豆箕’的故事，雖然這不是書箱對史書的‘相煎何太急’，但仍然隱約地聽到若斷若續的‘燒書燃書箱，書在火上泣’的呻吟。勇士們把其他線裝書也以化私為公的名義用板車拉走，把剩下的二十四史一股腦兒推在火堆上，便得勝還朝般地揚長而去。他們不知道，線裝書壓多了就不起火苗，所以最後一壓，火熄煙起，我急從餘燼中搶救一些未燃盡的書，像從死亡邊緣上搶救出垂危者那樣慶幸。一經整理，還殘餘幾十冊，約是全套書的十分之一，其中《史記》還是完整的；屋裡的平裝書也被勇士們從書架上胡亂扔在地下成堆，不料書堆下也壓著一部分線裝書；後來發還查抄物資時，我又收回象徵性的幾十冊，總共有百餘冊之譜，這就是我劫餘後的線裝書總數。歷盡人間滄桑，何物不可付之煙雲！”
來裕恂的著作
看到這樣的描寫，真讓我有揪心之痛，雖然說來先生一再告誡我無論遇到怎樣慘痛的經歷，也要努力坦然面對。但他在看著紅衛兵在燒自己的藏書之時，依然有著要與書同歸於盡的想法，而這樣的心情若非對書不是珍愛之人難以體味。
關於來先生何以愛上了藏書這件事，他在《我與古舊書》一文中有著如下表述：“八十多年前，我開始在祖父教誨下讀啟蒙讀物，但並不是時新的新版教科書，而是三、百、千，千和《幼學瓊林》等等，都是掃葉山房極簡裝的線裝書。祖父常命我用這種本子和好一點的版本對照誦讀，糾正錯訛。當年雖然不懂版本校勘之類的專稱，但亦算一種初步的童蒙訓練，成為我與古舊書結緣的開端。”
來新夏的大名
祖父的影響對來新夏影響至深，祖父在教他讀書之餘同樣告訴他讀書要讀好的版本，只有這樣才不會把書讀錯。而這樣的概念紮根於來先生的心中，使得他對書籍的版本有所留意。因此他來到天津之後，漸漸養成了轉舊書店和舊書攤的習慣。而其轉舊書店的地址，他在《舊書店》一文中有如下記錄：
我從十七歲讀高中時就開始逛舊書店、攤。那時天津的舊書店、舊書攤比較集中的地方是天祥商場二樓，旁邊的勸業場和馬路對面的泰康商場則顯得零散。開始偶爾去逛逛，漸漸成為每週必到的常客，和書店的老闆也慢慢地熟悉起來。
書畫作品
天津的天祥商場乃是民國年間舊書店最集中之處，我曾特意到天津尋找過這處著名的舊書集散地。可惜的是，天祥商場已經不見了蹤影，帶我前往一看的朋友只能向我指認天祥商場的原位置。故而，那個時代的書界繁榮場面已經成了絕響。但天祥商場卻保留在許多愛書人的記憶之中，故很多人的文章裡都會提到在天祥商場買舊書時的美妙時光。而來先生也正是在這裡跟書商學得了一些目錄版本學界的概念，他在《舊書店》一文中寫道：
有時店堂清閒，老闆還會邀請我這位常客坐坐，端上一杯“高末”清茶，饒有興味地談論些關於書的知識，那都是他幾十年書賈生涯的經驗之談，尤其是版本目錄方面的內容時時引起我極大的興致，我那時知道的什麼“金鑲玉”、“四大千”、“魚尾”、“黑白口”、“黃批顧校”、“活字本”和“精刻本”等等知識，都是從這位六十多歲的老闆口中學到的，也許這些知識給我埋下了後來專攻古典目錄學的種子。
書桌上的擺設
關於來先生當年在天祥商場買到了哪些書，因為他的藏書在文革中被燒掉了，而他又沒有目錄留傳下來，故使得邃谷樓藏有哪些珍本今日已難知其詳。然而，他的藏書中有一個門類，因為品種特別，所以他在幾篇文章中都曾提及，例如他在《我與古舊書》一文中寫道：“六十年前，天津解放，古舊書散出不少，價格也跌差很大，我在京津兩地的書攤和街頭地攤上，論捆買到不少古舊書。粗加整理，較多的是清人年譜和皇曆。年譜引起我日後撰寫《清人年譜知見錄》的興趣。那幾十本皇曆有不少是挨著年的，可惜在‘文革’中我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它們葬身在家門前那堆無情的烈火中，我那不輕易流的眼淚，不自覺地順著面頰流下來，而那些無知的男男女女卻哈哈大笑地歡慶自己的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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