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荀況的生平介紹，最為翔實者當是《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以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對於荀子的學術傳承，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啟超謂孔門之學，後衍為孟子、荀卿兩派，荀傳小康，孟傳大同。漢代經師，不問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說）。二千年間，宗派屢變，壹皆盤旋荀學肘下。”由此可知，荀子和孟子同為孔門後學，而漢代的經學家，無論是今文學派還是古文學派，從師承上論，都本自荀況。即此可見，荀子在中國儒學史上有著何等重要的地位。
荀況撰《荀子》三卷，明萬曆六年吉藩崇德書院刻二十家子書本
從整體觀念來說，後世把孟子的學說稱之為“性善論”，而與之相對，則是荀子的“性惡論”。荀子的這個觀念，在他所作的《性惡篇》中有著明確的記載：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荀況撰《荀子》二十卷，明天啟六年序刻本
荀子認為人性偏惡，而善的一面則近偽，而後他說，人性生來就喜歡對自己有利的事情，如果任由這種性格發展下去，那麼蠻橫的人就會通行於天下，而謙遜的人則無法生存於這個世界；人天生就有嫉妒心，如果不加以限制，那麼誠信之人就會消失，而惡人到處都是；人一生下來有眼有耳，喜歡看美色與聽美音，如果不加以限制，就會產生淫亂，從而使得禮儀消亡。因此如果任由人性自由發展，就必然產生爭奪，所以必須把人的慾望進行限制，才能讓天下得以太平。由此推論起來，荀子的結果就是人性之惡，而人們所表現出來的善，則是一種控制自己心性的表現。
既然認定人性如此，那怎樣才能改變這種局面呢？荀子在《性惡篇》中接著說：
故枸木必將待
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製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荀況撰《荀子》二十卷，清乾隆五十一年謝墉刻本，書牌
在這裡荀子首先用了兩個比喻，他說枸木必須進行加工，才能由曲變直，而不鋒利的金屬器具必須經過磨礪才能變得鋒快，所以說針對人性之惡，必須用禮法來進行矯正。古代的聖人制定禮儀，其目的就是要矯正人性之惡。荀子如此的強調性惡觀，那麼，他對於孟子的性善論又是怎麼看的呢？他在《性惡篇》中這樣寫道：
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樸，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
荀子先引用了孟子的結論，而後針對這種結論進行反駁。孟子說人們愛好學習是出於本性中的善，荀子認為孟子的這句斷語不對，這是因為孟子不瞭解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是天生所具有者，不是靠後天演習而得來者，只有那種不通過學習、也不通過努力就具備的東西才能稱之為本性。
荀況撰《荀子》二十卷，清乾隆五十一年謝墉刻本，卷首
由以上的這些說法可知，荀子其實強調的是社會修正功能，他認為放任本性，社會就會變得不可收拾，所以要通過禮儀來規範人的行為，對此，他專門寫了一篇《禮論》。他在該文中首先探討了禮的起源：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慾，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荀子在這裡仍然強調人天生就有慾望，如果任由慾望無限增大，就會引起爭奪，因爭奪而產生社會動亂，為了防止這種局面的發生，於是早期的帝王就制定出了禮儀和規章制度，來限制這些過分的慾望，滿足合理慾望。因此說，制定出規章制度，這就是禮的起源。
制定出來禮制後，如何實施呢？荀子在《君道篇》中稱：
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遍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禮侍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為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為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敬詘而不苟。請問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
四圍用石牆砌起
荀子說，作為國君，就要以禮同等地對待每一個人；而作為人臣，也要始終忠順於君上；作為人父，就要寬厚而有禮；作為人子，就要敬愛長輩和恭敬父母；作為人兄，則對弟妹們有慈愛之情；作為人弟，就要懂得敬重兄長；同樣，作為人夫，要努力上進並且不放蕩淫亂，儘量和妻子親近而又保持適當的距離；作為人妻，如果丈夫守禮，那自己就要對其恭順，如果丈夫不守禮，那麼自己就應當感到恐懼並且警惕。
荀子的這段話，就是規範了人跟人之間的關係，這猶如後世《三字經》所言：“父子恩，夫婦從，兄則友，弟則恭；長幼序，友與朋，君則敬，臣則忠。”
關於君與民的關係，荀子也作出了規範，他在《王制篇》中說：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
當年的封土不小
馬因為自己拉的車受到了驚嚇，那麼坐在車中的人就有危險；如果百姓害怕政策，那麼君王的位子就會不穩定。所以說當馬受了驚嚇，不如讓它安靜下來，如果百姓害怕政策，那就應當改變政策，讓他們得到實惠。而給予實惠的辦法，就包括斟選賢良之士等一系列措施，通過這些措施，使百姓得以安居，心態平和，也就會使得君權得以穩定。而後荀子引用了一句古語，那就是“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荀子還有一個理性的見解，那就是《富國篇》中所說的不能與民爭利：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
荀子認為，國家要想富強，一是節約費用，二是讓人民富裕起來，同時要善於積累財富。使人民富裕的辦法，就必須要制定相應的法規，而這種法規就是為了保證人們更加努力生產出更多的食品，但是，也應當按照稅法的規定，來從民間取利，同時按照法度來使用稅款。如果能夠堅持按照這種方式來施政，就會使得天下的財富堆積如山，即使遇到意外災害，也不能將其窮盡，如果能達到這樣的效果，那麼作為君王，哪裡還用得著擔心財富的匱乏，所以說，作為君王，如果能真正做到節約富民，那肯定會使國家富強起來。
荀子同時還告誡，作為君王者也要明白，他不可能天生無所作為就能當好君王，《天論篇》中說：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寒暑不能使之疾，襖怪不能使之兇。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襖怪未至而兇。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已經完工的大殿
這一篇的前三句廣泛被後世引用。荀子的這段話等於否定了君權天授的固有概念，歷史上有堯、舜這樣的明君，同樣也有著桀、紂這樣的暴君，他們都曾經統治天下。上天的公平之處，完全顯現在人的努力，如果按規律辦事，天下將大吉，反之則會出現亂象，國家如果能夠做到增強實力，則上天也不會使這樣的國家變得貧窮。如果有了強大的儲備，即使在災荒之年，也不會讓天下大飢。所以，社會上有了問題，不要把責任推給上天，因為這些都是人為產生的結果。
從上面的這些敘述可知，荀子雖然是儒家，但他摻雜進了一些法家的思想，這也是他受到後世詬病的地方，但相比較而言，他思想的主要成分依然是儒家，所以韓愈在《讀荀》中說：“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餘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在這段話中，韓愈也認為荀子的思想不純粹，但總體上說，還是一本孔子的觀念，於是他給荀子下了句“大醇而小疵”的斷語。但是宋代的理學大家程頤卻認為韓愈說得不對：“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論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揚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理甚道！”（《伊川先生語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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