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小云助貧中心發起人，南都觀察特約顧問
如果沒有一個機制，或者鄉村的人沒有影響力去確保他們的利益，他們能維繫在鄉村的熱情嗎？如果只靠學者的學術關懷、政府的投入來支持那些收入微薄、在現實社會文化價值中被認為是落後貧困的群體，實現鄉村振興有可能嗎？
去年以來，“鄉村振興”這個主題變得越來越熱鬧，我80多歲的老母親一看見我就說：“你現在重要啊，現在搞鄉村振興了！”我心裡想，我還真是沒弄明白什麼是鄉村振興。
在之前的一篇短文中，我提出了“新鄉村主義”的觀點，其實是想思考一下，為什麼這個時候會提出鄉村振興這一問題。於是我簡單地回顧了一下，從本世紀初開始，取消農業稅、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直到現在的鄉村振興，這個過程裡，肯定有政府的政治經濟考量，但也許也有一個自然的規律。在新鄉村主義那篇短文裡，我提出了一個疑問——是不是隻有在工業化和城市化越來越發達的時候，鄉村振興才有可能？
▲ 陝西咸陽渭城區窯店街道辦劉家溝村，村民牆面上以“美麗鄉村建設”為主題的“文化牆”。 © wenming.cn
但是，這樣講的話，很容易陷入到優先工業化城市化，再發展農村的爭論中。記得八十年代，我在中央農研室工作，大家談了很多觀點，都還是如何通過工業化、城市化來推動農業現代化。那個時候講農業，主要是講糧食生產，講人均糧食八百斤、促進勞動力轉移、增加農民收入……到現在，可能對於這樣一個傳統的模式，人們更多的都是批判。
實際上我是一個保守主義的發展主義者，也就是說，我的立場似乎沒有脫離出這個傳統的路徑依賴。我經常會在不同場合，為這樣的立場做自我辯護。我的好多同事都在研究這個問題，孫慶忠教授，是個充滿文學精神的人類學家，我看他的鄉村口述史的介紹和在鄉村做實踐，深受教育。葉敬忠教授帶領他的學生研究小農問題，挖掘小農存在的意義。朱啟臻教授、熊春文教授也在研究農業社會學和倡導鄉村的價值，他們的很多觀點都讓我很受益，也促使我思考鄉村振興的問題。
這一年來我一直在想，中央全面說明了鄉村振興的內容和方向，但具體再看，是不是有一個什麼樣的具體樣板，我們可以說這樣的鄉村就算振興了呢？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一個模式、樣板。
很多人都把日本、韓國、歐洲、美國等國家的鄉村拿來做比較，也把國內很多的鄉村拿出來做樣板，在他們呈現的這些鄉村發展的敘述中，的確隱含了一個預設，那就是如果中國的鄉村也和這些案例一樣，難道不能說中國的鄉村振興了嗎？
2002年，我到英國裡丁大學訪問，朋友帶我參觀了裡丁的鄉村，在和農民交談的時候，我說你們的鄉村真美麗，農民卻告訴我，他們的生活也很艱苦，收入太低了。那個時候，他們的人均收入一年可以達到3萬以上英鎊，其中很大一部分來歐盟的補貼。很顯然，我看到更多的是英國外表的鄉村，英國農民跟我講的是他們自己世界裡的鄉村。不管怎麼說，可能很多人還是會認為，至少英國的鄉村比中國的鄉村離振興的目標更近一點，那麼讓我來預設一下，假如英國的鄉村比中國的鄉村更接近於振興，那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們的鄉村成為今天這個樣子。
▲ 蘇格蘭的Luss小鎮，位於特羅薩克斯山國家公園裡，大部分村舍從中世紀保留至今，村莊裡的教堂是很典型的19世紀建築，帶著維多利亞風格的彩色玻璃窗。 © visitscotland.com
霍布斯鮑姆是享譽世界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和思想大師，他從14歲加入共產黨，終身奉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霍布斯鮑姆在他的《工業與帝國：英國的現代化歷程》一書裡，對英國的鄉村做了簡短但很有意思的論述，幫我解答了不少對英國鄉村為何如此美麗的疑問。
我去國內很多鄉村時，總覺得這些鄉村即便不算貧困，但總說不上美麗。但是到英國的鄉間走走，那一望無際的綠野，鄉間的別墅、莊園，如畫一般。在劇烈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為什麼到現在，英國的鄉村也沒有衰落？
我想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因。首先就是鄉村的農業具有工業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是常說的農業的特殊性。霍布斯鮑曼也說了，英國即使在實施全面的自由貿易階段，其農業依舊提供了主要的農產品的供給。其次就是鄉村所具有的與農業相關的文化價值體系，而且社會主流也必須認同這個價值，否則維繫鄉村機制不會持續。但是僅僅依靠“鄉村裡的農業很重要”和“鄉村是一種生活方式”這種認識並不足以維繫鄉村的繁榮，還必須要有一個機制。
到了1800年，英國的農業最多隻僱傭了三分之一的人口，也就是說在很早的時候，大多數英國人已經離開了鄉村。在英國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為什麼還能夠維護農業和鄉村作用？
霍布斯鮑姆的解釋很有意思。他認為英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由地主控制，1851年前後，全國約有四千多個地主控制著七分之四的可供土地，他們把土地分給25萬個家庭，這些家庭又把土地僱傭給125萬農民和牧民。所以那個時候，所謂的農民是由這三個部分組成的，其中，最有權勢的是地主，他們控制著全國的政治，成為了當時英國政治中最難對付的既得利益集團，即使到1914年前後，在議會投票時，“郡”可以輕而易舉的擊敗“市政”，也就是說，農村的利益集團可以在選舉中擊敗工業和城市利益集團。
直到1855年，英國議會構成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地主，反過來說，要想躋身上層階級，你必須要擁有一片莊園及一座別墅。大規模的土地所有權，是進入英國高層政治的通行證。早在1790年代，地主已經擁有了四分之三的土地，通常意義中的“小農”已經不復存在，這些土地主要是在圈地運動中發生的。這種政治社會激勵為英國帶來了遍佈全國的大規模莊園和一棟棟傳統別墅，土地私有和財產繼承的法律使得得以它們代代相傳。
▲ 數據來源，《16世紀以來英格蘭地產的社會分配》，E. F. 湯姆森。
由於地主在英國政治社會生活中的巨大影響力，因此主導社會潮流的上層社會的生活方式以及它的格調都是基於鄉村的特點，是一種鄉村的文化方式，鄉村的自然人文的價值一直都是英國貴族生活的核心價值，從而也成了英國社會普遍追求的價值。這個傳統也拓展到了北美。
我當然相信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觀點，但是主流精英在建構社會價值體系中的作用也不可完全否認。鄉村生活方式和文化格調並非是空洞的說辭，而是非常物化的。鄉村的綠地景觀、田野、鄉間別墅、餐飲以及很多來自鄉村的文化項目等反而更顯高貴（比如馬術等運動，至今在英國都遠比橄欖球之類的中產階級遊戲要被看得高貴）。
▲ 位於裡丁的巴斯爾登莊園（Basildon Park），建於18世紀，曾被選為電影《傲慢與偏見》的取景地。 © bangli.uk
英國地主貴族特別崇尚公園綠地，因為他們擁有大片土地，會把這些土地規劃得如花園一般。那個時期，英國的俱樂部和圖書館的高端會員也都是鄉間會員，城市裡多是遠遊海外的商人，或目不識丁的農民工，他們沒有時間，不可能成為俱樂部和圖書館的高端會員。維多利亞時代，新生的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他們要不就是地主階級脫胎出來的新階級，要不就是希望證明自己貴族身份的新貴。
獲取社會認可的重要標誌是子弟在哪裡讀書。好多年以前，我去看望一個朋友在英國上中學的孩子。我從倫敦坐三個多小時火車到了達爾文的故鄉，然後發現沒有公共交通可以抵達那所學校，只能打出租車，沿路經過一片碧綠的英國鄉野，最後到了一個古堡式的學校。這所學校完全孤立在這片鄉野。這就是英國的貴族學校，很多都專門建在鄉間。
土地貴族在英國社會的影響力巨大。在當時很長一段時間內，任何涉及到鄉村上層階級利益的改革都會引起巨大的政治反彈。拿破崙戰爭期間，英國的農業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土地貴族獲得很大的利益。其後英國的農業開始轉型，1851年之後，這種轉型壓力不單單是農場主和僱農，地主也感到了壓力。當時城市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提出了沒有經濟效益的土地應該退出經營，沒有經濟效益的僱農應該轉移到工業中去的建議。地主們覺得這樣的方案嚴重影響了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主導在英國議會推行了《穀物法》。
《穀物法》的核心是反對土地流動，這就造成了1815-1840年期間所謂封建地主與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對立。與此同時，地主階級也作出了一些讓步，他們接受了1834年的《濟貧法》，其規定由地主出資為農民提供救濟。從1760年開始，地主利用他們對政府議會的控制，藉助一系列的法令，展開了逐步擴展到全英國的圈地運動。圈地的理由是讓未開墾的土地得以利用，現在他們又反對土地的流轉，事實上，《濟貧法》的大部分好處很大程度上又返回到了地主，很多通過農業無法生存的僱農甚至是農場主不得不放棄農業，走入城市，還有的不得不遠涉重洋，去北美謀生。
但是同時，即使在土地不斷集中、土地貴族壟斷地權的情況下，到1830年，英國的人口雖然比1750年增加了2倍以上，從事農業的人口急劇下降，但是英國食物消費的90%以上是英國自己生產的，即使自1846年開始採用自由貿易政策的很長一段時間，英國的農業始終維持著強有力的高價格，沒有受到外界競爭的影響。這當然得益於當時的運輸成本高，還不大可能通過遠距離的貿易來維繫食物安全。到1960年，英國農業人口的人均產出比除了荷蘭以外的西歐國家都要高，英國的農業人口大體供應了與其人口比例相應的國內生產總值。
我不知道應該從英國鄉村的變遷中得出何種啟示。英國土地貴族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也通過其在社會的主導性影響力，維繫了由農場主和僱農們一道創造的鄉村和鄉村文化實踐。這些都會構成了所謂的鄉村價值。毫無疑問，工業文明也極大地衝擊了英國的鄉村價值，但是，鄉村的印記仍然深深地保留了下來，既在英國皇家的文化實踐裡，也在倫敦數不清的小酒吧裡——人民在交談中表示自己的夢想是在鄉村有個莊園。
英國有英國的傳統，英國鄉村能走到今天，霍布斯鮑曼給出了一些答案。他似乎是說，那些土地貴族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而很多的失地農民則付出了代價。
霍布斯鮑曼是歷史學家，顯然不是說鄉村振興要依靠地主貴族。其他國家的經驗也並非都是英國的模式。但是如果在鄉村的人獲得不了自己追求的利益，比如說，英國的地主在鄉村得不到他們想要的利益，他們能在那裡掙扎著讓英國的鄉村這樣美麗嗎？如果沒有一個機制，或者鄉村的人沒有影響力去確保他們的利益，他們能維繫在鄉村的熱情嗎？如果主導和影響社會主流價值的群體沒有基於鄉村的利益，以及與之相聯繫的鄉村的文化的實踐，鄉村的價值能成為社會崇尚追求的價值嗎？也就是說，如果只靠學者的學術關懷、政府的投入來支持那些收入微薄、在現實社會文化價值中被認為是落後貧困的群體，實現鄉村振興有可能嗎？
在這裡，我倒是想到了國內現在很多對鄉村振興的討論，有的朋友反對資本下鄉，有的朋友反對文化下鄉。我也注意到了很多關於新鄉紳和新的“上山下鄉”的討論，他們可能是希望讓社會的主流回歸鄉村。但是這些成長在城市和現代工業文明下的新貴和新鄉紳們如何能有一個基於鄉村的利益？如何真正認同鄉村價值？
現在很多鄉村的建設的確在做有意義的工作，但多是在恢復物化的鄉村，還有很多的鄉村設計都是按照城市中產階級的文化偏好在做，比如說我在雲南河邊村的實踐，儘管我總提醒自己保留鄉村特點，但是除了保留一個房子，我真的不知道鄉村的價值內涵是什麼。
當鄉村價值不再是社會的主流價值的時候，我們有能力制止鄉村的衰落嗎？當社會以工業和城市文明為主流價值的時候，我們真的依靠小農自己就能實現鄉村振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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