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在写完元妃省亲故事之后，笔墨从铺张华彩的风格，转向第十九回写“花解语”和“玉生香”温情婉转的格调，不管是从情境的气氛还是写作的情调，都是情致款款，两个感人的画面细腻而生动，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第十九回的回目是“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单就回目而言，它的对称美、言词美和寓意美体现了曹雪芹特有的美学追求。再结合此回文本内容来看，从回目设置到故事情节再到小说结构的前后照应伏笔，曹雪芹把这两个重要的故事总摄在一个章回来写，一前一后，其中各自的内涵应有所显示。它把人物思想、人物之间的关系及结局都寓写于其中，并揭示了小说的主题和作者的思想倾向，其中的意义令人思索和玩味。
第十九回的回目还使笔者想起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诗词、小说和戏曲典故，如元代王实甫在杂剧《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结尾时，写书生张君瑞突然见到崔莺莺，就有“娇羞共解语，温柔玉有香”之句。
在小说《水浒传》第二十四回中，作者写潘金莲：“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
在一百回本《水浒传》第八十一回中有首七律，其中有“白玉生香花解语，千金良夜实难消”之句，描写京师名妓李师师的体态之美，楚楚动人，等等，不再枚举。
从以上这些典故可看出，古代文人多用“花”和“玉”来比喻女人的美丽容貌。具体到《红楼梦》第十九回中，“花解语”之“花”正与袭人之姓“花”暗合，“玉生香”的“玉”与林黛玉的“玉”暗合。曹雪芹这样设置回目，既巧妙地化用了文化典故，又与小说中的两个人物姓名暗合，是巧合又不是巧合。更妙的是曹雪芹化用典故，用“花”与“玉”来分别写袭人与黛玉两个人物，不但写出了两个人物外在的不同类型的美，而且也把两个人物不同的性格、思想特质及命运结局也写出来了，并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倾向。对此，笔者以为，“花解语”的故事所揭示的是袭人之劝，主要体现的传统价值观念中的“理”，而“玉生香”的故事所表现的是黛玉对宝玉感化的“情”。关于第一点，笔者在拙文《【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情”与“理”的较量——从袭人劝宝玉至宝玉“悬崖撤手”》中，也是从“理”与“情”的视角来阐释的。因这两个故事相关联，今再写一文，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阐释，权作是前篇的姊妹篇吧。笔者通过分析，企图对小说的主题一个浅性的思考。
家族的兴衰，曾经的锦衣玉食，似乎一夜之间成为一场梦。人生的变幻无常，往昔与今时，忧愤及悔恨之情涌上心头。“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又说：
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当此时，则自欲将已往所赖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已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
曹雪芹生活和写作的年代，或许他心存困惑和痛苦，或许他在思考着人生的合理性和出路，或许他对传统的价值道德心存怀疑。因此，才有了《好了歌》，才有了给我们留下广阔思考空间的《红楼梦》。
对于《红楼梦》的主题，历来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在第一回中，曹雪芹开宗明义地写着“大旨谈情”。研究者对这句话的理解歧见纷呈。笔者以为，《红楼梦》的主题不是单一的，其中之一就是“大旨谈情”。面对现实中的道德崩坏和欠缺，才确立自己以“情”为本体的精神世界。其中情的形式的多样性，可谓色彩纷呈，不但使读者感受到审美意趣盎然，且令人深思。曹雪芹说“大旨谈情”不假，其目的是用“情”作为特殊的理念，在小说中构建一个人生独特的感受世界。这个理念的承载者就是贾宝玉。贾宝玉不管是从年龄和生理上看，都是处于懵懂天真的人生阶段。但是，警幻仙姑对他褒扬有加，说他聪明颖慧。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把读书取功名的人讥为“禄蠹”，还毁僧谤道。这些看似可笑的“孩子话”，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然而，它却对小说主题的显示起到强化的作用。它表明了曹雪芹以女儿之情作“情”的核心内容之一的独特的世界观，与传统中的以功名利禄为人生目标的价值观形成对立。并以这些不被世人所理解的“孩子话”作为叙事的独特话语方式，把贾宝玉的人物形象突显得更加鲜明活泼。
在“花解语”的情节中，袭人别具心思，情思恳切，话语款款，苦口婆心。她劝贾宝玉改掉三大毛病，即不得说那些关于变灰变烟死亡的“呆话”；认真读书，不得把读书上进的人讥为“禄蠹”，不得毁僧谤道；不得调脂弄粉，吃女孩儿嘴上的胭脂，改掉爱红的毛病。这些千奇百怪的毛病，贾宝玉是用至奇至妙的小儿淘气的言行表现出来的。然而，却天真无邪，如水一样清澈。但是在世人眼中，它是呆话蠢话，表现为一种病态和不近人情。当一听到袭人说如果依了这几件，把这些毛病都改了，自己再也不出去了，贾宝玉就连忙都答应了。
宝玉当然并没有真心答应和改掉，而是出于“情”才暂时答应下的。因为，他喜聚不喜散。生怕哪天像袭人一样的这些女儿们变得“无情无义”，离他而去，所以才满口答应。他的“情不情”使他的情性显得不成熟，对世俗所认同的一些价值和生存意义没有任何的责任和担当。然而，这却是他的心里话。袭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宝玉却不加深思地答应下来。明知自己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得到，他为了自己心中坚守的“情”，就是变灰变烟都无所畏惧，何况应付袭人这样的情理之劝？袭人喜劝而宝玉恶劝，他为了与大家在一起，不得不听从。他关心的不是读书、功名、利禄等现实问题，他关心的是儿女之情，能长久地与大家相聚，就心满意足了。正如尤氏说他的“一点后事都不虑”，世人笑他是“无事忙”，他却笑世人争名夺利是“混闹”。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使宝玉与世人隔起了一道墙，即使大家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也形如陌路。
宝玉对袭人之劝，当时信誓旦旦，甚至为表示自己的决心，满口里说不但三件，就是三百件也依。可是，第二天早上起床，已把袭人的话早就抛到爪哇国去了。袭人之劝是一个道德理性的约束，宝玉之所以听不进去，是因为他心中仍存在着以情为中心的焦虑和不安。因此，等他到了潇湘馆，与黛玉说说笑笑时，他的心又投入了另一个世界：情的世界。
他一脚踏进潇湘馆，黛玉就发现他左腮上有一钮扣大小的胭脂膏，黛玉一问才知是刚才宝玉替女儿们淘胭脂留下的。黛玉也劝他不要干这些事，怕被舅舅（贾政）发现，又惹得大家不好受。宝玉对黛玉的话无心听进去，被一股幽香吸引住，全身心沉浸在潇湘馆一片旖旎柔情之中。接着，他为黛玉解困，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耗子精”的故事，两个人度过了一个心恬意洽的下午。这使得宝玉完全沐浴于情的爱河之中。在这里，没有袭人的絮叨和胁迫，无拘无束。每一缕清香都是那样令宝玉心旷神怡。
这一节叫做“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按脂批透露，在曹雪芹的原著中，末回有一个“情榜”，以“情”作评语，为十二钗作定评，如宝玉是“情不情”，黛玉是“情情”。这体现了“大旨谈情”的小说主旨。而整部小说是写以宝玉、黛玉和宝钗三人情感悲剧为中心的“情”的悲歌。宝玉和黛玉的“木石前盟”之情，是以“还泪”神话的预设为前提的。它与宝玉和宝钗的“金玉良缘”相对立。宝玉与黛玉之情是小说儿女情中的一种，从本质而言，这样的情是建立在超现实的理想之上的。相对而言，宝玉与宝钗之情是小说中世俗之情的一种，从本质来说，是以物质为条件的伦理之情，与袭人之劝，同属于现实传统道德的范畴。这两种情的并存和对立，是基于不同的价值理念和思想追求的。在宝玉的成长历程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以“情”的特殊理念来感受人生和生活的。因此，以他与黛玉的“木石前盟”之情为中心的女儿之情，正在不断地把他引到离经叛道的情的道路上。这就是第五回中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劝他不单为闺阁增光，要免受世人讪笑和被弃于世道，须改悟前情而委身于经济仕途。然而，不管袭人和宝钗基于“理”的劝说，还是其父贾政的棍棒相加，都无济于事。相反，黛玉的“情情”加快了他“情悟”的步伐，与世情世理走得越来越远。从“花解语”的同化之劝到“玉生香”的温情感化，是宝玉在“理”与“情”之间的挣扎与回归。袭人之劝与黛玉之化，同写于一回书中，一前一后，各自向着不同的道路发生作用。对于情而言，尽管它的回归相当艰难，然而，宝玉至死不渝，为“情”所忙，为“情”在所不惜。
对于“耗子精”的故事，曹雪芹写得细腻温馨，其笔法与宝玉和黛玉“听曲埋花”的情节同样感人。这些有关“情”的情节描写，如情感的酵母，在不断地为宝、黛之情起到催化作用。这使得宝玉的包括与黛玉之情在内的女儿之情得到滋生和发展。宝玉的心逐渐淡化了对现实的传统价值关注，他为黛玉哭，为儿女将散之情焦虑不安。他常用一片痴情去关心和体贴她们。然而，恼恨、痴情、焦灼、困惑之情常伴随着他。在“静日玉生香”之后，如宝玉在第二十一回中续庄、在第二十二回中禅悟、第二十八回中对黛玉葬花的感悟等等情节中，都把宝玉受情的困惑苦恼写得淋漓尽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这样的“情问”超越于现实和历史的时空，答案在哪里？曹雪芹用情来为自己建立的一个全新的理念架构，就要坍塌了吗？《枉凝眉》所唱的“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须化？”这就是以超于现实的“木石前盟”为代表的儿女之“情”的宿命？是的，注定要失败。这是在第一回中“还泪”的神话已作了预设。在与“理”的较量中，“情”的道路是一条冒险之路。但是，明知走不通，曹雪芹仍然这样走下去。这是写作《红楼梦》的必然。否则，《红楼梦》的悲剧就无从说起。他笔下的宝玉，以纯洁的“情”为屏障，阻挡来自于现实的尘嚣。可是他建立的“情”只建立在超现实的意识之中，逃脱了道德判断的存在和约束，当然不为世俗所容。所以黛玉不得不泪尽而夭亡，也只有这样，“情”才得保洁而归于纯真。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维护美的圣洁和崇高。
这就是悲剧。曹雪芹因《红楼梦》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人物，同样因为悲剧成就了他的伟大。
总之，从代表着“理”的“花解语”之劝到代表着“情”的“玉生香”之化，所体现的是曹雪芹对美的价值追求。而这种以“情”为内涵的美，为世俗所不容。在存在与毁灭、和解与抗争之间，曹雪芹选择了后者。既然，它不被这个世界所接纳，宁愿自我毁灭。这如石头回归于大荒山，是本质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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