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1 蘇軾一生坎坷,顛沛流離,卻為何不像陶淵明那樣辭官隱居呢?

英公子小嫣


這與兩個人生活環境是有關的

陶淵明所處的時代是東晉,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黑暗朝代。朝廷被門閥世族把持,政治動盪不安,征伐不斷。陶淵明身處士族底層,接觸不到處理國家大事,也沒有可能的晉升空間。陶淵明即便在有鴻鵠之志也無處施展,留在官場只能同流合汙,堅持初心就只能棄官歸隱,當時中國的文人士大夫由於無可奈何,基本都是遠離朝堂,過閒散生活。

蘇軾生活的時代是北宋中晚期,國家是統一狀態,蘇軾雖然屢遭貶斥,但都是因為政見不合,基本都是在國策的決策中被排擠,朝廷並沒有放棄往好的方向發展,只是大家意見不統一。蘇軾雖然被貶,但依然可以對國家政策提出意見和看法,至於接不接受就看皇帝的態度。宋朝一直被稱作中國古代最善待文人士大夫的朝代,而宋朝的士大夫們也一向以天下大計為己任,十分熱衷參與政治。王安石被貶後,雖自稱歸隱不問時事,但當聽到新法被司馬光廢除殆盡後還是憂憤而死。蘇軾作為那個時代的文人代表當然也有著積極入世的情懷,即便仕途不順,也不會有退隱山林的心思。


足下三尺


簡單來說就是沒必要!

你別看蘇軾一生坎坷,顛沛流離,今天發配到這裡,明天發配到那裡,但是他的人生,其實比我們絕大部分的人都“幸福”。

蘇軾最高做過翰林學士,啥是翰林學士?

簡單來說,就是宰相的“候選人”,這一制度在蘇軾生活的,重文輕武的宋代,格外有分量。

這下大家就明白了,蘇軾是“差點”當宰相的人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啊!

翰林學士,是古代官名。學士始設於南北朝,唐初常以名儒學士起草詔令而無名號。唐玄宗時,翰林學士成為皇帝心腹,常常能升為宰相。
北宋翰林學士承唐制,仍掌制誥。此後地位漸低,然相沿至明清,拜相者一般皆為翰林學士之職。清以翰林掌院學士為翰林院長官,無單稱翰林學士官。

就算他老人家被貶,也大大小小都是官,而且蘇軾畢竟是曾經當過翰林學士的人,而且詩詞文章寫的很好,書法也不錯,他這種人才在宋朝,就算想隱居,也是隱不了的。

而且隱居有什麼好處,除了清靜一點,別無其他好處。

因為宋朝哪會,天空不像現在汙染這麼嚴重,住城裡和農村差不多,至於吃的,哪會還沒有農藥,都算綠色食品,況且當官吃的更好,要是自己種……

別以為會有青椒土豆西紅柿啥的,玉米也沒有,因為玉米大概是明朝的時候,才加入“中國”國籍。

所以要是隱居的話,日子清苦的很,根本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詩意生活”!

從生物學角度講:人類有趨利避害的天性!

簡單來說,就是人都想過好生活,都想吃肉喝酒,所以蘇軾好好的官不當,跑去隱居,這不是自找苦吃嗎?他幹嘛要活的這麼“倒退”?

所以,他除非腦子抽風,才會去隱居,因為沒有人想過“茹毛飲血”的時代,也沒有人想做“山頂洞人”。

這是其一,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還有一點就是,陶淵明當年其實也不想隱居的,理由如上,就是——“隱居太苦逼了”!

但是為啥,陶淵明還是隱居了,不但隱居,還寫出了讓後代人十分羨慕的“田園詩”,貌似他老人家過的還不錯。

那是因為,陶淵明當時所處的時代是東晉末年,像當年的東漢末年一樣,天下英雄都摩拳擦掌,是一個十分動亂的年代。

而且東晉末年政治腐敗,官場黑暗,就算去當官,也是個高風險職業,萬一沒討好上司,得罪了小人,分分鐘小命就沒了。

所以按照“趨利避害”的天性,寧願生活苦一點,也不能把小命丟了啊。

所以陶淵明的隱居是“高招”,把自己隱居起來,等天下太平的時候,再出來當官,為民造福。

而蘇軾所處的時代,是十分尊敬文人的時代,雖然不斷被貶官,但是蘇軾的“名聲在外”,而且藝術才華造詣很高,無論走到那裡,都是受人尊敬的。

最重要的是,沒有生命危險,頂多就是政治理想沒有實現,官小了一點。

所以蘇軾完全可以在任上等待“重新被重用”的時機,沒必要跑到深山老林裡面,過與世無爭的生活。

其實無論是陶淵明還是蘇軾,他們這些“知識分子”“文化精英”,從內心裡面來說,都是想出來做官,無論對老百姓,還是整個國家,都想做出自己的貢獻。

只不過,陶淵明的時代“逼迫”他必須隱居,而蘇軾則完全沒有必要。

說道這裡就清楚了,蘇軾不隱居,原因很簡單,就是——“沒必要”!


太行山下小小強


《亦然讀史.蘇軾的曠達與堅守》

翻開中國文學史,滿目盡是巨璧大家,放之長空則星漢燦爛,放之大地則高山林立。其中,蘇軾就是那個產生巨人的時代——宋代浩瀚長空的一顆耀眼巨星,莽莽大地的一座景仰的高山。近日,借武漢疫情閉門之嫻,閱讀了《中國思想家叢書》之《蘇軾評傳》,伏案經月,夜不釋卷。對於蘇軾為何屢挫屢貶,卻不自廢自棄,辭職掛官?我想從如下方面,試作微探討、淺商榷:

一,蘇屢遭貶謫、風雨一生的成因演繹和客觀現實性

一是政治氣候。熙寧二年,蘇還朝授職時候,正是表面繁榮的北宋出現政治危機的時候,此時神宗即位,皇帝的態度是鮮明的,那就是任用王安石,支持變法圖新,這是政治背景,所擋必傷。

二是工作環境。反觀蘇所處時代,活躍在文壇官場的耀眼星座,就有王安石、歐陽修、范仲淹、司馬光、梅堯臣等等。如此星漢燦爛,濟濟一堂,合則相得益彰,水漲船高,比如歐陽修與蘇的知遇之恩;悖則彼磨此礪,彼長此消,比如王安石與蘇的政見之齬齟。官場人生,軟環境至關重要。正當其時,則是如虎添翼,要成長神龜莫阻;生不逢時,則是“五指”壓頂,欲成業百暢不舉。由此可見,前程是風明雨晦,抑或一帆揚州,無他,環境使然。

三是觀點之爭。王安石以竣急思想、霹靂手段施行新法,使得朝內有識之士因觀點相左而被迫離京。一時間,朝野落葉紛飛,內外風雨凋零。蘇雖不反對改革,卻主張“法相應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的方式徐徐圖進。一個要急進,一個要緩步,自然君子如璧,裂則必隙。留給他的只有一條路——離開朝廷,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從此播下下仕途風雲密佈的種子,開啟政治上風雨兼程的顛沛之途。

於是,由於一與政治大環境相悖,二與工作小環境相逆,三與主政宰相王安石相左,三個原因疊加,演繹了蘇軾遭謗陷獄、風雨一生的結局。到蘇44歲的元豐二年,御史李定等,藉助彈劾蘇詩諷刺新法,毀謗君相,蘇遇到了生平第一禍事——史稱“烏臺詩案”。蘇坐牢103天,幾瀕臨砍頭境地,幸虧宋太祖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才躲過一劫。出獄後,蘇被降職黃州團練副使。後幾經被貶惠州,再貶昌化軍,及至徽宗即位,遇赦北歸,以六十六卒。

二、蘇軾百折不饒、九死不悔的骨節稟賦和邏輯必然性

一是性格稟賦使然: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個人的稟賦性格,是決定其命運前途的DNA。一則驕傲的出身環境。蘇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出身於長江上游的天府之國、文化之邦的眉州,其祖父蘇序家境殷實,能詩能文,二伯蘇渙身為進士,父親蘇洵更是著名的散文家,長於策論,文風縱橫恣肆,自然耳濡目染,根正苗紅。二是豐沃的經濟環境。蘇家幾輩人的辛勤積澱,自然家境殷實;年幼時父親出遊在外,母親教其讀書,言傳身教、悉心撫育;蘇家一門三進仕,都出任地方高官,這些都為蘇的成長積澱了殷實的物質條件和良好的社會環境。三是驕人的天縱英才。蘇在京城會考時,其文風獲得了主審官歐陽修的傾倒。歐贊曰:“這樣的青年才俊,真該讓他出榜於人頭地(成語出人頭地的出處)!”從此收留為弟子。由此可見:翰墨家風的文化環境,物流富足的物質環境,少年得志的成長環境,必將催生蘇人格壁立、頂天立地,傲視薄物、曠達豪放的性格稟賦。

二是士人人生抱負使然:從祖父到二伯的耳濡目染,從父親到母親的教養德化,從少時科舉一考成名到一門三進士的官宦之家,蘇所接受的都是打馬朝堂、名垂青史的“士大夫”價值觀。“上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在皇權當道、官本位思潮佔據主流的時代,成就人生價值的最佳道路只有一條——那就是身居朝堂、全功立名。由此可見,即使仕途百折猶無悔,即使生活再苦亦不退,這是蘇軾的應有選擇。

三是“伏法”罪身使然:蘇的一貶再貶,具有兩個特徵:一是堅持觀點自己“求”來的,二是因陷獲罪外力強加的。試問,前者是自願選擇,為何要辭官?後者是被迫負罪,法律怎麼能讓負罪之人有任意選擇辭官的權利呢?要想保命,就隨波逐流、跟著命運走吧——舍此奈何?加之,父兄皆居官場,自己又名揚四海,豈能趁快哉之能事,隨意扔下挑子,一走了之?

自古寶劍多磨礪,不如鋒刃從何來?反觀蘇的人生險阻,仕途通曲,我們發現:被貶黃州是他一生思想和創作的分水嶺。前則以儒家思想為主,大量的政論、史論等充分顯示出他積極入世的一面;被貶黃州後,以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融合佛道曠達的襟懷,達到了無論窮達落魄,都能在精神領域和文學世界,保持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

事實上,蘇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新舊黨爭的漩渦中坎凜起伏地度過的。但政治的暴風雨後,他並沒有減弱他旺盛的創作精力,而且物極必反,促使他深入地思考社會人生,成就了他前期作品的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的豪放風格,後期作品的空靈澄明、豁然恬淡如深柳梨花的曠達婉約,命運的打擊和個人的自救,在這裡合夥鑄造了一座人跡罕至的文學高峰。在此,我們是否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不是災難成就文學,而是文學挽救了蘇軾!

竹杖芒鞋輕勝馬,一蓑煙雨任平生!

這就是蘇軾,雖九死而莫悔的蘇軾——請問:這樣的蘇軾能夠打倒嗎?這樣的蘇軾能夠以辭官避世的方式,向命運、官場和人生屈服嗎?

2020年2月29日亦然於半山讀《蘇軾評傳》有感兼答友人


中國亦然


蘇軾一生坎坷,顛沛流離,像陶淵明一樣歸隱是他人生的最大希望。

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他最終也沒有實現他的願望。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是反對新法的主要成員之一,屬於舊黨中的蜀黨領袖,又是新興的未來可期的政壇新星,同時歐陽文公仙逝以後,他又是執文壇大旗的文壇領袖。有一大幫文人墨客鄉黨學生追隨著他。政治影響社會影響很大,沒有被貶謫以前。他縱使辭官歸隱也不能成行。貶謫後成了被人監視的“犯人”,沒有皇帝的聖旨更可不能了。

蘇軾一生的思想是複雜而又矛盾的。一方面,他積極用世想做個好官,同時繼承歐陽修老師的旗幟,在文化上施展自已的才華;另一方面政治上的打擊,又使他產生歸隱的思想,他甚至打算在宜興買田安家,在貶謫生涯中隨身帶著陶潛詩集,和陶詩寫了許多首,追隨陶潛歸隱也是他的願望。

所以,蘇軾的一生總在調和著這兩種矛盾。

我們今天看蘇軾和陶潛應該分開來看。

蘇軾的社會,知識分子的待遇和社會地位遠比陶潛時代好。

蘇軾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比陶潛高。

蘇軾的仕大夫觀念意識,要比陶潛強。

陶潛天生恬淡的性格是蘇軾難以企及的。

陶淵明是和,屈原,李白,杜甫並肩的偉大詩人,蘇軾不是。

陶潛歸隱基於他的性格,蘇軾則囿於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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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出身書香門第,從小父母就細心指導。特別是蘇母,在蘇軾年幼時,就給他講過《後漢書·範滂傳》,用古代志士的事蹟勉勵兒子樹立名節。在家庭教育的薰陶下,蘇軾年紀輕輕,學識修養已經很成熟了。



蘇軾生活在北宋時期,此時,儒、道、釋三種思想在社會上並肩流行。蘇軾學識淵博、思想通達,他欣然接受了儒、道、釋三種思想,並且認為它們本身就有相通的地方。所以蘇軾的人生哲學基礎是,儒學體系為根本,又浸染了釋、道兩家的思想。

蘇軾一直懷著儒家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他22歲考中進士,他為人坦蕩,講究風節,入世之後,勤政為民,講究政策的時效性。王安石厲行新法時他持反對態度,司馬光廢除新法時他又持不同意見。因此多次受到排斥打擊。


蘇軾被貶到許多地方,先後到杭州、徐州、徐州、福州,甚至最後被貶到惠州。蘇軾一生顛肺流離,但是每到一處地方,他都盡力有所作為,為地方上做了許多實事。晚年的時候被貶到了海南,與黎族人民一起過著艱苦生活。

蘇軾對自己的不幸運與苦難並非麻木不仁,他也有痛苦彷徨的時候。但是骨子裡儒家堅毅的精神讓他不忘去勤政為民的思想;而道家思想的影響又讓他每次被貶到地方,都願意走進大自然,在自然中尋找人生的樂趣;對釋家的禪悟,又讓他能超然物外的對待一生的變故。


融合了儒、道、釋三家思想的蘇軾,堅定、沉著、樂觀、曠達,無論在哪裡他都是一樣的生活,一樣的保持濃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創作活力。

因此他沒必要辭官歸隱。


chen清英雅秀


蘇軾一生顛沛流離,不像陶淵明那樣辭官隱居。可以從蘇軾的性格、時代的背景來分析。

一、蘇軾的性格

蘇軾是個有抱負的人,就算被貶,就算他鬱悶。他的人生態度還是積極的,懲處逆境卻不甘沉淪,忘懷個人得失,立意有所作為。他的這種思想表現在《前赤壁賦》中可見一斑。

被貶黃州是其一生思想和創作的分水嶺。前期以儒家思想為主,大量的政論、史論等充分顯示出他積極入世的一面。

後期的他以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融合佛道曠達的襟懷,能以出世的態度做入世的事業,無論窮達,都能在精神領域保持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

二、歷史的背景

淘淵明的時代,是戰亂不斷的東晉,皇族內戰,民間起義,而東晉的政治又掌握在一批不攻正事的世家大族手裡,所以很多人是對現實失望的,所以才有對世外桃源的嚮往,選擇隱居。

蘇軾所在的宋朝什麼北方仍有戰亂,但是宋朝已經有了科舉制度,學而優則仕是讀書人最好的選擇。讀書人都有積極進取的心,蘇軾也不例外。

兩者時代下的文化思潮帶動下的價值取向就不同。




品勢怪獸


蘇東坡一生坎坷,顛沛流離是因他的相貌所致:

相傳,蘇東坡上京趕考時,路遇一相師,遠遠望去,東坡意氣風發,步履灑脫,走近仔細觀之,只見他眉宇寬廣,兩目如點漆,可惜頭型凸凹不平,於是對蘇東坡說:“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

後來,蘇東坡果然金榜題名,“文”名天下。精通儒學,道學,佛學。但是卻在仕途中,屢屢受挫,被貶,這都源於他的頭型。

尤其是額頭太凸,看看他的妹妹蘇小妹是如何取笑他的。有一次蘇小妹在家,門簾被掀起,只見進來個額頭,好久不見人,知道是哥哥回來了,於是說到“額頭已進屋裡,聲音還在院牆外”,言其額頭太凸。蘇東坡被說無語。恰好,有一天蘇小妹生氣哭鼻子,眼淚流下來。因為蘇小妹臉長,蘇東坡終於找到機會報復一下了,於是說到“昨日一點相思淚,今日方流到口邊”。氣得蘇小妹是哭笑不得。

蘇東坡對道教有深入的探究,他的作品也染上了道教的色彩。他對尋求長生之術十分著迷,認為若經過適當的修煉,就可以返老還童,得享長壽。他的弟弟蘇轍從一個道士處學了煉丹,面色清潤,目光炯然,元氣煥發,於是,他也到一所道觀裡閉關七七四十九天,練習打坐,還到天慶觀修煉辟穀和氣功。

蘇東坡曾寫信給武昌太守,向他請教煉硃砂的方子,並在臨皋堂裡闢室一間,架設爐火,以備煉丹之用。他有兩篇札記,篇叫《陽丹》,一篇叫《陰丹》,講述煉丹的方法:陰丹是從生第一胎男嬰的母乳中提煉出來的,把乳汁放在文火上加熱,用的鍋是銀汞合金製成的,一邊加熱,一邊用同金屬製的調羹緩緩攪動,直到奶凝結,最後製成藥丸狀;陽丹是用尿蛋白中的尿素製成,這一蛋白沉澱物經過多次淨化,最後變成白色無味的粉狀物,再加棗泥做成藥丸,空腹用酒送服蘇東坡直到晚年,一直想求得“道士丹”。

在佛教方面,經常和佛印法師參禪打坐,探討佛法。對佛教的發展和推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現在盛行於佛教五大法事裡的“放焰口”必須用到的《梁皇寶懺》文就出自蘇東坡之手,其文如泣如訴,讓人聞之肝腸欲斷,撕心裂肺。真是感天地,泣鬼神。

雖然他波折頗多,但沒有象陶淵明那樣辭官隱居,還是應驗了當年相師說的話“半個配軍頭”意思是縱然被髮配多地,但命中還有官運保留。

即便命運多舛,蘇東坡仍然樂觀向上,在被貶期間,有很多膾炙人口文章問世,包括美食。有名的“東坡肘子”就是在被貶時,自己研製的一道美食。



李布衣國學


蘇軾曾用一首詩來總結自己的一生: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自題金山畫像》

可見,他的一生都在宦海沉浮中度過。蘇軾稱:“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東坡不僅喜好淵明之詩,更仰慕其人品。可以說,陶淵明是他在人生低谷中的精神慰籍與指路明燈。

蘇軾一生坎坷、顛沛流離,卻為何不像陶淵明那樣辭官歸隱呢?也許這三方面的原因註定了他一生的漂泊。

一、生活境遇不同

1.自願出世之陶淵明

陶淵明的一生從東晉到南朝宋(包括桓玄建立的楚),共經歷三個朝代,十位皇帝。 他在世的63年中,朝代更迭,戰亂不斷,篡權奪政,時有發生。從29歲到42歲這13年,他先後五次往返於仕途歸隱的路上。第五次出任彭澤令僅80余天,這也是他仕途之路的最後一站。淵明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陶淵明的入世為官多為生活無奈的選擇,但在他心裡還是嚮往自然田園的。“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入塵網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所以,他的出世歸隱是心之所向。

2.被迫“離場”之蘇軾

出世還是入世,對於蘇軾來說一直是一個矛盾點。他既有光耀門楣,安民濟世的追求,但有一肚子不合時宜的他,在朝堂之上倍受排擠,又難免產生辭官歸隱的想法。蘇軾的仕途之路走的“三起三落”,春風得意時青雲直上官至正三品翰林學士,失意落魄之際連續三次被貶,黃州、惠州,最遠至儋州(海南),但人生起伏往往會成就一個人的品行格局。無論是升職還是貶官都是皇家的恩典,既不能辭也不能退,於是,他最終找到了使二者兼容的平衡法,儒釋道的哲學智慧,儒家教會他要努力進取,實現理想,為老百姓服務而九死未悔的精神,道家教給他齊萬物齊生死齊榮辱的曠達,佛家教給他放下、超脫的方法,所以即使被迫遠離政治中心的他,依舊在地方做的風生水起,深受百姓愛戴。烏臺詩案後,103天,歷經生死,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卻依然淡然豁達:

莫聽穿林打葉聲, 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 誰怕? 一蓑煙雨任平生。

是呀,“誰怕”!無論是自然風雨還是政治風雨,他都會在煙雨悽迷中安然一生。

二、處世方式不同

1.窮則獨善其身之陶淵明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戰亂紛繁,政權更迭,禮教和道德倫理受到嚴重質疑的時代,在日益嚴酷的現實面前,知識分子開始反思社會、反思文化,既然不能兼濟天下,那麼就獨善其身,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出路的時候,就在心靈世界中尋找依靠,在藝術的世界之中表達對“世外桃源”的嚮往,高唱“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實現淡泊明志,寧靜致遠,追求本真。

2.達則兼濟天下之蘇軾

若論政治官場中的“窮”與“達”,蘇軾的“窮”遠大於“達”,但是在這特殊風雨中的“窮”,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另一種“達”——曠世的豁達,這實現了他從恃才傲物向虛懷若谷的轉變,實現了他從一名養尊處優的士大夫向胸懷天下的文化巨人的嬗變。黃州地處長江邊,45歲的蘇軾,罪臣之身,虛官無職,卻心懷百姓,黃鄂間有溺嬰現象,他四處奔走,徵集善款,創辦育兒會;親自躬耕,發展農業,推廣耕種技術;黃州疫情,他廣施藥散,救人無數。59歲,已近花甲之年,又貶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不管是對惠州還是荔枝,這都成為了歷時最久,層次最高的免費宣傳。62歲,再貶儋州,“天涯海角”,蠻荒落後,置之死地而後生,他傳道授業,開辦教育,讓儋州走出了第一位進士姜唐佐。無論是哪,他所到之處都會流出中國文化的清泉,重現人文主義關懷,兼濟天下。

三、人生態度不同

1.採菊東籬下之陶淵明

在經歷五次入世出世的曲折後,陶淵明終於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歸宿,他心之嚮往的“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生活。他厭棄世俗,渴望投入純樸率真的自然懷抱,對自我生存方式做出正確的定位。把躬耕、採菊、飲酒、賦詩……,作為最高的人生理想。

2.風雨且徐行之蘇軾

蘇軾一生都在不停的改變著自己處世的人生態度。烏臺詩案前,他是個成功者,實幹家,提倡儒家的“修齊治平”,他桀驁不馴,自鳴得意,他認為自己是完美的,但經歷烏臺詩案後,一切都變的不再完美。初貶黃州的恐懼不安,再貶惠州的身居一隅,到儋州的身處絕經,不斷反思自己,重新認識自己,那就是要學會在逆境中生存,保持堅強樂觀的人生信念,擁有泰然處之的生活態度,超脫一切。雨果曾說過:“世界上最寬闊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寬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寬闊的是人的胸懷” ,是的,蘇軾做到了!

如若蘇軾的一生順風順水,波瀾不驚 ,那麼歷史中也許只會多了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畫家、書法家 ,卻從此少了一個有血有肉,鮮活豐滿的樂天派、慈善家、美食家、教育家、一個專門和當權者唱反調的人!


人生在世詩酒花


東坡雖然屢次遭貶,但他總能以積極而樂觀得態度面對。

因為他有遠大的抱負,他也想建功立業,揚名立萬,這是自古文人的通病。雖然遭到貶謫,但他不能就此罷休,所以他以儒家積極的精神來面對,化痛恨為力量。他是天生的樂觀派,總能從迷茫中找到自我,使自己不至於沉淪。後期的他,實在不行,才以佛道寬廣的胸襟來解脫自己。

陶淵明的那個時代連年戰亂,官場腐敗黑暗,陶不為五斗米所折腰,決定辭官隱居,如不辭地話,以他的性格,有掉腦袋地危險。

宋朝除了北方有外患,民生基本安居樂業,文化繁榮,經濟強大。與戰亂不斷,腐敗透頂的晉朝不能相比。

性格決定命運,東坡之所以沒沉淪,沒隱居,主要是天生的樂觀者。

我以詩為證:

千古文豪一東坡,

文章蓋世才華卓,

雖道平生坎坷多,

猶笑人間風雨落。


東海328


蘇軾一生坎坷,顛沛流離,卻為何不像陶淵明那樣辭官隱居呢?

一,首先從家庭來講,家庭環境影響人的每一個決定。

蘇軾,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一門唐宋八大家佔了三人。而且蘇家是當地的名門望族,而為國為民的思想根生蒂固。每到一個地方都踏踏實實的為民做主,為每個地方都做出傑出的貢獻。

陶淵明出生在一個清貧苦寒之家。8歲那年,父親去世,跟著母親種田為生。陶淵明從少年時代心裡就藏著兩個夢,一個夢是像曾祖父陶侃那樣濟世蒼生,另一個夢則像外公孟嘉那樣灑脫不羈,率性本真。

四次出仕均以失敗告催。為了一家生計,第五次出仕,不甘於上級索賄,辭官徹底過起了“採菊東籬下”的日子。

二,從兩個人的性格來講。

蘇軾是豁達的,不論怎樣摧殘我,就是要為民做實事。而陶淵明是個任性boy,一言不合就撂挑子不幹了。

蘇軾的一生,可以用命運多舛來形容,但一切都被他隨手扭轉過來,蘇軾生性放達,為人率真,深得道家風範。好交友、好美食,創造許多飲食精品,好品茗, 亦喜歡遊山林。蘇軾愣是將自己修煉成了樂天派,豁達的面對一切得失,得之吾幸,失之吾命,一切隨緣。

蘇軾的仕途可謂是像坐山車似的,起起伏伏,沒有強大心理根本hold不住。

初出茅廬的蘇軾在科舉時一舉成名。曾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後因為“烏臺詩案”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更換皇帝后,又升為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晚年因新黨執政被貶惠州、儋州。

蘇軾可謂是一路當官,一路廣交天下好友,一路遊山玩水,一路吃吃喝喝。用強大的食慾來治療一切不開心。如果還是不開心,那絕對是美食不夠誘惑。

蘇軾不論到哪,都能自得其樂,用自己的方式讓自己過得舒服。

陶淵明做官只是謀生的一條路,此路不通,就回家種田。歸隱後用寫詩來抒發自己有志難騁的政治苦悶,表達自己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高潔人格。

綜上所述,蘇軾與陶淵明最大的不同就是,蘇軾是精神上的出世,蘇東坡把自己活成老百姓最親切的朋友。陶淵明則是文人失意的精神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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