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使得人们对疾控部门的作用更加重视。在这场疫情防控战役中，各级疾控部门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相应成效。但这次疫情从预警到防控，都暴露出了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下一步疾控部门的体制改革如何进行也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话题。
首先要看到的是，疾控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习近平总书记2月10日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了当前疫情防控迫切任务的“治本之策”，其中就包括强调“要把全国疾控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根本性建设来抓”，要“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由此可以看出，疾控体制的改革已经箭在弦上。
我国现行的疾控体制是2003年应对“非典”疫情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尽管我们已经建立了从国家到县级的自上而下的四级疾病防控网络体系，但在突发疫情面前，依然显得被动。这次新冠疫情举国震动，已造成死亡人数达2500人以上，是一个惨痛教训。事实证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行的疾控体系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其次要探索疾控体制往哪个方向改。疾控部门的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着眼点既包括“防”，更要立足于“控”。前者是要发挥疾控部门的专业优势，后者则是赋予疾控部门必要的行政权，让“大猫”长上牙齿成为虎。
各级疾控部门聚集了很多专业人士，他们中既有院士，也有具备医疗经验的普通工作人员。他们在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方面，作用重大。如果他们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那是社会的损失。全国几百万社区医生和公卫医师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整体疾控体制中的一员，他们能够得到及时培训和必要物资、必要待遇，可以大大提高筛查和医护的及时性，在关键时刻也可以与居民共同担起健康守门人的角色。
但现在的情况却是疾控部门专业人士青黄不接，面临人员流失。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少，从事疾控、公共卫生的专业人员更是严重不足。数据表明，2018年，全国各级疾控中心的从业人员数为18.8万人，比2017年的19.1万人减少3000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一个牢靠的基础就难免出现一些地方临时抱佛脚、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又抓不到点子上的现象。
疾控体制改革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要树立疾控中心的权威，授予其相应的行政权，而不仅仅是现在的指导权和建议权。有些国家，疾控机构发出的指令是社会必须遵守的。这一点需要我们加以借鉴和学习。
另外，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院士近日表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不是一事一时。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确实暴露出短板，我们CDC（中国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了。目前CDC只是一个技术部门，只能向上报告。向地方政府报告后，怎么采取下一步措施，CDC无法决定。所以，CDC地位要提高，而且应当有行政权，这个改变是非常需要的。
指导指导，没人听就是白导。这一点在基层反映更为明显。比如基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就说，疾控中心作为卫生行政部门下属的公益性业务单位，负责乡镇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业务指导工作，每次督导，业务问题写得满满的，都交由社区医院领导签字并告知，但最后改不改却无法左右。有时甚至是多次下督导整改单，仍然无效，其原因在于疾控中心地位尴尬，只有业务指导权，没有考核权，更无行政权。
钟南山院士上述那番话是要改变疾控部门是“没有牙齿的大猫”的现状，是在为疾控部门要行政权。但现实的情况是疾控部门的地位还面临着可能被削弱的情况。在去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就提出，要高度重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职能在事业单位改革中被弱化的风险，尽快明晰各级疾控中心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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