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軍
我國今年的經濟發展任務艱鉅，同時又面臨疫情帶來的各種經濟運行壓力，如部分企業遇到需求不足、員工不到位、資金鍊可能斷裂等引發的生存風險；進出口貿易大幅下降所延伸出來的各種壓力，如就業、外匯儲備、全球供應鏈的變遷等；加上今年原本就要“攻堅”的經濟風險和全面脫貧任務等。
迄今為止，為了應對疫情，從國務院層面已經推出的各項政策舉措累加起來已經超過100項，若加上各地政府針對當地經濟穩定和企業復工等採取的優惠政策，就數以千計了。這些政策大部分都是著眼於企業的資金供給、人員配置、物流暢通、經營成本降低等。我覺得，就短期救急而言，這些政策都是有必要的，但是否都有效則另外討論。
疫情總是會過去的，就中長期而言，我們仍要認清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與結構分化的特徵，認清哪些是長期問題，哪些是短期問題。不要以為疫情過去了，長期問題也會消失。因為中國經濟面臨的更多問題與疫情無關，或屬於早已發生且趨向於固化的問題。舉個例子，這些年來一直在鼓勵企業投資，但投資增速為何逐年下行呢？
上市公司投資率（投資支出/分紅後利潤）變化
2010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23.5%，如今只有5%左右，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回落幅度遠大於GDP增速的回落幅度，核心原因還是因為企業投資意願的下降。我們用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經濟觀察，發現央企的投資額佔其分紅後利潤的比例從2011年以來都是下行的，而民企則是在2014年以後下行，儘管2016-17年民企盈利增速還出現了明顯回升。
民企投資意願的回落，一方面可能是因為產能過剩問題，另一方面，則可能是由於競爭環境問題，為此，改善營商環境確實非常重要。
2016年開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就是三去一降一補，實際上還是反映了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要收縮並優化供給。這就可以理解為何上市公司盈利增速上升，但投資率仍然下降的原因。如今，這一趨勢仍在延續，這其中既有總量需求增速下行的問題，又有需求結構的問題。
總量需求增速的下降和需求結構問題，使得供給端的中小微企業面臨更大的生存壓力，與此同時，迎合新的需求或消費模式的企業同時也在增加，新舊動能轉換和優勝劣汰在自然推進。那麼，政策面臨的選擇是如何救助企業？如果需求沒有擴大，那麼，救助企業就是擴大供給，最終結果仍是庫存增加。
從表象上看，救企業，才能穩就業，問題在於，對於已經衰落和成為僵死的企業，救活一段時間後還是會死亡；救助有潛力能做大做強的企業？如果政策執行的水平能達到這一程度，那就不需要市場經濟了。
所以，政策的取向還是很重要，要保持中性原則，避免病急亂投醫。我覺得，供給端的重心應該放在制度改革方面，完善國家治理結構，推進企業改革。同時，政策投放或改革舉措應該在最基礎的層面著力——提升居民有效需求。
提升居民有效需求，實際上就是增加居民收入或增強居民在醫療、教育和養老等方面的社會保障。從改革的層面看，就是要通過稅收等手段來縮小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因此，
與其大比例補貼企業（增加供給），還不如多補貼給居民，尤其是消費主力——中低收入階層（擴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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