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的老年人，怎能不談“廣場舞”？

我在回答有關獨居老人的問題時，曾提到廣場舞；在和日本研究者們交流中國的老齡現狀時，也談到了廣場舞。

好幾次，我都在心中默想：還好我們有“廣場舞”！我再也不要嫌它吵鬧，再也不要覺得大爺大媽們跳舞“俗氣”了。老年時代，能有這麼一個充滿煙火氣的集體活動，既鍛鍊身體又增進交往，豈不是難得的好事？

幾個月前在北京，我在離家不遠的購物中心廣場見過一個“廣場舞”團隊，立刻被這幾年不斷升級的“廣場舞”震撼到了：他們有統一的青春造型，動力十足的舞蹈設計——遠遠看，還以為是邊上中學的拉拉隊在排練；只有在走近時，才在舞者的臉上看到年齡的印記。

中老年人的“廣場舞”日益升級，越來越有範兒了。

可以說，“廣場舞”，是當今中國的一個文化符號。它代表著中國的“老人”群體活力、健康、開心、樂群的那一面。“廣場舞”中也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很大程度上，它恐怕是廣場舞的主力人群——50後、60後們——青春時期集體務農、集體務工、集體跳舞的延續吧。

但你有沒有想過，“廣場舞”既是個文化符號，也是一個重要的經濟信號？

十年二十年後，當這代人隨著年齡衰退，慢慢跳不動廣場舞時，會發生什麼？還有，在巨大的城鄉差異之下，那些“沉默的大多數”——不跳廣場舞的農村老人，他們的境況怎樣？

01

“廣場舞”和“嬰兒潮”

我們先看看中國的人口出生率變化趨勢和當前的人口金字塔。

來源：PopulationPyramid.net

1949年以來，中國經歷了幾次嬰兒潮。第一波嬰兒潮發生在1950年-1958年。戰爭停止、政局穩定，帶來了這幾年的高出生率。

1958-1962年，因為“三年饑荒”的原因，出生率出現明顯下降。尤其是1961年，當年出生的嬰兒數量還不到1957年和1962年出生嬰兒的一半。

1962年之後，出生率開始大幅反彈，並在整個1960年代持續保持高位，這可以稱之為“第二波嬰兒潮”。

到了1980年代中期，基數龐大的“第二波嬰兒潮”一代進入到了生育期，所以又出現了一個小小的生育高峰，可以稱之為“第三波嬰兒潮”。

只不過，1990年代以來，除了前兩年“二胎放開”後的短暫回潮，中國的生育率就開始持續向下了……

我之所以要在這裡囉嗦半天過去70年的生育率，理由就是，人口因素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超出很多人的想象，這是我們剖析經濟社會趨勢發展的“基本盤”。

相信大家都聽說過“人口紅利”或“人口機會窗口”的說法。關於這個理論的一個經典分析，來自1997年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兩位學者對東亞幾個經濟體快速崛起的總結。他們根據1965-1990年之間韓國、新加坡、香港、臺灣等地的經濟發展與人口負擔情況，得出一個結論：

在經歷一個生育率高峰之後，由於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這些東亞國家/地區形成了“中間大（勞動力人口）、兩頭小（老人和孩子）”的人口結構；在這個人口結構下，“撫養比”很低，也就是說，社會中的勞動人口所要負擔的老人和兒童比例很低。這樣的人口結構非常有利於經濟快速發展。

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發展也大大受益於人口紅利。它的前提，一是1950年-1970年的嬰兒潮，二是之後的生育率下降。這兩個人口特徵，使得中國在過去40年形成了“中間大兩頭小”的特別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人口結構。又由於中國的生育率下降是受到極端的“獨生子女”政策推動的，因此人口“撫養比”更是格外低。

簡單算一下，你會發現，1979年改革開放開啟時，50後一代恰好21-29歲，屬於標準意義上的壯勞力。他們之後，60後、70後、80後陸續進入勞動力市場，並繼續保持著這種“低撫養比”的局面。

但是，當50後60後開始跳廣場舞，這意味著什麼？“廣場舞”的喧囂之下，暗含的是——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的主要勞動力，正在紛紛退出“生產者”的舞臺，並由“撫養者”變成“被撫養者”。

按照亞洲開發銀行的測算，1975年至2005年間中國有利的人口結構使總撫養比率（定義為兒童和老人人數與勞動年齡人口之比）下降約50%。勞動年齡人口實現了翻倍，從1978年的4億人增至2005年的8億人，產生了巨大的人口紅利，相當於每年為GDP增長率貢獻了2個百分點。

但是勞動年齡人口在2011年觸及峰值9.4億後一直在下降。今天，快速老齡化使已延續半個多世紀的撫養比率下滑趨勢出現了逆轉，而且勞動力市場短缺造成勞動密集型產業平均工資水平的不斷上升，削弱了中國的國際競爭力。

圍繞“人口紅利”，其實一直有爭議。有不少聲音認為，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被誇大了。

即使如此，“廣場舞”的興起也意味著，中國過去四十年的人口結構優勢開始消失，依賴原有人口結構的發展模式將不再奏效了。

02

養老金這筆賬，算不過來了

幾乎每個經歷了二戰的國家都出現了戰後“嬰兒潮”。“嬰兒潮”是個美國說法。在日本，人們稱之為“團塊世代”——是不是很形象？

即便是在“人口紅利”表現得不那麼明顯的歐美國家，嬰兒潮一代的大規模退休也同樣帶來了很多問題。有媒體曾經用“銀髮海嘯”來形容這個趨勢，還引發了不小的爭議。

稱其為“海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隨之而來的社會福利負擔。

戰後世界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各國福利制度的推進和社會安全網的打造。其中之一是養老金。

各國養老金制度的模式各不相同，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實行的是以“現收現付”為主的養老金制度。其基本理念，是通過跨代的收入轉移，實現收入的代際分配。換句話說，就是用目前工作的一代人繳納的養老保險金來支付已經退休的一代人。

可惜，這個制度在面對老齡化時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危機。養老金這筆賬，眼看著都算不過來了。

耶魯大學全球健康政策與經濟學助理教授陳希評論我有關日本養老金的文章說：“如你文中提及的，各國養老金的精算調整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沒有考慮好預期壽命、市場利率、撫養比等近幾十年的大變動。”

關於養老金，有一份連續發佈了11年的指數——MelbourneMercer Global Pension Index (MMGPI) 值得關注。這個指數每年都對全球許多國家的養老金制度進行評級。很遺憾，在2019年的最新一期中，中國和日本都被評了“D級”。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中國的分數比2018年提高了一點點。這主要得益於中國養老保險覆蓋面的進一步提升。

中國的社會養老金制度以1951年2月26日政務院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為起點。但文革十年，這個制度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1993年，新型養老保險制度逐漸推行，當時主要覆蓋的是城市職工人群。2009年，我國開始試點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2011年，開展試點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

儘管中國當前的養老金制度很年輕，但因為它在退休年齡的界定上延續了1950年代的標準，所以同樣面臨著上文提及的養老金精算和代際分配無法持續的問題。

和一些發達國家已經普遍將退休年齡延長不一樣，由於規定男性60，女性55（女工50）即可退休，再加上“

早早退休，就意味著早早開始消耗養老金的資金池。這顯然無法保證養老金的可持續，並且已經危及當前的資金平衡。前文提到的《老年社會的就業與養老金》一文中寫道：

2013 年，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總收入為 24733億元，減去各級財政轉移支付後的徵繳收入為19270億元，同年基金支出為19819億元，當年資金缺口549 億元，2014年超過1500億元。其中，有19個省的養老保險資金不能收支平衡，需要財政補貼才能滿足養老金支付需求；少數勞動力流入的省市略有結餘。

中國社科院社會保障實驗室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也做了測算：

“2019-2050年，全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當期結餘在勉強維持幾年的正數後便開始加速跳水，赤字規模越來越大。”“當期結餘將於2028年出現赤字並不斷擴大。”“累計結餘將於2027年達到峰值並在2035年耗盡。”

來源：《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

看到這裡，是不是覺得心頭一驚？其實也沒必要過於緊張。從全球範圍看，養老金這筆帳並不是第一次算不過來。比如，美國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期間，養老保險基金也曾連年赤字。只不過後來通過逐漸把“現收現付制”的養老金籌措方式改為“部分積累制”，以此化解了當時的危機。

西方國家進入老齡化的時間早，因此也就更早遭遇到養老金的問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英國、法國、德國、瑞典等很多西方國家都對養老金制度進行了調整。

制度本身的調整各不相同，但有些手段是共通的：增加養老金繳費年限、延遲領取養老金的年齡、擴大中老年就業。按照《老年社會的就業與養老金》的說法，“多數發達國家能夠按照老齡社會發展的時間，倒計時地進行養老金結構調整和延遲領取年齡。”

從這個意義上說，“廣場舞”的興起還有一層含義——中國的50後、60後們，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太早了。

但等到正在工作的70後、80後、90後們進入老年，大概率是沒有機會跳廣場舞的。

03

誰來照料他們？這是個大問題

我有四個姑姑，跳廣場舞最多的，是我的四姑。不久前，四姑得了兩個獎，分別來自當地兩級政府。她被嘉獎為“十佳孝順兒媳”。這是實至名歸的獎項。過去多年裡，四姑一直在照看自己90多歲的臥床不起的婆婆。

在更早之前的十年，我的四個姑姑和姑父們，叔叔嬸嬸以及我的父母，一起輪流照顧了患有認知症十年的奶奶。

對於當前已經真正步入高齡的30後、40後們，他們的子女——多兄弟姐妹的“廣場舞”一代——是照顧他們的主力人群。很難想象，要是沒有他們的照顧，家中的老人們會怎樣？

除了照顧父母，“廣場舞”一代也在幫忙照顧孫輩。

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2011年的數據顯示，在45-64歲的中國人中，有58％的人只為年幼的孫子提供護理，有23％的人僅為父母/岳父母提供服務，而15％的人同時為兩代人提供撫養服務。

大部分“廣場舞”一代，都在參與老人和孩子的照料。（來源：《中國健康與養老報告》）

這項連續的追蹤調查還顯示，女性承受著更大的照料負擔。以2015年的數字為例：在65歲前，女性對孫子女以及父母或孫子女至少一方的照料率都高於相應年齡段的男性。

非農業戶口女性對父母照料率尤其高，最高達到了30%。對於父母和孫子女至少一方照料率來說，非農業戶口女性最大照料率為60%，農業戶口女性最大照料率為55%，非農業戶口男性最大為52%，農業戶口男性最大僅為44%。

很多研究表明，照顧孫子女對個人、家庭和社會來說，既有社會效益也有經濟效益。祖父母照顧孫子女有助於提高成年子女的勞動收入，降低正式的兒童照顧支出。

《中國老年人照顧孫子女的狀況及影響因素分析》一文提到，有些國家對這種照料進行了經濟核算，例如美國老年人為兒童提供的照料服務每年創造的經濟價值保守估計達390億美元；英國的1400萬祖父母每年提供價值39億英鎊的幼托服務。

在當前我國社會轉型迅速而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健全的背景下，老年人的這種“照料者”角色的確是至關重要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廣場舞”一代在早早退出正式的勞動生產後，雖然不再是“生產者”，但卻成為十分重要的“照料者”。他們以這個新的角色繼續發揮著重要的積極作用。在我看來，這同樣可以歸屬於“人口紅利”積極因素的一種。

問題是，當“廣場舞”一代跳不動廣場舞后，當他們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領取養老金的“被撫養者”，還是生理意義上的“被照料者”時，誰來照料他們？

前面已經推演過，根據當前的養老金精算，目前的主力勞動力的退休年齡一定會比當前大大延長。更何況，70後、80後一代，多為獨生子女家庭，那種兄弟姐妹輪流照顧老人的局面，到時早就一去不復返了。

而在家庭之外，社會化的照護機構與照護體系的設計、專業照料人員的培育與培訓、照護與醫療的結合，顯然是遠遠不夠的。除了上海等少數幾個城市已經開始發展，在中國的大多數地方，這個領域還基本處於空白。

老年相關的康復、護理機構數量很有限。（來源：世界衛生組織老齡化與健康中國國家評估報告）

所以，“廣場舞”跳不動之後，是否將意味著“人口紅利”在生產和照料這兩個功能上的雙重消失？

04

高齡、女性、農業戶口——最脆弱的人群

事實上，“廣場舞”人群並不能代表所有的50後、60後。在廣大的農村，跳廣場舞的比例比城市裡低得多。而城市和鄉村兩個人群，在面對老齡化的資源儲備上，呈現出非常大的差異。

比起城市老人，農村老人跳舞健身、下棋打牌的比例明顯低了不少。（來源：《中國健康與養老報告》 ）

因為“新農保”（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推開，中國的養老金覆蓋面在過去十年迅速擴大。

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成就。上文提及的MMGPI也因此給中國的養老金制度加了分。

但是，如果把當前三種養老保險對比著看，其中的差距著實驚人：

主要養老保險養老金額度（單位：千元/年）（來源：《中國健康與養老報告》）

主要養老保險養老金額度(分性別) （單位：千元/年）（來源：《中國健康與養老報告》）

養老金的差異，也帶來了工作方面的明顯差異。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2015發現，從55-59歲開始，非農業戶口的男性和女性就業率都出現大幅下降；而農業戶口的男性和女性，直到80歲以上，仍然有約10%的女性和20%的男性不得不繼續勞作。

基於該調查撰寫的《中國健康與養老報告》說，“通過跟其他國家比較，我們發現中國的非農業戶口人群就業情況與發達國家類似，而農業戶口人群的就業情況與發展中國家類似。”

2015 年中老年人口就業率（來源：《中國健康與養老報告》 ）

在同一份報告中，還有一組出現頻率極高的詞語組合。它們看起來十分扎眼。報告在分析老年人健康狀況時頻頻提到了這個組合：

高齡、女性、農業戶口、教育水平低者更易自報較差的健康狀況。

高齡、女性、農業戶口、低教育水平的人群更易自報疼痛。

高齡、女性、農業戶口、低教育水平者認知較差。

高齡、女性、農業戶口、低教育水平人群抑鬱⻛險較高。

高齡、女性、農業戶口、低教育水平的人群牙齒更容易脫落。

高齡、女性、農業戶口、低教育水平人群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更容易有困難或需要幫助。

高齡、女性、農業戶口、低教育水平的人群肺功能或握力較差。

——我們俗稱的“農村老奶奶”們，是老年人中最為脆弱的人群。

有位在地級市人民醫院工作的朋友在我發表的文章後面留下了這樣一段話：

“可能在基層醫院工作的原因，看了太多農村老人老無所依，病無所醫。現在社會力量大多關注的都是城市老人，無非是用他們手中的退休金換取相應的服務，然而數量龐大的農村老人無人關注，大多在淒涼與孤獨中老去。我們這個社會的進步不知道什麼時候也能帶上他們。”

05

“你們為什麼那麼樂觀？”

儘管面臨這樣那樣的問題，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老年人在生活滿意度方面並未顯示出差距。

2015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調查顯示，我國中老年人的對生活感到滿意的比率很高，總體比例高達91.5%。有6.5%的人對生活感到極其滿意；34.9%的中老年人對生活非常滿意；對生活比較滿意的中老年人達到了 50.1%。而不太滿意和一點也不滿意的人群比例很低，共計 8.5%。絕大多數中老年人對健康、婚姻、子女關係和醫療服務也感到滿意。

年輕一些的人群也同樣樂觀。

自2016年起，清華經管學院和同方全球人壽每年都會共同發佈《中國居民退休準備指數調研報告》。最新報告顯示，連續四年來，在對退休生活的願景中，排在前列的都是“休閒”、“自由”、 “享受”等積極性關鍵詞。

來源：《2019中國居民退休準備指數調研報告》

在對退休生活進行刻畫時，受訪者最期盼的退休後生活是“旅行”，其次為“和家人朋友更多相處”，“培養新興趣

很多人的退休理想都是：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

在對退休後的生活方面，絕大部分受訪者選擇了“極其/非常/有些自信”，只有17%的人表明缺乏自信。但相比前2018年的12%，缺乏自信的受訪者比例還是有了不小的上升。

來源：《2019中國居民退休準備指數調研報告》

上個月，在東京大學高齡社會綜合研究機構進行學術交流時，我的分享中也包括中國居民的退休準備。當我提到大家的樂觀心態時，有位年輕老師非常不解，她在會後與我交流：為什麼中國的年輕人會那麼樂觀？

我說，那恐怕是因為，中國的經濟在過去40年一直是持續向好的，現在的年輕人，自出生後就沒有經歷過什麼壞事。

樂觀當然有很多好處。但就全社會的老齡規劃而言，千萬不能盲目樂觀。

我們說起中國的老齡化，常常說的一個詞，是“未富先老”。這個“未富先老”不僅僅體現為空洞的人均GDP數字的比較。現行養老金制度的不可持續、城鄉養老金之間的差距、農村老人的老年生活之困，巨大的照護和醫療缺口……所有這些，對於仍然在發展中的中國而言，都是切切實實的挑戰，是必須承受之重。

更大的挑戰是，在很多國家，老齡化的到來常常伴隨著經濟衰退。要想跳出“人口紅利”的陷阱，向高科技產業的產業轉型，注重包括中老年群體在內的勞動力升級，充分發掘中老年人的勞動潛力，加快建立一個互助的社會保障體系，真的是迫在眉睫。

而作為個體，我們要做的，除了要以大家庭為單位好好謀劃至少兩代人的養老，做好財務規劃和照料規劃外，還有一點很重要：調整好一直向上的預期。

年輕的人們，好好工作、努力生活，鍛鍊身體、準備好打持久戰吧！

06

結語

這篇文章寫得有些辛苦。我一邊試圖讓冷冰冰的數字變得更好理解，一邊又會懷疑：為什麼要寫這些，是不是在不務正業？

寫作的過程讓我彷彿回到了當年初入職場時的角色。那時，我是個需要不斷“站在總理角度看問題”的記者。今天所討論的議題恰恰也是我當年曾經關注過的。

這些年，我努力讓自己的角色從一個觀察者變成一個實踐者，因為我認為“做到”比“想到”更重要。多年來的實踐也的確讓我在看待問題時不僅僅持簡單的批評立場。我更願意去想，“這個問題該如何解決”。

我在東京大學高齡社會綜合研究機構與日本學者交流。(來源：IOG官網)

來日本之前，我有一個假設：老齡化只是當前社會發展進程中必然的人口特徵。與其說它帶來了負擔，不如將其看作一個必然的社會背景。我們整個社會、產業、企業、個人都需要去適應它並從中找到機會。

來日本兩個多月後，我不認為當初的假設需要調整。老齡化是個全球性的新現象，因為人類有史以來從來沒有活得這麼長。這個新的變化導致過去幾十年以發達國家為代表的福利制度、經濟運行機制、生活模式在短期內受到了挑戰，但這並不意味著問題無解。

這方面，就社會整體而言，有不少國家同時做到了老齡化和社會進步。同時，對個體而言，活得越來越長，也是個巨大的機遇。這意味著我們能在更長的時間裡規劃、選擇我們的人生。所以，問題總是有解決的辦法。至於它是問題還是機會，則完全取決我們如何去應對。

而我之所以花時間寫中日兩國養老現狀的文章，一個原因是，我感到，過去的七八年裡，雖然信息十分喧囂，但整個社會對於公共政策的討論似乎已經失語，宏大敘事被消解，對微觀問題的解決議程又未能建立。充斥我們左右的，只有一夜暴富的各類神話。很多需要大家一起參與，共同找到解決方案的問題被忽視了。

另一個原因是，即使從產業和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老齡化和社會福利這個政策議題也必須得到關注了。經濟政策和福利政策，已經越來越難以分割，因為，人，是生產的根本。

這是我在日本看到的，相信也是中國即將要發生的。

這是我2004年發表在《瞭望新聞週刊》上的一篇文章。重新看自己的文章，發現了兩個有趣的地方：

一是第三頁的圖片說明——“養老保險的意識正逐步被人們接受”。可見，在短短的15年前，繳納養老金還是一件需要各種宣傳引導勸說的行為。15年，能做的事遠比我們想象的多。

二是那句“除此之外，還需要讓現在的年輕人意識到未來幾十年人口結構變化，以便提前做好準備”。看到當年23歲的我寫下如此老氣橫秋的話，真是臉紅啊。不過，這話沒錯。

參考文獻：

1.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David E.Bloom, Jeffrey G. Williams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6268, Issued inNovember 1997

2.中國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亞洲開發銀行，2014

3.二戰後發達國家嬰兒潮下新生兒的寶貴照片，https://pttnews.cc/87c9e6ee7b

4.Are SocialSecurity's Actuarial Adjustments Still Correct? Alicia H. Munnell and Anqi Chen, Center for Retirement Research, November 2019

5.Melbourne Mercer Global Pension Index 2019， Mercer，2019，MonashCentre for Financial Studies, Melbourne

6.老年社會的就業與養老金——兼論養老金領取機制和彈性退休政策，楊燕綏、胡乃軍、於淼、妥宏武，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7.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鄭秉文等，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19年4月，http://www.cisscass.org/yanjiucginfo.aspx?ids=26&fl=1

8.美國個人養老保險賬戶制度的經驗及啟示，龔謹，經濟觀察報，2018年11月29日，http://www.eeo.com.cn/2018/1129/342212.shtml

9.朝九晚五的生活要過多少年？延遲退休漸成各國趨勢，中國新聞網， 2019年10月22日，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zw/gj/2019/10-22/8986504.shtml

10.中國健康與養老報告，趙耀輝等，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2019 年 5 月

11.中國老年人照顧孫子女的狀況及影響因素分析，2013年第4期人口與經濟，孫鵑娟，張航空

12.Informal care provision across multiplegenerations in China, Jane Falkingham1, Maria Evandrou, Min Qin and Athina Vlachantoni,Ageing & Society (2019), 1–28

13.China Country Assessment Report on Ageing andHealth, WHO

14.2019中國居民退休準備指數調研報告，清華經管學院、同方全球人壽，2019年11月

15.應對“未富先老”，戴廉，瞭望新聞週刊，2004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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