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一天，我要坐一次长途火车，在上车前我突然意识到这期间的时间太过漫长，而手机的信号并不总是强烈，我一定得为自己在漫长的旅途上找到点其他的消遣方式才行。当时我的包里有一本《了不起的盖茨比》和《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两本书我已经看过多次了，我想换点其他的有意思的书才行，于是，我跑到附近的书店里去找了一圈，书店的最里面常年摆放着：《二十四史》《史记》《红楼梦》等一系列中国的经典作品，这些书占据了一整个立式的书架，笨重的木头书架背靠着一整面墙。然而这些书永远竖立在一个一个的小格子里，不变的位置和封面包装，以及书页上薄薄的一层灰尘，我不知道有谁买过这些书，但我从来没有翻看过这些书籍，它们的语言让我知难而退，这些书籍就像是庄严肃穆的卫道士，坚守着古老民族的文化传统，不过，显然它们与这个世界已经格格不入了。
在门口最显眼的地方放置的是当年最流行的青春文学，这些书都是平铺开来的，在阳光的笼罩下，这些现代化的、小清新的封面设计看起来既安静又亲切，闯入顾客的眼里，令人感觉到轻飘飘的快感。中间的书架上大多数是外国的名著和相关专业的书籍，这些书被阴影笼罩着，失去了光泽，暗沉、抽象的设计看起来太过沉重，令人不安，很多人对于沉重的东西感到不安和抵触，就像我的朋友曾说过的：“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什么不找点轻松愉快的东西看看呢？”
我想想也是，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相比拯救人类社会，目前我们最急迫的是缓解自己的孤独和痛苦，无暇顾及其他。
生活已经浸满了痛苦的汁液。
另外，如果人人都是哲学家和作家，都想着拯救人类的精神，也是十分可怕的现象。
我来过这里很多次，店里的书籍的种类很少有变化，我总是先在流行小说的区域里停留很长时间，这些书有试读本，看上几页就会产生简单的共鸣和兴趣，这也就节省了时间，不用跑到最里面的书架上去寻找了，相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读书就是依靠这点兴趣维持的。对于大多数人的阅读品味，应该给与最宽容的评价。
有一次我没有找到那点简单的兴趣，就跑到最深处的书架上去寻找，这些书都包装严实，没有试读本，生怕人们翻上一页就生出了厌倦感弃之而去。这里也有一部分鲁迅、傅雷、老舍和茅盾的书籍，不全，但有几本，剩下的便是那些让人望而却步的古籍了，我从来没生出过兴趣。
我又跑到中间的区域，看那些外国的经典作品，有时候我会发现一两本有意思的，例如：《了不起的盖茨比》和《麦田里的守望者》。
因为这两本书，我对中间区域充满了信任感。那天，我又跑到中间的书架上寻找，我发现了《一九八四》，它所在的书架上贴着黄色的“六折”的标签。我看了看书的原价五十多，打完折后应该在三十块钱左右，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拿走了这本书。
犹豫的原因在于，在网络上的书店里，这本书多少钱可以买到呢？
我又安慰自己，喜欢的书，不要在意价格。
当我去结账的时候，收银员说“四十二块钱”，说实话，我当时很诧异，我马上就问：“不是六折吗？”
“这是八折的。其他的书是六折。”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骗了，我当时很生气，但我还是买下了这本书，好在，后来我还是觉得它值得这个价格。
但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是：这种具有欺骗性质的行为。令我感到不舒服的是我被欺骗了，我就像是个冤大头。令我难过的是，书店好像也是无奈的，他必须对他少之又少的顾客不择手段。
在网上书店便宜而又方便的攻势下，实体书店正在默默地消逝，有时候你在一座小城市很难找到一家书店，找到了书店也未必有想要的那本书，人们也不像过去那样自己去挑选书籍了，而是根据名人的推荐来阅读，这就减少了人与书店的直接接触，书店那种自由、文艺的氛围也消失殆尽，这也就导致了书店的存在十分尴尬，一方面需要维持，另一方面举步维艰。
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有一种说法：当贵族社会的礼仪在大众中流行起来的时候，那种内在的素养就已经不存在了，人们只会保留礼仪最表面的东西，也就是那种最肤浅的形式了。
虽然最近几年，读书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潮流，但追究下去还是停留在表面的形式，人们还是享乐主义至上的。
跟随着这种潮流的是书店的大肆兴起，但最初那种文艺的、充满了人文情怀的精神已经所剩无几了，保留下来的是一种肤浅的文艺装饰：暧昧的灯光，书架、地板和墙壁的暖色调以及刻意的摆设和咖啡壶，这一切都在营造着一种文艺的氛围期待着让人觉得自己正在过着那种文艺十足的生活。然而很多人都应该明白：这是一具失去灵魂的空壳，维持着一种正在没落的精神，虽然这些书店的打造者努力在让这精神起死回生，但还是难阻大势。
最近，看到许知远在为自己的书店“单向空间”众筹，“众筹”这件事本身是一件在今天的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事，但还是为他这样的行为感到难过，因为他是一个多么清高、骄傲的人啊！他对大众的不屑一顾，对文化逐渐粗鄙化的批判，对如此下去的未来的担忧，以及那种渴望做文化守护者的理想，都引起了大众的强烈反感，人们不愿意接受那种赤裸裸的批判，显示批判者的优越感，而让大众处于劣势的地位，大众是不满意的。
他的行为也让他此刻的举动看起来显得可笑，一个厌恶粗鄙世俗的理想者，却要依靠世俗的人群来拯救自己的理想，这多少有点讽刺，但又多么无奈啊！普度众生者，却要众生来普度。
其实，以他的能力，他尽可以做很多挣钱的工作，为什么他偏偏要做“十三邀”这样吃力不讨好的节目呢？我看过几期，确实场面很尴尬，尴尬的是，他想通过一场谈话改变一些已经不可改变的趋势，他固执地相信还有改变的机会，他努力在做而不是置身事外。
为什么许知远想要人们都去追求精致化呢？他明明可以趁着这种混乱的时代去赚大把大把好挣的钱，为什么他还要跟这个社会死磕呢？通过和一个又一个人的对谈，希望唤醒一些精神的力量，结果又是什么呢？他把自己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我们看不懂他的良知以及意义。
本质上说白了，他想做那个精神守护者。
他开书店，也有点附庸风雅，但他的初衷是理想化的。他像很多开书店的人一样，出于热情和理想，想要在这个时代里做些什么唤醒人们灵魂的事，停止那种无节制的狂欢，我们都明白，孤独不是个人的，是时代的。
他想要做时代的理想主义英雄。
看到很多曾经辉煌一时的媒体、报刊和书店逐渐没落、消逝，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还是感到悲哀，看到那些幸存者突然转变自己最初的信念，努力迎合大众的需求所发表的言论，不禁困惑，这是时代的必然，还是大众的堕落，这种轻飘飘的、肤浅的、庸俗的社会氛围是真实的，还是一时的假象？
大众真的没有精致的追求，还是引导潮流的文化本身蛊惑了大众，让他们陷入了粗鄙的境地？
大众需要引导追求更高级、更精致化的精神，还是放任、迎合他们，从中获取无尽的利益？
为什么我们宁愿相信别人的鉴赏力去购买一本书，也不愿意自己去寻找？
有时候我想，对于书店的保留有没有意义？
今天我们买书可以网上买，不仅便宜而且方便。书店更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多少有点过时。我们可以趁着打折促销买很多书籍，慢慢地躺在床上看，为什么还要跑到书店呢？
为什么我还是希望书店存在呢？
这多少源于在中国的农村我看不到图书馆的原因。看过西方文学的人不难发现，即使在偏僻的乡村也有一个简易的图书室，读书、读报似乎是他们日常的消遣，这也许是他们现代文明程度更高的原因。当然，有时候我们不免理想化，但正是这种理想化支撑着人类绵延不绝。
鲁迅的《孔乙己》中有一句话“窃书不算偷。”我的老师曾经分析这句话：窃书，意味着窃取文化，在古代，有了文化就意味着你可以参加科举，甚至获得权力，亦即窃取权力，通过文化获取本该属于人的部分权利，而这些权利是被统治者据为己有的。脱离底层的途径是通过文化改变命运，即现代所谓的“知识改变命运”。我们社会的无限物质化，有时候让我们开始怀疑语言的可信度，怀疑知识的神圣性，这正是我们可悲的一点。
文化包含很多，书籍只是其中一种，也是最简单的途径，当然，我们看书的途径有很多，但书店似乎是一种象征和标志，象征着人类对理想和精致化追求的实实在在的载体。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很多弱智的、浅薄的电视剧、电影、书籍泛滥，而对严肃的话题避而不谈呢？有时候不免觉得他们在愚弄观众，但为什么我们不曾愤怒呢？难道我们本身如此愚蠢而低能，无法理解更高深的内容吗？
其实，平心静气地想，许知远不免有他尖刻之处，但他的初衷是善良的。
那些满足大众娱乐心的人是平和的、善意的，但也有愚弄大众的嫌疑，他们本身把大众置于一个简单而浅薄的群体层面，极尽愚弄的手段。
当然，许知远也有他自己的私心，也不算讨人喜欢，但他至少真实，也承担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尼采也批判大众是愚蠢的，为什么人们能喜欢尼采而不喜欢许知远呢？他也可以放任集体精神的沦落，那么我们能为后代留下什么呢？他们继续我们的生活，还是需要艰难地改变我们留下的那个烂摊子，重新恢复人文精神？
保留书店的存在，就像是在保护一个理想的“岛上书店”。“众筹”其实很大程度上不算是帮助许知远渡过难关，毕竟没了书店他还可以做节目、搞创作，这更像是守护最后一束理想之光的行为，在这个冷冰冰的世界里，网络发达的世界里，书店就像是最后一席文人聚在一起、沉浸在理想世界中的“蓝房子”，虽然它的精神正在丧失殆尽，虽然“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但曾经我们有一切可能拥有的东西。
在《飘》中有一句话：为什么欺骗那些贫穷、卑微的人？
因为那样做危险性最小。即使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被愚弄了，又能怎么样呢？青春易逝。
我也曾恶意地希望让我生气的实体书店倒闭算了，但如果它真的倒闭了，我生活的城市就没有书店了。在琳琅满目的网络上，我怀疑自己是否还能想到买一本书打发时光，而不是买其他的、更有吸引力的东西。
有时候，我觉得书店的存在更像一个古老的灯塔，像是汪洋大海中的小岛，它在那里，我无论什么时候想停下来，都可以驻足上岸，找到精神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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