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程靖
截至2020年2月26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已感染全球80993人。在病毒最为肆虐的湖北武汉，新冠病毒累计造成47441人感染，死亡2085人，治愈11793人。
在这场疫情中，成千上万名医务工作者用他们的勇气与专业，共同组成了抵御疾病的“长城”。
东方网·纵相新闻采访了5位这1个多月来战斗在一线的护士。
她们有的是武汉“土著”，有的是外地驰援而来；她们用悉心的照料，帮助着所有症状初现，或是生命垂危的患者；她们在雾水模糊的护目镜后面，目睹了疾病带来的恐慌、悲痛和斗志；她们中有人与恐惧的心魔不断斗争，有人重新定义了“岁月静好”，有人认为他人眼中的“逆行”只是职责所在。
过去的1个多月，她们经历了什么，又有过什么样的心绪？
（图说：武汉市肺科医院的护士们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忙不赢的第一道防线
和记者通话时，武汉市肺科医院发热门诊的护士长王洁正在给护士们排班。王洁刚刚得空休息了两天，护士们也将轮流休息一下。
王洁说，大约两三周前，来发热门诊就诊的病人渐渐少了起来。随着新改造的方舱医院一个个投入使用，从2月10日左右开始，一天接诊的发热病人从160～180人，下降到最低60～70人，目前基本在100人以内。
发热门诊是医院接收新冠肺炎病人的“第一道防线”。她向记者回忆，最高峰时，肺科医院发热门诊一天能接诊300多个发热病人。
1月23日，武汉封城起，大量发热患者涌入各医院的发热门诊。当时武汉大小医院都是一床难求，留守医院等不到床位，大量发热病人又需要往返于家中和医院寻求医治。王洁说，恐慌情绪让不少患者宁可坐一张板凳、一张躺椅也要等在发热门诊里。
“那时的发热门诊就像一个特别繁忙的菜市场，乌压压的都是人，每个人都很焦虑，可能同时有10个人跟一个护士说话，护士也不知道她该怎么办、先应谁。每一个人都焦虑，医务人员焦虑，病人也焦虑。”
“那时候很无助，想帮他们（患者），但没有床位，也真不知道怎么安置他们；护士工作的压力也很大，一个班7小时，一分钟一秒钟都停不下来，手不停脚也不停。实在是忙不赢啊！”
在发热门诊，护士们除了要接诊、分诊，接待安置患者，协助挂号、拿检验报告，给患者注射、输液，给病情不好但没有床位的留观患者监测生命体征，还要抢救临时送来的急诊病人。
“从早上8点开诊，一直到凌晨1点，人都是一波又一波。1点过后会稍微少一点。”王洁说，一些病人体谅护士忙不过来，对她们表示理解，说声“辛苦了”，护士们都很感动，但她也理解一些患者情绪不好，“等着看病等了那么久，你想他们情绪会好吗？”
最近，来就诊的病人情绪好了很多——王洁特意着重了“很多”。不过，短暂的休息不代表战役结束——随着病房压力增加，王洁所在的部门已有一部分护士抽调去了病房，护理那些不断转院而来的重症患者。
重症监护室里的气喘很揪心
病房里远离喧嚣，却是和病毒与死神不间断的战斗。重症监护室里（ICU）里常常上演这样的生死时速：患者病情突然恶化，胸闷、呼吸困难、生命体征减弱——护士们匆匆赶来，开始心脏按压、面罩给氧、气管插管、上呼吸机，分秒必争，然后监控仪表盘上的曲线逐渐恢复正常——病人抢救回来了。
（图说：上海护士滕彦娟在武汉市第三医院重症监护室支援工作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随上海医疗队支援武汉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护士滕彦娟，目前在武汉第三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上班。滕彦娟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ICU接纳的病人主要是指脉氧水平低、肺功能较差，或是伴有其他基础疾病、其他脏器功能损伤的病人。
这些病人病情较重，“连喝口水，都会大口大口地喘气，像高原反应一样，听得很揪心。”
滕彦娟说，“有的病人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所以我们就跟病人讲，有什么需求你就敲一敲，或者我们来猜一猜，你是不是要喝水，是不是要小便？哪里不舒服，我们给你喊医生？我们尽量让病人少说少做，减少他的耗氧量。”
滕彦娟所在的重症监护室核定有20张床位，但重症病人多了，有时要加床。她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一名护士会负责5～7人。“我们基本没有看到过有空床位的现象，经常是在不停地加床。”
但滕彦娟也表示，他们不怕加床，“我们来武汉之前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只要身体吃得消，累一点也没事。我们也希望多收一点病人。通过正规的治疗，能够治愈出院的病人也多一点。”
在隔离病房，没有护工，也没有家属陪同，护士要负责病患所有的生活护理，包括吃饭、喝水、排便、清洁，甚至打扫卫生、搬运氧气，对医护们的体力都是极大考验。病毒的威胁无处不在，护士们每天处理病人的体液，排泄物、痰，都会接触到大量的病毒。
尽管，医护人员都做了最高等级的防护，但来自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目前在武汉金银潭医院支援的护士文佳也告诉记者：“我们给一些打了无创呼吸机的病人喂饭，把他们的面罩拿下来后，他们不停地喘气，这还是有一定风险的。”病毒是一个危险因素，除此之外，对于她这样长期在ICU工作的护士来讲，“困难也还好。”
（图说：武汉市肺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护士在护理病人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钟小锋是武汉市肺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护士长。她告诉记者，肺科医院ICU的护士原本每个班工作8小时，疫情开始后，护士们穿着防护服工作对身体消耗太大，就改成了6小时，“4小时一班是最合理的，但现在物资还比较紧张，只上4小时不太现实。”
钟小锋说，过年期间是最忙最累的，小年夜那天甚至到凌晨三点半还结束不了工作。后来，浙江、内蒙古支援的医疗队陆续赶到，人手紧张的状况有所缓解，“现在护士们连上4天班能休息两天，可幸福了！”
“我担心病人的结局，和我的结局”
“出发的时候心情是有不舍的，也有担心。”滕彦娟去年刚刚当上二宝妈妈，离开家时，小宝才不到10个月。报名支援武汉后，滕彦娟被安排到了第二批，1月28日飞抵武汉。
（图说：滕彦娟和队友在武汉市第三医院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回想起当时心情，滕彦娟说：“只知道我是来支援的，但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一直在说’注意防护’，但还没体会到要怎么做。”
1月31日，滕彦娟和同事们正式到武汉第三医院重症监护室接班，很快就领会了新冠病毒的“无情”：“那天，我们当班的4小时里就抢救了3个病人。下班的时候，看到病人的家属在楼梯边上号啕大哭，哭得我们组的队员都心酸得不得了。”
滕彦娟说，即使现在想到当时患者家属的哭声，她都会流下眼泪。
ICU里和死神争分夺秒的交锋，让滕彦娟感到了紧张，“真的第一次看到连喝一口水都喘得脸憋的通红的病人……加上网上看到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报道，心理压力确实很大。”
滕彦娟说，那几天都睡不着，“一是担心会不会被传染，二是担心这么多重病患者，我们怎么做？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样？我的结局又是什么样？”
同为上海医疗队员，来自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的护士钱晓刚来到金银潭医院时，也遭遇了这样的心理冲击。
“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很多岁数大的，都有些合并的疾病，身体机能比较差。来了之后，看到有病人病情恶化，然后离开了人世，对我们来说创伤挺大的。”钱晓说，虽然在医院工作，但平时没有目睹那么频繁的死亡，“现在感觉死亡就在你身边，而且来得很快。”
滕彦娟说，到武汉的第一周，她有些焦虑、悲观，一直失眠。没有休息好，她觉得体力一下子跟不上了，好在队友是参加过2003年抗击“非典”的资深护士，在自身防护上一点一点地带教，“她和我说，’你一定要心宽，这种病毒没有多可怕，我们只要做好防护，不会被感染的。’”
随队心理医生告诉滕彦娟，队中有类似状态的同事不在少数。滕彦娟告诉记者，在有着防治传染病丰富经验的同事的帮助下，加上心理医生的疏导，差不多经历了一周多的时间，心理负担慢慢地放下了。
滕彦娟告诉记者，她护理的病人中有一位年长的乐器修理师，人很乐观开朗，总是对她说：“你们上海医疗队太不容易了。等我好了，一定给你们唱武汉最有名的《武汉大鼓》！”
滕彦娟说，虽然来时身体各项指标比较差，但老先生的病情也在逐步稳定，“我们天天都去给他加油，我说您一定记住，我一定要听您的《武汉大鼓》！”
（图说：武汉市肺科医院重症监护室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相比逐渐适应的上海医疗队员，对于从疫情初始就已打着十二万分精神的钟小锋来说，病房里的阴云始终没有散去。钟小锋告诉记者，早期第一波的病人都顺利出院了，但后来随着病人的分流，被送来的病人几乎都是危重症。
“我们最高峰的时候，ICU收满10个病人，9台做血液透析的，6台上了ECMO（人工膜肺）。我们这里的病人都做了气管插管，和医护没有办法交流。加上不断地有被感染的医护人员被送来，这段时间上班上得比较压抑。”
钟小锋说，每当有病人不幸离世，大家心情都不好受，北京来支援的一位教授便会在微信群里给大家加油打气：“没事的，终究会过去。”
钟小锋告诉记者，1月初肺科医院收治的1号新冠肺炎病人，转出重症监护室时病症依然很重。后来病情有所好转、拔管了，钟小锋去探视他，“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他的手机。我听了觉得好开心！既然他能够要手机去玩，肯定就好多了吧！”
后来，钟小锋看到1号病人晒着太阳玩手机，便主动问病人，能否给他拍张照片，拍给危重患者的家属看，“我们科室后期收的病人都是重症，家属又不能过来，他们很焦虑。要是家属知道，这么重症的病人也能好转、出去，该有多开心！病人也很开朗，直接说没问题。后来小年夜那天，这位病人就治愈出院了。”
钟小锋说，现在特别希望，ICU里更多的病人能像1号病人一样治愈出院。
大家健健康康的，就是岁月静好
即使是见惯了生死的医护，来了武汉也不免痛心难受。
大年夜就来到武汉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护士文佳觉得，目前全国各省市给武汉输送一批又一批的医疗支援，就是为了尽快将疫情控制住，“大家都希望（疫情）快点结束，尤其是病人承受的压力非常大。”
采访中，护士们也提到，外省人民很难理解武汉人的心情，“其他省份的人在自己家里呆着，你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但武汉人在家里，反而更恐慌——你不知道你的小区里，下一个被抬走的人是谁。”
此前由于床位不足，许多无法得到确诊和救治的患者只能在无限恐慌中，在家里等待。如今，这种情况随着方舱医院的建立而得到了相当的缓解。
文佳认为，等病情恢复一些后，许多病人都需要心理疏导：家庭聚集感染的案例非常多，一些病人的家属不是在别的医院，就是在方舱医院，还有作为密切接触者被隔离的；年轻人担心家中老人和孩子，老年人担忧老伴、子女，心理压力都很大，“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来形容这种感受。”
文佳说，来到武汉以后自己的想法改变了许多。她说，做护士的总是与重症监护室里各种医疗仪器发出的杂音为伴，日常生活中向往安静，“但我现在真希望大街上赶紧恢复那种熙熙攘攘的人群、喧喧闹闹的样子，特别怀念那种正常的生活。”
（图说：文佳在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为病人护理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以前我们总说的岁月静好是什么？可能有些人想的是端着一杯茶，在阳台上晒晒太阳。现在我觉得，每个人处在自己的位置上，健健康康地就好。”
文佳说，没有想到第一次来武汉是以这样的方式：除夕夜到了武汉，这个曾经“九省通衢”的都市里的大街小巷，没有人也没有车。看着夜幕下空荡荡的城市街道，她忽然产生了抗拒，“我当时觉得，未来可能都不想再来武汉了。”
但几天后，文佳跟着同事取物资时经过武汉的街巷，开始想象这座城市平常会有多么的热闹，“如果这条街上都是人会是什么样子？以后等它恢复了往日的场景，我还是会来看一看的。”
滕彦娟说，虽然医疗队规定队员不能外出买东西，但能明显感觉到，从2月中旬开始，武汉街上的店面，热干面店、超市、水果店开了一些，街上有了些烟火气。
许多在一线忙碌的武汉人，惦念的便是平常生活里那一碗热干面。钟小锋告诉记者，有一天，同事神神秘秘地带进来一袋子东西，“我一看，是一碗热干面，（现在特殊时期）很难买到的！我们都在说，等（疫情）过去了，要去吃热干面。以前天天吃也不念，现在都好久没吃到了。”
王洁觉得，最困难的时候应该已经过去了——从一开始的兵荒马乱，到全国的支援纷至沓来，现在新冠肺炎患者收治的流程逐渐明晰，救治也逐渐规范，“一开始不知道这病毒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传播，仿佛雾里看花，但如今雾已经渐渐散开，还没有散完，但有了一些信心。”
“小人物”做了大事情
自从1月3日收治第一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以来，钟小锋所在的武汉市肺科医院已经连续奋战了近两个月。她告诉记者，自己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把病人护理好、让他们能够转出重症监护室，就好了。
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那些从外地来支援的医疗队员们，冒着风险，才是更不容易的。”
来武汉之前，滕彦娟在上海市第六医院东院ICU做了11年的护士，得知援鄂医疗队需要有重症护理经验的队员，滕彦娟就主动报名了。她告诉记者，能有机会来到武汉，自己也蛮激动的，“作为一个小人物，好像做了大事情一样。”
“我的队友刘老师告诉我，你是一名很普通的护士，本来大家觉得你做的事是理所应当，现在你做了同样的事情，大家就觉得你是英雄了！被’英雄’两个字刺激的，我也兴奋得不得了，每天激情满满的。”
（图说：滕彦娟与队友们在武汉市第三医院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和滕彦娟一样，几位上海医疗队的护士都对东方网·纵相新闻表示，尽管工作中多少有些不容易，但看到武汉本地医护人员经历和付出的一切，自己这点苦都能坚持下来。
而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援军”到来，武汉本地医护人员少有休息，有的继续坚守岗位，有的则陆续被派去新开辟的病区或新建的医院。
据财新网报道，随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字不断增长，收治病人的床位也需要持续补充，这意味着医护人员的配备也需要相应增加。
2月21日，武汉市副市长胡亚波表示，武汉计划再建设19家方舱医院，到2月25日，武汉市储备的方舱医院床位要达到3万张。而负责雷神山医院设计的中南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张颂明曾对媒体表示，传染病医院工作强度很大，医护人员比例应是患者的1.5倍。而重症科室对医护人员的需求更甚。
王洁说，武汉肺科医院全院100多名护士，除了结核病区以外全部都上了抗击新冠肺炎的一线，人员基数小，没法让护士们一批一批轮换，“如今发热门诊的压力降下来后，病房的压力又上去了，所以我们的人员调配非常频繁，闲一点的部门肯定要支援忙一些的部门。”
王洁告诉记者，现在要根据医院需要随时调配护士人力资源，去病房、消毒供应中心，或是药房等，“所以我们可以小休，不能长休。”
（武汉 图/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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