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鏢客三部曲》中叼著雪茄、拿著雙槍的鏢客，將孤獨和自由刻在臉上
他是《完美世界》《廊橋遺夢》的導演，對孩子和都市人的情感處理細緻入微
他是《美國狙擊手》《薩利機長》的導演，是美國主旋律電影的標杆人物
他是《硫磺島家書》《父輩的旗幟》的導演，將對戰爭和政治的反思和反感暴露無遺
他是《不可饒恕》《百萬寶貝》《老爺車》的導演，將對女性、少數族裔的歧視和同情同擔在肩上
他是伊斯特伍德，國人將Eastwood直譯為頗具喜感的名字東木。
1930年出生的老東木，依然保持著旺盛的創造力。他是美國影人中一段傳奇： 是美國最好的硬漢演員之一；憑藉《不可饒恕》（1993）和《百萬寶貝》（2005）拿過兩屆奧斯卡最佳導演，2000年獲得威尼斯電影節終身成就獎，2008年榮獲戛納電影節終身成就獎，位列世界最頂級導演行列。
他是個直來直去的人，電影內外都有著直白價值觀表露。
電影之外的東木，當過一鎮之長，2001年在加州州立公園和娛樂委員會副主席任上，還與施瓦辛格“政見不合”。
他是資深共和黨員，2012年，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用顫抖的聲音發表了與“空椅子奧巴馬”的對話，引發網絡上惡搞狂潮。
他是少數為特朗普搖旗吶喊的影人，愛國、保守都是他的標籤。
我即正義——《騾子》中的價值表露
愛國主義
伊斯特伍德慣常在老人的房前，放上一面美國國旗，這是國家的象徵，也是他將國家形象進行具體化的嘗試。
就像在《美國隊長3：內戰》中，國際組織要求對超級英雄實行註冊制，復聯的活動需要這一組織的批准。天生傲骨、玩世不恭的科技浪子鐵人支持這個決定，而作為美國精神象徵的美國隊長卻反對。
美國隊長反對註冊制的態度和理由並不複雜，理解這些則需要放到自由主義哲學的探討之中。美國隊長和厄爾都可以劃入經典自由主義行列，這一價值觀念主張一種消極自由，即免於干涉的自由，這與新自由主義主義張揚機會、權利的積極自由存在很大區別。
消極自由觀對政府有著本能的抗拒。這是由於他們持有一種獨特的國家觀。與我們慣常將國家與政府看做一體的情況不同，經典自由主義視野下的政府只是國家的組成部分：鐵打的國家，流水的政府。政府是要被嚴格約制的權力形式，是公民和社會型塑著國家。
在這種觀念下，愛國與愛政府被區分開來。無論是美國隊長還是老兵厄爾都將自己看做是區別於政府之外的公民，他們對公共權力有著本能的不信任，將個人正義凌駕於公權力組織之上。他們自信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也因此衛護著自己理解的國家價值——公民個體免於被幹涉的自由。
樸素的正義觀
西部片中賞金獵人和現下熱門的超級英雄，都有著與中國武俠相似的樸素正義觀。能力越大、責任越大，輔助弱小逐步成為他們的義務。
如上所說，厄爾作為曾為國戰鬥的老兵，有著極強的主人公意識。相應的，黑人、墨西哥裔、亞裔，就成為他們眼中的他者，一旦這些人的經濟、社會地位低於他們。一方面會招致他們的輕視，另一方面可能會激發他們輔助弱者的責任感。
毫無疑問，這種“強者邏輯”在當下美國的經濟、文化格局中顯得非常脆弱。一方面，印度裔、華裔、日裔等少數族裔在經濟地位上遠超白人的平均水準，而諸如墨西哥人等拉美國家人口因為吃苦耐勞，搶佔了底層勞動力市場，更在制販毒品方面形成強大的網絡，攫取了高額的收入。另一方面，包容多樣性確立為美國的政治正確，涉及性別、種族、宗教的很多詞彙都成為敏感詞，普通人為了規避麻煩選擇少說或不說。
在這種環境中，具有“主人公”愛國情懷的老派白人，面臨著經濟和文化地位上的雙重失落，成為實質上的弱者。如果《老爺車》中的伊斯特伍德，對少數族裔還有一定的經濟和文化優勢。到了《騾子》中，破產的厄爾已經淪落到無家可歸的處境。厄爾運輸毒品獲得高額回報，但這無法掩蓋，他作為一個白人老兵，通過正當途徑無法支付外孫女的婚宴開銷，無法延續老兵們的聯誼組織的窘境。破解之道，是厄爾要為他們看不上的墨西哥毒販打工。
即使這樣，他也要成為外孫女眼中的英雄，成為老兵夥伴們眼中的英雄，這是他的體面，也是他基於樸素的正義觀做出的抉擇。
老派的英雄
在《老爺車》中，伊斯特伍德就塑造過一個頗具悲劇感的遲暮英雄形象。《騾子》中花匠厄爾可以看做是《老爺車》中遲暮英雄的形象的延續。
對新生事物接受無力，便對網絡、新詞、藝術持一種對抗性的態度。他們聽著舊時的音樂，開著年輕時的玩笑，在舊有的社會關係中尋找存在感。
坦言之，伊斯特伍德的臉本身就有一種個人英雄的氣質，這種自由、強硬、孤獨與家庭和現代化的管理模式格格不入的。所以在《騾子》中，厄爾的家人無法理解厄爾枉顧家庭的做法，真正能理解厄爾的人，是遊走於黑暗世界裡有著遊俠作風的大毒梟。而這種遊俠式的作風，也讓現代化的追捕偵查變得無所適從。在大毒梟遇害之後，致力於強化管理的新任毒梟的管理方式無疑更具科學性，但這引發厄爾和毒梟雙方的關係緊張，也釀成了片中雙方的大沖突，即使在這樣的衝突中，厄爾依然以一個老兵的姿態，表現出了毫無畏懼的英雄氣概。當然，正式現代化的毒品網絡管理方式將販毒行為重新嵌入到了現代社會之中，給警察找到線索的機會。
在觀影過程中，書生很多次腦補過，厄爾從車裡抽出兩把左輪，怒射跟隨的毒販。只是這樣的場景終未發生。當厄爾更改路線，選擇陪伴臨終前的妻子的時候，他選擇與家庭的和解之路。而法庭上，厄爾坦然認罪，向自己的家人投以歉意的目光，也意味著一個老派的獨狼式英雄與家庭的徹底和解。
厄爾在監獄中延續了種花工作，也算是伊斯特伍德給老派英雄一個交代。
不像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因為《禁酒令》引發的警匪間的生死追逐，還有人可以用公民對抗不合理規則，賦予酒販行為一定的正當性。在《騾子》中，運送大批量毒品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洗清的犯罪行為。但經濟拮据的白人老兵走上了犯罪之路的敘事，正揭露了美國底層白人的尷尬境況，他們面臨著經濟和文化地位雙重失落，但堅定的以國家主人公自居，有著“我即正義”自負。這也是特朗普對多數選民心理的判斷。這些選民在主流媒體上並沒有太多的聲音，但在讓“美國再次強大”的口號下，決然投下自己的選票。從這個意義上說，《騾子》也算是伊斯特伍德給共和黨交出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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