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珊 馮周/文
未有政治經濟學這一前身，就不會有今天的經濟學。
經濟（Economy）本是“管理家庭經濟”之學，源自古希臘城邦學說。直到1615年，法國重商主義學者蒙克萊田第一次使用了“政治經濟學”之名，首次把"經濟"一詞的含義從家計擴展到國家層面。其後“政治經濟學”普遍為古典學者所接受和青睞，大衛·李嘉圖撰寫了《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馬爾薩斯和穆勒都著有 《政治經濟學原理》。1776年，亞當·斯密的鉅作《國富論》的出版，標誌著政治經濟學成為獨立學科，這正是經濟學興起的基石。近百年後，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首創“經濟學”一詞，“經濟學”方才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從某些層面來說，“政治經濟學”天生就有著 “經典”的基因。中國和政治經濟學的淵源是深長的。“不那麼嚴肅地說，政治經濟是中國的傳統”，“略開玩笑來看，我的寫作是在沿襲傳統。”在採訪中，學者黃琪軒這樣說道。起因是，2013年舉行的一次比較經濟學國際會議，當時美國政治經濟學界最頂尖的學者都被邀請到了北京，會議期間學者彼得·埃文斯 (PeterB.Evans)提出一個問題，“在中國所說的政治經濟，是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嗎？”埃文斯得到的回答是，大部分可以這麼理解。
黃琪軒在2018年出版了 《政治經濟學通識：歷史·經典·現實》一書，在其中討論了一部分以“階級”為中心的“傳統”，也花了大量篇幅介紹了哈耶克、諾斯等以“個體”“國家”“制度”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學說的多個面向，幫助大眾重新瞭解政治經濟學、擴寬認知。他試圖通過融通經典的視角，來解答“為什麼美國貧富差距擴大”“政府是否應該強制收取養老金”等現實議題 。
對於目前舉國關心的疫情，在此次訪談中，黃琪軒也從政治經濟學經典的視角，進行了分析。
|訪談|
問=《經濟觀察報·觀察家書評》
答=黃琪軒
理論照進現實
問：可以先簡明扼要地講講，這本書中所指的“政治經濟學”是什麼嗎？
答：簡單說，從英文看，PoliticalE－conomy就是“政治”加上“經濟”，翻譯成中文，可以是“政治經濟分析”。我的《政治經濟學通識》一書中，PoliticalE－conomy主要關注政治怎麼影響經濟，以及經濟怎麼影響政治。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政治和經濟的相互影響。
具體來看，“政治經濟學”有三個群體的學者。
第一個群體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係，資本家佔有生產資料，形成了權力來支配工人。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大部分來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因此有一直沿用“政治經濟”一詞的傳統。
第二個群體是主流經濟學家。他們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研究政治問題，像奧爾森研究集體行動，公共選擇學派研究投票等。
第三個群體大部分是政治學者。這些學者，有的自稱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有的自稱比較政治經濟學者，他們試圖不斷展示，經濟政策的本質是政治過程，從探討主導經濟政策背後的政治因素或者經濟政策制定的政治過程入手，隨著研究的深入，也越來越多地研究經濟如何影響政治，例如投資、貿易等這些經濟變量怎麼影響選舉、內戰等現象。
我是第三類群體中的一員，將“政治如何影響經濟”“經濟如何影響經濟”結合起來，作為通識也關照了第一類和第二類路徑。
問：政治經濟學其實有兩個面向，一是“政治如何影響經濟”，一是“經濟如何影響政治”。就整個政治經濟學的歷史而言，兩個面向之間的側重與否，是否會有比較明顯的搖擺？
答：你說的“搖擺”，其實更恰當地來說，是“競爭”。研究的側重與選擇，背後是不同學科的競爭。每個學科都有擴展到其他領域的傾向。例如，政治學強調權力，重視權力。經濟學更強調市場，更關注橫向的、自願的交換。不同學科都試圖用自己的慣用工具、方法和議題，去切入到其他學科研究的盲區，提供一些新的解釋，所以有了經濟學的“帝國主義”，還有政治學的“帝國主義”，包括社會學的“帝國主義”。
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是有一部分經濟學家，開始用重視市場的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議題。他們把政治現象，例如投票等都放到經濟的範疇來研究，政治家出售政策，選票就像貨幣，選民就成了政治市場的消費者。
與之相對，也存在“政治學帝國主義”。“PoliticalEconomy”從20世紀初期時開始分家，一部分到政治學，一部分到經濟學。但是政治學這一脈偃旗息鼓，直到20世紀七十年代以後，強調權力的政治學家們開始涉足經濟學研究的領域，比如貿易、貨幣、金融、投資，認為這些經濟現象僅僅靠經濟學家來提供解釋會留下很多盲區，並自稱為國際（或比較）政治經濟學者，隊伍逐漸壯大了起來。目前美國大部分的政治系的教師裡，有不少學者的研究領域是政治經濟學。在不少大學，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學者，佔到政治學系教師總數的三分之一乃至更多。
問：結合現實議題闡述政治經濟學經典著作，是您這本書最鮮明的特色。跨越現實和過去之間巨大鴻溝無疑是艱難的。您在強調“走進”經典外，又強調“走出”經典，是為什麼？
答：唯有兩者結合，才可以在具體情景下正確地和經典溝通。
“走進”經典的意義在於，通過閱讀經典可以尋找到重要的、不斷重複的機制。物理學家和數學家拉格朗日說過一句話，“牛頓無疑是幸運的。”因為自然科學的重大規律和機制就這麼多，只能發現一次。對於社會科學而言，情況也差不多。經濟學界最具有學術聲望的期刊《美國經濟評論》上相當多的論文，不過就是不斷地重複斯密《國富論》裡的幾句話，比如“人的自利之心促進經濟繁榮”“勞動分工提高了生產效率”。只不過，有些是比較枯燥的重複，有些是有創意的重複而已。
“走出”經典其實比“走進”更重要。學習經典的時候，很容易把經典當作教條，乃至是匍匐在經典腳下。這是有問題的。所有的經典流傳下來是因為“片面的深刻”，“深刻”才更能廣為流傳，留存下來。一旦把這樣的思想和視角當作教條，運用到社會生活中，結果可能是災難性的。例如，一些沒有完成國家建構的發展中國家，把斯密的自由市場作為萬能藥方，卻因之瓦解了國家建構的進程。然而，波蘭尼言道，“通往自由市場的道路是靠持續的、長期的、激烈的國家干預實現的。”這導致這些國家對內無法保證國內的政治經濟秩序，對外無力應對國際的任何衝擊。斯密強調自由市場的前提是，政策試驗場已經較好完成了。所以，走進和走出，是並行不悖的。每個重要的機制能否發揮作用，都受制於當時社會的具體情境。
危機、個體和全球化
問：介紹作為新自由主義重要學者弗裡德曼時，您通過分析2004年美國颶風后物價上漲和政府管制，來介紹他關於兩次舊金山大地震後政府是否應該就住房短缺而管制租金的研究。最近口罩和防護用品面臨短缺，經濟學家對於價格管制、漲價罰款這樣的應對短缺、搶購的手段，有一些不太相同的觀點。在這方面，政治經濟學的建議和教訓是怎樣的？
答：弗裡德曼的著作非常重要，不過期望一個視角解決所有問題可能就會遇到麻煩，畢竟“甘蔗沒有兩頭甜”。弗裡德曼的思想確實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幫助解決了一些問題。可也不能不提到，他所崇尚的自由市場，在現在的美國引發了從醫療乃至教育等各領域的問題，包括巨大的社會分化、社會流動的降低，導致了所謂“美國夢”的褪色。美國的“80後”中，收入能超過父母的只有50%。
固執地抓住一種單一的理論視角，能解決問題，同時也能製造問題。
如何解決口罩短缺的問題，也難擺脫“甘蔗沒有兩頭甜”的困境。因為口罩、住房這樣的資源總是稀缺的，兩種簡單的分配方式，不是靠權力，就是靠市場。面對現在的疫情，分配口罩等稀缺資源，無論靠市場機制來調節，還是靠政府控制來配置，都是在“解決問題的同時製造問題”。千萬不要希望政治經濟學可以提供一套解決方案，這種方案不可能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即使目前可能好處為主，10年之後壞處也會越積累越多。
弗裡德曼有關住房的例子在不同國家的不同時段，會有不同的效果。所以，擺脫“一刀切”的方案很重要。主流學者或許都覺得要用一個方案，比如說用價格機制來進行調節。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卻會認為，這樣導致的結果是大量沒有價格支付能力的人沒辦法獲取到生存資源，變成了所謂“有產者的遊戲”。比如，美國流感死亡率如此之高，和醫療價格太貴是有關係的。
可資源都靠政府供給、管控，藥店可能就沒貨了，像我之前也沒有買到口罩。於是現實生活常常是理論視角的折中，採取的是混合方案。拿我自己舉例子來說：在價格機制下，用20塊錢高價買到了口罩；同時也在領政府的配給，兩塊多錢買了5個口罩。混合方案既讓政府在調控，也讓市場在發揮作用，不同時期也可以有所權衡。這才是真實世界的運作。完全按純粹的、一個流派的政治經濟學家所提供的理想化的學理來制定方案，其實是不現實的。
問：“國家”是這本書中的重要視角，是您自己所做的一些研究的關鍵詞。
答：國家當然是很重要的視角，但在這本書中，政治經濟學的個體、階級、國家、制度四個視角都是很重要的。因為事實從來不會自己說話，看待同樣的問題，不同的視角會提供迥異的事實。
舉例來說，美國發生卡特里娜大颶風時，路易斯安那州受災嚴重，生死存亡之際向當時正在度假的總統小布什求救，小布什卻繼續逍遙，所以那場颶風救災不力是肯定的。但從理性個體視角來看，小布什作為共和黨的總統，不會把稀缺的資源分配到民主黨的州；從階級視角來看，美國政府是有產者的“中央委員會”，不關心窮人死活，只有當奧爾良的窮人暴動了才值得出動軍隊，因為要保護富人的私人財產；從國家視角來看，美國國家對外能力強，自然救濟這樣的對內能力就弱；從依附前三者的制度視角來看，美國聯邦制政府就會比單一制國家更難迅速應對重大災難。
問：從您的研究而言，在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這一視角在政治經濟學中的地位在目前以及將來會如何？
答：這仍是一個從什麼視角來看的問題。從自由主義者或現實主義者的角度來看全球化，是截然不同的。
自由主義者看到的“全球化”就是理性的、個人的全球分工，形成了跨國的價值鏈、生產鏈，在這個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國家的角色在淡化。可是換一個視角，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形成的全球剝削體系，會導致越來越多的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者過度勞動，將大量剩餘從邊緣國家轉移到中心國家。
我比較傾向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學認為，在經濟政策領域到處都能看到民族國家投射的影子。國家的消亡只是幻想，在舊的體系下是強的消滅弱的，而在新的體系下是快的吃掉慢的，全球競爭越激烈，國家作用會日益凸顯。所以“全球化”之下，民族國家的角色在增強，而不是在削弱。這在國際金融、國際貨幣層面也一樣。只是，經濟學家的最優貨幣區，不是政治學家眼中的最優貨幣區。
被牽引的技術：李約瑟難題、激勵機制和競爭創新
問：對於李約瑟難題，您用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給出回答是，之所以近代中國會喪失技術上的領先地位，是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缺乏嚴峻的環境和高強度的國際競爭。能解釋一下嗎？
答：李約瑟難題問的是，古代中國的技術輝煌為何沒有延續到近現代？為什麼中國沒有現代科學和產業革命？我的回答是因為技術進步也符合“生於憂患”的道理。古代中國的生存比西方安逸太多，南面、北面、西面分別是不可逾越的海洋、沙漠和高山，缺少西方遭遇過的持續的、長期的、面臨“生存還是毀滅”的大國競爭。
西方歷史上歷次重大的科學與技術突破，都發生在最激烈的大國權力轉移時期。大國競爭越激烈，就越容易突破技術的瓶頸。比如，中國在春秋戰國和兩宋期間，國家遭遇強大外患，反而導致可圈可點的技術進步都主要出現在這兩個時期。這是因為在權力轉移時期，國際競爭顯著加劇，大國為了在國際競爭中生存，在發展實力上是不計較成本的，大規模地資助和採購技術，即便是“亂槍打鳥”，可突破技術瓶頸的概率能顯著增大。因此，大國的政治在引領著世界技術進步的週期，政治作為主人會牽扯著作為僕人的技術走。
當前中美競爭加劇，醞釀著新一輪的技術週期。如果我前期的研究有解釋力，未來世界技術的高點或者所謂的技術革命，最有可能在中美兩國率先發端，然後再外溢到其他國家。突破性的技術會是這兩個國家直接競爭的需要。
當然，贏得技術不一定贏得競爭。
問：最近，有一些關於科學家搶發論文是否會犧牲社會知情利益的討論，這是否和原本制度的激勵機制有關？該如何改善協調？
答：確實有關。“無利不起早”，制度提供利益，調動更多的積極性。無論爭先發表論文也好、註冊專利也好，都是基於常規的制度激勵。
只是大部分制度是應對常規情況的，一旦出現“極端狀況”，不少制度可能就不適用了，這本來就不是大部分制度設計能關照到的。我們需要接受，制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尤其不能解決在極端時期的突發問題。這是奢望。
那在極端時期該怎麼辦？或許可以進行短期的政策調節來糾偏，補充長期運行的制度不能解決的問題。
問：之前有媒體報道稱科技部下發“通知”，要求“在疫情防控任務完成之前，不應將精力放在論文發表上。”這屬於短期的政策調節嗎？
答：對。極端時期通過政府發文來糾偏，未嘗不是一種嘗試。一般制度確實是很難服務於這麼具體的一個時期的社會經濟運行的。在這幾個月中，為具體問題建章立制，一來創立成本很高，二來運行效率也相對較低。
短期的政策調節其實也是制度的一種，只是不是比較成規則、成體系的，是為了針對性地解決問題，解決長期制度不能關照到的問題。一種制度不可能一勞永逸。
問：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出後，實驗經濟學這一創新方法開始被大眾所瞭解。您之前的一篇文章，非常具體地介紹了實驗方法在比較政治經濟學的運用前景。現在或者未來的政治經濟學，已經有了或者會有哪些有價值的新動向和新路徑呢？
答：學術走向的未來是充滿不確定性的。之前實驗經濟學根本不入主流經濟學的法眼，在學界八卦裡，早早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默頓·米勒根本不和研究實驗經濟學的同事理查德·塞勒打招呼。米勒料不到的是，後者在2017年也得獎了，並且實驗經濟學開始掀起潮流。
吸取米勒的教訓，我認為政治經濟學的未來，還是在於競爭和嘗試。
研究政治經濟的方法，簡單概括為四大類。第一類是演繹，比如將博弈論這樣的思維遊戲運用到政治經濟的研究中。後三類都是歸納：其一是實驗方法，現在已經在大量研究中採用了，可以劃分成實驗室實驗、田野實驗等，包括一些非常好玩的遊戲，可以讓我們重新發現以前的方法觀察不到的一些東西；還有兩類都是觀察法，比如案例和統計案例，分別是小樣本和大樣本的觀察。除了這四類，還有一些我沒有涵蓋到的方法。無論哪種方法，我們都得尊重差異和多樣性，不斷去嘗試。再老的議題、再老的方法不斷挖掘也會有新東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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