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國人均GDP首次超過1萬美元。在全球經濟和國際貿易增長放緩的背景下，經濟總量能夠突破百萬億元，人均GDP過萬美元，意義重大。
“2019年我國人均GDP為10276美元，突破1萬美元大關。這不僅意味著我國經濟總量不斷擴大，而且表明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在穩步提升，人民生活在持續改善，不僅為中國今年實現全面小康打下堅實基礎，而且為全人類的發展進步事業作出了應有貢獻。”
如果按照世界銀行2017年的標準：人均GDP在3956美元和12235美元之間為中等收入經濟體，高於12236美元屬於高收入經濟體。
那麼中國人均GDP實現1萬美元，意味著中國開始從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
可以說中國已經站在“中等收入--高收入”的十字路口，因此有人將2020年及其後十年定義為中國成為發達國家的關鍵時期。
而縱觀全球經濟發展路徑，人均GDP實現1萬美元，除了數字界定的意義，還可以稱之為一個具有實質意義的門檻。
不少國家在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后，開始陷入了近10年的發展困境。而這個困境背後藏著一個經濟學名詞叫“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3956美元）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1.持續發展，逐漸成為發達國家。2.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甚至社會動盪等問題，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後一種結果稱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具體表現為：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發展戰略和發展方式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特別是內生動力不足，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同時，快速發展中積聚的問題集中爆發，造成貧富分化加劇、產業升級艱難、城市化進程受阻、社會矛盾凸顯等。
世界銀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從1960年到2008年間，全球101箇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中，只有韓國、日本等13個成功發展為高收入經濟體。
阿根廷、巴西、南非、菲律賓、墨西哥、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達到中等收入經濟體後，長期停滯不前，出現“中等收入陷阱”現象。而經濟結構單一、缺乏技術創新是其主要原因。
雖然我國人均GDP突破了1萬美元大關，但目前人均GDP僅為美國16%左右，與日本、韓國、德國、英國等發達國家比較，也只有1/4的左右。
要比肩發達經濟體的水平，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並且，雖然到達了“中等收入--高收入”的十字路口，但是中國依然遊走在“中等收入陷阱”的河邊，我們還沒有真正邁過“中等收入陷阱”。
那麼，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完成真正的轉型？證券研究報告《求索大國轉型之道：道、勢、策》也許能給我們帶來啟發與思考：
未來全球經濟發展趨勢如何？
中國還有多大的增長空間？
供給端如何轉型升級？
需求側如何持續增長？
解讀字數：4000字
一、全球經濟迷茫仍將持續
一般而言，每次全球性經濟危機之後都會迎來一段很好的經濟復甦期。然而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復甦卻非常短暫，甚至不值一提。
發達國家的拖累，致使全球“經濟迷茫”已有十餘年。從GDP佔比來看，自金融危機以來“高收入國家GDP/全球GDP”的比例持續下滑，而其他國家的比例則持續上升。高收入國家增長中樞下行，拖累全球經濟放緩。
導致“火車頭”放緩的原因，首先是供給，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發達經濟體的技術進步放緩，生產效率提升乏力，導致長期的增長放緩。基礎學科諾獎獲得者平均年齡加速上升，一定程度上說明新研究成果的匱乏。以美國和日本為代表的全要素生產率（TFP）起伏不前甚至持續下滑。
另外發達國家老齡化加劇，進一步削弱了潛在增速，而新興經濟體年齡結構相對年輕。人口老齡化也弱化了技術創新速度和成果轉化潛力，進而對供給造成影響。數據表明高收入國家65歲以上人口占比已達18%，而新興經濟體65歲以上人口比重不到8%。
從需求來看，金融為爆發後，為避免經濟深度衰退，發達經濟體普遍大幅加槓桿，透支需求政策。
政府部門大幅加槓桿，而居民槓桿也維持高位，嚴重限制了需求政策的潛在空間。從數據來看，金融危機前後，美國居民剛剛率一度接近100%，後來有所下滑，但仍然保持在70%以上。日本及歐元區居民槓桿也維持在60%左右的高位。發達國家貨幣寬鬆空間逼仄、財政潛在擴張空間也不大等因素也對需求造成巨大影響。
總而言之，從供給和需求兩端來看，發達經濟體“迷茫期”仍將持續。近十年來，歐盟、日本和美國出口在全球出口中的比重持續下滑，中國經歷了快速增長後，2016年以來也有所下滑。因此，全
球經濟格局將從“多邊贏”到“存量博弈”，國際貿易環境惡化，“逆全球化”思潮重現。
二、未來中國仍有較大增長空間
在發達經濟體持續迷茫的背景下，中國是否還有發展空間？從人均GDP來看，我國當前的人均GDP不到美國的1/6，與日韓英德等國也有很大的差距，尚未到相對發達的發展階段，經濟增長潛力仍然巨大。
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歷程來看，中等收入陷入劇烈分化的局面。以日韓為代表的東亞經濟體普遍創造出趕超奇蹟；而以阿根廷、巴西、泰國等為代表的南美、東南亞國家則陷入停滯的陷阱。未來不確定性加大，關鍵是中國如何做好這次史無前例的大國轉型。做出正確的政策選擇和供需轉型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目前我國宏觀經濟呈現三大特徵：中等收入國家、宏觀槓桿高位、外需增速放緩。未來的經濟政策組合必須實現三大目標：（1）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可持續的長期相對高增長；（2）結構性去槓桿，確保宏觀槓桿率不會進一步上行（3）擴大內需，增長過程不再過度依賴外需。
三、供給端“製造業高級化”是唯一路徑
回顧全球經濟史，唯有持續實現“製造業高級化”的國家，才有望成為發達國家。“過早去工業化”則是中等收入國家陷入增長陷阱的普遍標誌。
以美國、日本、韓國為代表的國家，實際人均GDP超過20000美元之前，製造業增加值/GDP>25%。在人均GDP超過20000美元以後，才逐漸降低該比例，平穩實現“去工業化”。
而泰國、馬來西亞、阿根廷和巴西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實際人均GDP在6000-10000美元，已經開始去工業化。
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以後，新加坡集中優勢發展生物醫藥、化學品、計算機、電子、光學等高科技產業，尤其是醫藥及生物製品自1980年快速持續發展。
而韓國，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著力與機械與電子設備，通過電子產業接棒汽車產業，極致的專業化之路實現了實現了製造業升級。
從勞動力供給來看，雖然我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但是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仍然較高， 農業人口釋放空間仍然很大。未來5年，我國勞動力人口占比高於韓國（1987-1991）；未來十年高於日本
（1961-1970）。農業就業人口占比，我國（2018）與日本（1960）、韓國（1986）基本相當。從世界範圍來看，我國勞動人口仍然具備優勢。未來數年人口結構不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
四、需求：主動擴大消費內需
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如何擴大消費需求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以新加坡和韓國為代表的小國家，發展模式主要靠外需拉動，供需分離。需求端直接面向外需、忽略內需，經常賬戶順差極高；供給端極致專業化，滿足全球特定領域需求。韓國三星手機銷量常年高居世界第一。
而發達大國的需求始終得依靠內需拉動。然而對於中國而言，內需的主動擴張，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中幾乎無先例可循，這也是我國轉型的難點所在。
陷阱小國消費內需佔比高、層次低，無外需拉動；趕超模式小國依靠外需拉動，供需分離；發達大國內需消費佔比長期處於高位。中國必須依靠自己主動擴大消費內需，走出一條獨特的轉型路徑。
上世紀60-70年代日本的
“居民分配+消費內需”發展模式，也許能給我們帶來一定的啟發。日本戰後初期通過發展重工業、低成本製造和擴大出口，一度實現經濟高速增長。但這一模式高度依賴資本積累，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佔比較低，50年代末後勁不足。60年代初，日本政府推出“國民收入十年倍增計劃”，旨在增加居民收入分配比例，激發國內消費需求。這一政策在20年間取得良好效果。
內需擴張，顯著有利於日本70-80年代製造業供給能力升級，80年代經常賬戶再轉為順差。居民消費、淨出口在GDP中佔比同步提升，內外需良性循環。
中國主動擴大消費需求，潛力空間大，關鍵在於如何實現。一般來說，人均收入水平越低，居民商品消費佔比越高。我國這一比例不僅低於人均GDP超過我國的馬來西亞，甚至低於多數發達國家，顯示我國居民商品消費仍然具有極大的潛力。
促進居民消費，需要一個穩定的中等收入群體，提升居民收入在分配中的比重，並考慮居民配置的習慣，
穩房價、逐步引導債權類金融產品收益率下降，以切實促進消費。通過旺盛內需，拉動產業鏈向高端延伸。同時優化需求結構，引導居民從不動產需求到商品消費需求。94-08年我國依靠外需拉動國內製造業升級，因我國當時體量較小，外需規模相對較大。當前我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新增需求來源。發展製造業，在“穩外需”的同時也應重視“擴內需”。這也意味著當前階段，如何將國內需求引導至國內製造業領域成為政策的關鍵。
五、結語
從經濟發展數據來看，全球“經濟迷茫”已有十餘年，發達國家供給端與需求端的乏力，這種迷茫可能仍將持續。中國人均GDP首次超過1萬美元，與發達國家相比卻有巨大的鴻溝。
以日本、韓國、新加坡為代表的東亞經濟體在面臨“中等收入陷阱”時普遍創造出趕超奇蹟。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中國仍有較大增長空間。
供給端，製造業高級化是我們唯一的轉型路徑，拉美與東南亞等國家由於過早的“去工業化”，致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集中優勢發展醫藥生物，韓國電子產業的極致專業化之路均取得了成功。中國在勞動力人口人均具有優勢的情況下，製造業升級的關鍵不在於貨幣槓桿，而在於持續的需求增長。
需求側，
小國發展模式可通過“外需拉動、供需分離”實現，而大國始終依靠 內需拉動。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主動擴張內需是轉型的難點與核心。提升居民收入、穩定房價、引導債權類金融產品收益率下降、優化需求結構是擴大消費內需的政策關鍵。參考資料：《求索大國轉型之道：道、勢、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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