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反擊”:"白馬驛之禍"與唐朝文人心態轉變層層相遞的關聯

文人的“反擊”:

有唐一代,文人入幕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尤其在唐朝繁榮昌盛時期,想從戎立功的文士大有人在。在唐代後期,藩鎮使府也競相延請士人入幕,形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社會風氣。

一:唐末農民起義期間文人入幕的動機

1.幕府禮遇有職有權

各藩鎮府主都知道借重名士聲望,來加強幕府自身的實力,提高府主的地位。事實.上也是誰能禮遇士人,招致人才,誰的實力就大,地位就高。

譬如浙西觀察使李棲筠"虛心下士,幕府盛選才彥";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禮賢下士,無賢不肖遊其門者皆禮遇之,天下名士響風延頸,其往如歸";西川節度使韋皋"虛中下體,愛敬士大夫,故四方文行忠信豪邁倜儻之士,奔走接武,麋至幕下";

桂冠觀察使王拱愛令狐楚才,"以禮辟召,懼楚不從,乃先聞奏,而後致聘"。甚至某些跋扈的藩鎮,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也採取種種辦法延攪文士。

幕府職員不但得到幕主的禮遇,還有一份令人羨慕的俸祿。貞元以前,一個帶檢校官的幕職與中央同級正官的俸祿相比,一般要高出一倍以上,例如大曆時期一個都團練副使月料八十貫,雜給三十貫;觀察判官月料五十貫,雜給二十貫;這些人一般帶郎中、員外郎的檢校官,而郎中在中央的月俸僅二十五貫,員外郎的僅十八貫而已。

貞元、會昌兩次增俸之後,表面上二者月俸是大體相當了,但幕職還有優厚的雜給,可見幕職的收入有時是難以用確數計算的,故白居易才說:"職多於郡縣之吏,俸優於臺省之官"。

文人的“反擊”:

2.迫於生計從戎立功

唐代藩鎮使府闢署制度是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尤其在唐後期的政治生活中產生了重要影響。張國剛先生在《唐代官制》裡面說:"唐代使府幕職大多由府主自行闢置,而幕職所帶檢校官、憲官銜亦由府主奏請,這是奏官的一種形式。"由此可見,府主在幕僚的徵辟中有著絕對的決定權。

實際上,到了中晚唐時期,藩鎮幕主的決定權更大。唐代藩鎮身掛數使,除觀察使外一般還兼支度、營田、招討、經略、按撫等等使職,軍事重鎮並帶節度使,所謂藩鎮幕府實際上是這各種使職全部幕員的混合,包括正職幕員、大批攝職和一些供諮詢的無職清客。可以延入幕府的人有現任官員、獲得做官資格的有出身人和考滿待選的"前資"以及布衣,唐代使府闢署幕職有一定的制度,發聘書,送聘禮。

士人被延引入使府後即署其職位,然後再由本府上報中央請授某官,到中晚唐藩鎮強過中央了,這一步也就省掉了,藩鎮到承襲,

朝廷都作不了主,何況是幕僚都徵辟。文人士子競趨於藩鎮使府,是因為在唐後期的仕途中幕職是地位崇高、俸祿豐碩、職權重大並最有政治前途的要津。

二:唐末幕府文人心態轉變的根本原因

1.投身幕府為李唐

晚唐藩鎮勢力已經發展到尾大不掉,動輒與中央抗衡的地步,然而不少出入幕府的文人們仍在尋找對策,希望繼續維持李唐王朝的強盛。

"王佐之才"的杜牧曾在江西、宜歙、淮南等節度使幕府中,作了十多年幕僚,有《郡齋獨酌》詩自抒其理想:"豈為妻子計,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絃歌教燕趙,蘭芷浴河湟。腥羶一掃酒,兇狠皆披攘。"

文人的“反擊”:

還有一位面對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的嚴重形勢,素有大志,"欲迴天地"的李商隱,多次到令狐楚、王茂元、鄭亞、柳仲郢的幕府中任職,他所希望的是"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只不過唐王朝這時確實已經病入膏肓,不是個別文人所能起死回生的了,因而崔珏在《哭李商隱》中嘆道:"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既是哭李商隱的悲哀,也道出了唐末所有士人的心裡話。

唐末許多有志之士想效仿前期的文人,進入幕府一展他們的宏願。因此,進入幕府的不但有科舉無名的落第士子,也有考取了功名的士子。落第士人選擇入幕為僚,試圖通過此途步入仕宦的現象普遍存在。事實上,入幕是絕大多數落第舉子在政治出路困窘時的一種無奈的選擇。

"投筆從戎"無非就是希望"封侯之聘"。唐中期以後,通過幕府走向政壇是一條相對容易的入仕之路,因為幕佐入幕充職不是通過朝廷任命,而是由幕主聘請入幕,入幕後任何職,基本上是決定於幕主,僚佐入幕後只要上報朝廷批覆即可。

尤其在朝廷失去對幕府控制力時,幕府的人事任免權更大,士人入幕後遷升的機會就更多,投身幕府的落第士人就能夠達到與科舉殊途同歸之目的,實現他們參與政治的願望。

唐代文人入幕除了以上論及的原因之外,也有一些很實際的原因,譬如迫於生計或其他一些原因等等,這些原因都是出於士人自身的特殊情況,相對於前面的原因而言,更有理由需要進入幕府,所以這些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起了作用。

2.農民起義是否對唐末幕府文人的心理產生了影響?

文人的“反擊”:

嚴酷的社會現實,優越的幕府制度,使得唐末大多數文人都有幕府經歷。唐末農民戰爭的爆發是唐末文人大量入幕的開端,農民戰爭結束,藩鎮之戰開始,使得唐末文人入幕的高潮到來,在五代時期形成繁榮局面。可靠的資料顯示,在二十四年的農民戰爭期間的幕府舞臺上,就已經活躍著不少的文人。農民起義是否對唐末幕府文人的影響主要有二:

在農民軍的活動範圍內,嚴重波及到幕府文人的生活,產生很大影響,譬如沈光在福建幕府時,正是黃巢渡江後攻克福州,南下攻克廣州,十月開始北伐的時期;胡曾在淮南高駢幕府,黃巢渡江南下後,攻克福州、廣州,直接面對是否鎮壓農民軍的問題,高駢保境安民(實反叛),胡曾離幕。

李巨川和唐彥謙同在河中幕府,李山甫在魏博鎮,此時是黃巢敗退時期,黃巢經華州撤出長安後東進,經蔡州(忠武節度使)、陳州(忠武節度使)、汴州(宣武節度使)、兗州(兗海觀察使),敗死狼虎谷,魏博鎮處於河北道與河南道交界處,與河中府所屬情況相似,

後河中與魏博都發生軍亂,唐彥謙和李巨川受到牽累,遭受貶職,李山甫則死於軍亂,受戰爭影響大。

文人所處幕府距離農民軍活動地極近,影響程度與上相似,譬如胡曾。胡曾雖然在詩歌上沒有明顯的幕府時期作品,但他的《代高駢回雲南牒》使他一出山便嶄露頭角,獲得聲譽,對他以後經歷產生影響。

三:文人心理的轉變從而導致了"白馬驛之禍"

幕府實力的強大、文人心態的轉變,使得幕府文人從唐王朝的忠實擁護者逐漸成為了摧毀唐王朝的一股有力力量。

文人的“反擊”:

天祐四月,彗星現於西北。五月,彗星光芒大亮,掃過文昌、軒轅、天市三區。這時有占星人說:"這預示著君王大臣將有大難,應該以刑殺來應對天象。"朱溫的幕僚李振對朱溫說:"朝廷之所以綱紀紊亂不治,都是由於這些衣冠浮薄之徒所致。況且大王還要圖謀大事,這些人都是朝中難以馴服之徒,不如盡殺之。"

朱溫此時正欲謀劃篡位,因此欣然同意貶斥一批朝臣要員。同年六月,聚裴樞、獨孤損、崔遠、陸宸、王溥、趙崇、王贊等被貶朝官三十餘人於白馬驛,將他們全部殺害,投屍於黃河,史稱"白馬驛之禍"。

朱溫謂之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

凡是朝中不依附於朱溫者,且又自認門第高貴,或經由科第出身而身居三省臺閣官員、地位稍微顯赫者,都被誣告為朋黨,因此被貶逐而死的有數百人之多。朝中士大夫為之一空。

"白馬驛之禍"為朱溫圖謀篡奪唐政權掃清了最終障礙。

李振作為在"白馬驛之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幕府文人,依附朱溫在朝廷耀武揚威。他與柳璨、張策蕾殺裴樞等大臣三十餘人於白馬驛,拋屍於黃河,此等喪心病狂之舉除了此人專橫狂妄之外,科舉不第的創痛,以及受到以清流自命的李唐世族的蔑視大概也是驅使他殺裴樞等的重要原因。

四:總結

"白馬驛之禍"作為唐末政治的重要轉折點,是唐朝讀書人在經歷了鉅變後的爆發。在盛唐之時,都市人尊孔孟之道,視李唐朝廷為正統,即使投身幕府也始終維護朝廷。但經過唐朝中期的動盪、唐朝後期的農民起義,使得幕府文人對待李唐的態度發生了鉅變,也動搖千年以來讀書人尊崇正統的信念。

"白馬驛之禍"就是幕府文人在經過壓迫後的反擊,這次事件也影響了後世讀書人,很難說五代文人"萬馬齊喑"的局面與幕府文人的心理毫無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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