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位于巴中经开区的一家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正投入生产。夏雨摄（视觉四川）
一年之计在于春。当前，疫情防控阻击战正处于关键阶段，一场逐步恢复有序生产的“产业经济保卫战”也随之打响，保持产业链稳定事关产业发展全局。如何在严格防控疫情的前提下，打好“产业经济保卫战”？
专家名单
白明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
蔡之兵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副教授
许彦
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经济部主任、教授
吴垠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疫情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影响
●我国外贸转型升级是一个渐进过程，要充分判断长期的影响
●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较大，价值链高中低端的实体产业都会受到潜在影响
●不能让短痛成为影响企业未来发展的隐患，不能将“刹车”变成“停车”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产业经济有哪些直接和潜在的影响？
白明：首先对外贸会产生较大冲击。我们不妨观照一下17年前的抗击非典时期，那时，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十分明显，但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直接受到挑战。而我国外贸转型升级是一个渐进过程，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依然较大，因此受冲击时期估计不短，要充分判断可能会受到的长期影响。
蔡之兵：从产业视角看，这种冲击可能会带来三种潜在的负面影响。
第一，疫情可能会加快位于价值链低端实体产业的转移速度。这类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疫情持续存在，劳动力无法正常复工，会影响正常生产。考虑到全球贸易网络的紧密联接程度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高替代性特点，若疫情持续时间过长，可能会出现一定规模的产业流失，并轻度动摇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第二，疫情可能会减缓位于价值链中端实体产业的集聚速度。位于价值链中端的大多数产业是具一定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如汽车、装备制造、医药、化工、通信设备、光电等产业。我国大部分城市都在发展此类产业，过去十年来，这些产业的空间专业化分工即空间集聚程度都在提升，形成包括武汉、合肥、重庆、成都、长沙在内的一大批制造业明星城市。如果这种产业高度分工和地区高度专业化的趋势继续保持，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目标近在咫尺。但是，此次疫情，不仅可能会延缓武汉进一步提升其优势产业集聚份额的速度，还可能会间接放缓全国产业分工格局的正常演变趋势。
第三，疫情可能会干扰位于价值链高端实体产业的升级速度。近几年，全球不断爆发的贸易摩擦已经表明位于价值链高端如半导体、发动机、新材料等实体产业的重要性。我国已经明确表明，要尽快弥补价值链高端产业的不足。承担这一使命的空间主体主要以我国特大城市为主，其中，武汉市在半导体、光电通信、激光等高端产业的战略布局都具有重要地位，如果疫情长时间持续，无疑会干扰这些高端产业的升级过程。
记者：对正在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四川有哪些重大影响？
许彦：短痛不容忽视，但不能让短痛成为影响企业未来发展的隐患，不能将“刹车”变成“停车”。要认识到，中国经济的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并未改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稳中能进仍是主旋律。我们要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决心，打好产业经济保卫战。企业不是单纯的经济个体，而是产业链生态圈的重要环节，企业的阵痛归根结底要依赖产业链的发展来治愈。打赢产业经济保护战就是要打赢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这是提升四川“免疫力”的关键之举。
吴垠：服务业已经损失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挽回，重启服务产业链，还需尽早使居民摆脱“疫情心理阴影”，重启各类消费。四川的农业和工业总体上受到的直接冲击有限，通过轮休等方式复工后，第一、第二产业将撑起四川上半年产业贡献增加值中的绝大部分。因此，在服务业受到冲击、短期较难恢复的前提下，力保农业和工业，特别是通过技术自动化密集度替代农业和工业的劳动力密集度生产，将有利于四川产业链不断链、有保障、可持续，也为下半年服务业的全面重启奠定基础。
疫情带给产业发展的启示
●“一城独大”型区域经济在“一城”遇到外部冲击时，易陷入困局
●未来生产过程可能通过一系列技术在实现虚拟集聚的基础上，重构生产模式
●弥补夯实产业基础、完善产业体系将是我们疫情后建设产业链的重点
记者：危机也是一种新的契机，疫情给产业发展带来哪些启示？
蔡之兵：第一，区域协调发展有必要。虽然疫情还没结束，但湖北今年经济发展无疑会受到巨大影响，原因在于湖北是典型的“一城独大”区域经济结构。2019年武汉市GDP占全省比重约为35％，是第二名襄阳的3.33倍。这种区域经济格局在“一城”遇到外部风险冲击时，容易陷入较大发展困局。因此，各省应该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思路，有意识地培育1—2个与首位城市经济规模差距在一倍左右的次中心城市，形成金字塔型区域经济格局，提升区域经济的稳定和健康程度。四川正在推进经济副中心区域和经济副中心城市建设，经此一“疫”，应加快实施这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第二，产业安全需提早谋划。疫情冲击我国尚未成熟的高端产业，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过去对产业尤其是产业链安全重视不够。中美贸易摩擦和国外高端产业的培育过程已经证明，由于技术门槛高、研发投入需求量大、利润率高，这些技术的转移意愿极弱甚至几乎不可能。因此应该集中专业力量，对国家产业链和国际技术前沿水平进行全面、长期、深入的梳理式跟踪研究，找出自身产业体系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尽快制定并全力推动自身产业链安全系数提升规划。
第三，产业分工有要求，重要环节需“备胎”。对部分重要的产业环节和产业，应该充分考虑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种重大风险事件的冲击，制定针对性的地区产业备胎计划，保证“一地”遇到巨大外部冲击时，仍有其他地区能够迅速递补，从而保障产业和国家经济体系安全。
第四，疫情带来新挑战，虚拟集聚是方向。此次疫情给产业发展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对传统生产模式的冲击。未来生产过程可能不再强调生产要素在物理空间上的集聚，而是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控制、大数据平台等一系列技术在实现虚拟集聚的基础上，重构生产模式，既降低物理空间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又能避免各种要素直接携带的风险。
记者：四川是资源大省、人口大省、制造业大省，四川快速恢复生产既是全国抗疫一盘棋的需要，也是四川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民生要求。
吴垠：从产业供需角度发力，四川可以统筹做好“六稳”工作。第一，在坚决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着力稳定居民消费，发展网络消费，扩大健康类消费。如大力发展线上康养产业，为第三产业创造良好的创业和营商环境，进一步增强居家消费需求拉动线上线下的电商、物流产业增长的效应。第二，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通过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让疫情防控期间创新创业活动不停摆，有利于疫情结束后大量新成长市场主体不断涌现，带动整个经济保持强劲的就业吸纳能力。第三，坚持积极就业政策，把劳动力市场指标作为调整四川产业政策力度的依据，实现产业间的就业互补效应，同时用足用好失业保险金援企稳岗政策，提供更有针对性、效率更高的公共就业服务，有效衔接劳动力供求双方，缩短摩擦性失业周期。
许彦：一方面，短期来看，要让资源流动起来，让市场逐渐活起来。当前，由于劳动力流动、生产资料配置、市场等不确性因素较多，四川产业链部分环节出现了短期缺失，部分企业面临的发展风险较大，这就要求政府统筹施策，一是加大中小企业的帮扶力度，加快落实四川省出台的十三条政策。二是有序恢复市场作用，在科学防疫的前提下分区域有序恢复物流、逐渐恢复市场能力是营造产业链运行环境的重要抓手。三是抓好重大项目实施，加快释放消费力，增强产业链的恢复能力。
另一方面，着眼长远，应借此机会查找四川的产业链弱点，完善产业体系建设。疫情是短期的，但经济冲击难以避免，弥补夯实产业基础、完善产业体系将是我们疫后建设产业链的重点。一是提升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协同创新是制约四川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业、新能源产业等优势产业链综合竞争力的主要短板，需要着力发挥四川重点企业、优势龙头企业的核心作用，特别是进一步发挥如长虹、二重、东电等一大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大型国企的作用，以它们为核心来加快形成产业链的创新生态圈。二是优化产业链的空间格局。四川区域产业发展的同质化仍然严重，导致城市群产业统筹发展能力弱，产业竞争大于产业合作，有必要依托产业功能区来重塑区域产业链联系，强化城市产业功能定位。三是提升要素市场竞争力。要素能力常常决定着区域产业链的发展水平，产业链的竞争力常常体现为区域要素市场的竞争力。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优化土地供给制度、完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培育和吸引各梯次人才，夯实和提升产业链发展的要素供给基础。
疫情下如何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
●群众对生活必需品的“刚需”，必须用更强有力的“刚供”加以保障
●四川的应急产业应同精密制造、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有机农业等产业协同发展
●加快构建上下一体，数据可信的全国实体产业企业信息系统
记者：疫情对一些产业造成冲击，但对一些产业却带来全新的契机。
白明：在当前防疫大局下，欲保“刚需”先保“刚供”，围绕“刚供”的产业，可以实现先期复苏。从确保社会生活正常运行的层面看，隔离措施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有助于切断疫情的传播链，但也会给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运行增加诸多不便。在这些不便面前，保“刚需”的难度也会比平时大许多，必须要靠比“刚需”更具有刚性的“刚供”才能克服这些困难。
做到防疫与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之间相互兼顾。一方面，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的电子商务大国，按照前不久商务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的《零售、餐饮企业在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经营服务防控指南》，外卖平台开展“无接触服务”模式就受到充分肯定，其他物流业公司也可以推广。另一方面，疫情之下，无论是满足“刚需”，还是确保“刚供”，全社会都需要付出明显高于平时的成本。解决这一问题，当务之急是要贯彻落实好商务部提出的四大工作重点，包括在联保联供机制下确保重点地区供应，动员符合条件的商贸企业开门营业，扩大急需短缺物资进口，加强市场监测预警等。
蔡之兵：短期来看，恢复元气、恢复信心、恢复生产等三个恢复是应对疫情冲击的根本思路。首先，需要局部对冲企业尤其是实体企业因疫情而受到的损失，按照疫情持续时间长短的不同，可灵活运用税收减免、定向补贴、下调贷款利率或减免部分贷款等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其次，可综合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精准的补贴政策、明确的投资政策来提高可预见的市场需求规模，稳定企业预期。最后，鼓励地方梳理辖区内具有代表性的智能化和无人化制造企业并鼓励这些企业尽早恢复生产，为国内企业恢复生产提供信心。
吴垠：四川应着力发展应急产业，补短板、占高地、优布局。应急产业是为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处置与救援等提供专用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具有覆盖面广、产业链长、涵盖领域多等特点，建议把四川的应急产业同精密制造、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有机农业等产业进行协同，凸显“平时制造、战时应急、占据高端、铸链成网”的特点。例如，四川要借力疫情防控，占据应急救援处置、应急技术研发、应急装备制造、检测与预警、应急抢险服务等许多领域产业发展的高地，形成四川的应急产业标准、体系、自主创新能力、核心技术突破、关键装备研发、企业技术储备等任务。此外，建议把我省南、北、西方向的产业重镇、康养重镇作为重启四川产业生产、优化产业布局的重点。
记者：长远来看，产业链应该如何提档升级？
蔡之兵：第一，国家政策制定部门、工信部门、科技部门、研究机构、一线企业应该组成强大的专业团队，尽快全盘梳理国内产业链的短板并制定出包括发展方向、技术难度、前序产业、要素要求、承担主体、支撑资金等内容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补链计划，尽快消除影响产业链安全的漏洞。
第二，加快构建上下一体，数据可信的全国实体产业企业信息系统。目前我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仅包括地级市层面的宏观经济数据，不仅缺乏企业结构这一微观经济主体信息，也缺乏县区级别区域的经济产业信息。为了保障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和提高宏观调控的精准性，应该由统计部门牵头构建半年度或者年度更新的包含微观经济主体结构和县级行政区经济信息的数据系统，确保决策层能够准确掌握外部风险所带来的具体冲击结构和程度，为宏观政策的精准出台奠定基础。
第三，鼓励有条件的省份按照金字塔型区域经济格局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第四，鼓励实体经济的生产过程向虚拟集聚方向转型。这不仅能有效避免由于人工成本上涨或劳动力数量异常变化而导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实现市场需求、技术研发、制造生产等环节的无缝对接，最大程度提升实体产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效率。
许彦：随着国内外比较优势的转变，四川部分成本导向的产业链竞争力正不断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组装类产业外迁正在加大，抗风险能力也较低。这对四川加快产业链升级步伐提出了新要求。
四川推进产业链向中高端发展，增强经济效率，一是进一步加强产业链国内外协作。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相继提出，四川迎来了国内外产业链协作的重大机遇期。抓住机遇就是要依托于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重点区域，加快推进四川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建设，加快构建通道经济枢纽节点，不断提升产业链协作水平，吸引国内外产业链龙头企业入川。二是加大新经济领域产业链的培养和支持力度。疫情发生后，四川新经济领域企业在分析疫情数据、调控物资需求与供给、疫情控制、医疗支持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既体现了四川新经济领域产业的蓬勃发展，又体现了新兴产业链的强大发展前景。加快发展5G应用、区域链、智能+等新兴产业链，推动优势产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是提升四川产业链经济效率、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记者 周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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