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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正在向與“制度高牆”相當的人均收入水平邁進，原有制度對發展的制約不斷顯現，必須深化改革，打破束縛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制度障礙。
當前，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各項改革措施紛紛出臺，如何化解改革中出現的矛盾和風險，妥善處理好深化改革與穩增長、促發展、調結構間的關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軍擴在接受專訪時表示，深化改革促發展是當前及今後相當長時期我們面臨的艱鉅任務，只有打破束縛發展的制度性障礙，實現結構優化和發展方式轉變，形成新的經濟內生動力，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跨越“制度高牆”。
通過改革釋放中高速增長潛力
問：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增速放緩，應如何通過深化改革，挖掘新的增長潛力？
張軍擴：中國在經歷了30多年接近兩位數的高增長後，從2012年開始，增長速度回落至7%-8%之間，明顯下了一個臺階。對於“新常態”下的增長潛力和增長前景，需要明確三點：一是由於中國經濟基本面和增長潛力的確正在發生變化，再恢復到以前接近兩位數高增長的條件已不再具備。二是基於對中國發展實際及相關國際經驗的分析，現階段中國的潛在增速尚不會滑落至低速水平，而是具有中高速增長潛力。三是中高速增長並不能在延續舊的增長模式下自動實現，而是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和調整政策去爭取，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各方面共同為此做出努力，需要為新增長動力和新發展模式的形成奠定體制基礎。
具體來說，通過深化改革促發展，需要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努力。從需求方面看，雖然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 中國城市建設、房地產開發、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日趨完善，投資需求空間有所縮小。但客觀地說，投資需求空間仍然是不小的。比如，城市地下管網改造升級、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及公用事業的完善、農房的抗震改造等等，投資潛力還非常大；農村的現代化對工業化還存在諸多需求。而經過多年發展，中國完全具備滿足這些巨大潛在需求的生產能力。問題在於，與前一階段的投資相比，這些領域投資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大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質，不都是可以直接商業化的投資。如何通過財政、金融制度的改革與創新，建立適應新形勢的可持續的投融資體制，從而充分釋放國內投資需求潛力，從需求側形成拉動增長的新動力，是我們面臨的重大改革挑戰。
從供給方面看，需要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發揮中國的比較優勢潛力。雖然中國正在經歷發展階段的轉換，但傳統的比較優勢並沒有完全消失。比如，儘管這些年中國勞動者工資和福利水平有較大幅度的提高，在不少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的比較優勢有所削弱，但國際比較分析說明，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依然十分明顯。現在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實際上只相當於美國的七分之一左右。另外，在傳統勞動力比較優勢減弱的同時，中國在高技術、高素質勞動者方面擁有的比較優勢越來越明顯。可是，由於金融、能源、交通等領域的壟斷沒有被徹底打破，政府管制過多，以及其它方面制度的不健全，導致在一些製造業領域，中國的綜合成本反而比美國還高。如中國的物流成本佔企業成本的比重高達30%-40%，而發達國家只佔10%-15%。所以，必須通過深化改革，打破壟斷，把我們本來就具有的比較優勢充分發揮出來。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制度創新
問：現階段，中國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艱鉅任務，在制度層面需要進行哪些突破？
張軍擴：對於後起國家的追趕型發展，國際學術界有一個著名的“制度高牆”理論。其核心觀點是：沒有好的制度，一個後發經濟體將難以翻越“制度高牆”而進入高收入社會。後發追趕型國家在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發展階段，對經濟體制好壞的要求並不高；而從中等收入階段發展到高收入階段，則對制度要求非常高。這是因為前一階段經濟增長水平比較低，後發優勢突出，只要能夠保障政局和社會穩定，產權能夠得到基本保護，市場機制基本有效，經濟就能很快發展。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特別是人均收入接近10000-12000美元后，後發優勢減弱，經濟發展將更多依賴創新，這時經濟發展對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社會信用制度、社會利益協調機制以及國家權力行使的監督和制約機制等制度安排的要求就非常高。該理論通過對100多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制度的比較分析發現：在經濟發展的較低階段，發展績效與制度因素之間的關係不甚密切；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發展績效與制度因素之間的關係則越來越密切。這項研究還表明，如果不能建立起良好的適應現代化需要的制度，那麼，一個國家便不能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其發展水平最終難以逾越人均收入10000-12000美元的“高牆”而進入現代國家行列。由此，該理論將人均收入10000-12000美元劃為“制度高牆”。目前中國正在向與“制度高牆”相當的人均收入水平邁進，原有制度對發展的制約不斷顯現，必須深化改革，打破束縛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制度障礙，構建起能夠支撐科學發展、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機制，推動社會資源優化配置和生產率的全面提升，充分挖掘增長潛力，培育新的內生動力，實現競爭優勢的轉換升級。
經過30年的不斷探索，中國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也要清醒看到，這個體制還不完善，影響發展的障礙依然存在，改革攻堅面臨的任務依然艱鉅而繁重。過去，改革的重點是突破舊的體制，而新時期則需要更加註重體制創新，不僅要在經濟體制方面繼續創新，也要在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管理體制等方面進行創新，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隨著現代化的推進和形勢的變化，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和體制障礙也會有所不同，改革和創新的重點領域也要隨之變化。
深化改革是穩增長的重要途徑
問：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通過改革穩增長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潛力如何？
張軍擴：在“三期疊加”情況下，深化改革不僅有利於促進結構調整，為中長期穩定發展奠定基礎，也是當前穩增長的重要途徑。因此，要在保持經濟社會基本穩定的前提下，著力推進改革，加快形成發展方式的新常態，培育新的內生增長動力。
一是通過改革，釋放由於體制缺陷而受到抑制的在要素供給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較優勢或後發優勢。如果我們能夠通過改革打破壟斷，提高政府管制過多領域的發展質量，降低成本，就能為我們本來具有的比較優勢的發揮創造條件，從而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二是通過改革和政策調整，形成有利於新產業成長的體制和政策環境。現階段，一方面，信息、新能源等技術進步可謂一日千里，另一方面，基於商業模式創新的新業態也層出不窮，把二者相結合，更展現出無窮的新商機。另外，隨著中國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人口結構的演變，健康、環保、養老等服務業也存在巨大需求。但這些產業的良性發展也面臨監管方式、財稅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制約，需要通過體制和政策創新構造適宜的生存和發展環境。
三是通過加快改革，構建起有利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體制和社會環境。中國人才資源豐富，科研教育基礎紮實，具有巨大的通過創新驅動發展的潛力。但長期以來，由於教育體制、人才體制、科研立項、經費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嚴重製約創新驅動發展潛力的發揮，必須通過加快相關方面的改革創造有利的創新創業環境。
四是通過改革激發市場活力和內生動力。通過放寬准入、減少審批、簡便程序等改革，能為投資創業創造更好的市場環境，激發市場活力和民間創造力。
大力推進關鍵領域改革
問：現階段，你覺得應重點推動哪些領域的改革？
張軍擴：為實現發展方式轉換和創新驅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可持續健康發展，應大力打破制約經濟發展的制度性障礙，建立起保證發展方式轉變和可持續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主要包括：加快行政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有效推進國有資本、國有企業和壟斷行業改革；實行資源和要素價格改革；推進財稅金融體制改革；深化創新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
問：如何有效推進國有資本、國有企業和壟斷行業改革？
張軍擴：對於國資國企改革，我覺得有六個重大問題需要系統思考和重點解決：一要完善頂層的國有資本管理體制；二是構建有效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平臺；三是推動股權多元化，優化股權結構；四是在國企中實行選人用人和激勵管理的“雙軌制”；五是清理歷史遺留問題，為企業發展鬆綁；六是各地改革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
問：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也是穩增長的一個重要舉措，為此，需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為大眾創業和創新創造良好的環境。具體而言，應如何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張軍擴： 20世紀中葉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後，技術革新的週期不斷縮短，高新技術層出不窮，以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空間、海洋等技術為主導的第三次技術革命，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發展，並不斷應用於經濟社會發展之中。值得關注的是，信息技術與物質生產的深度、全面融合，將對生產方式、經濟結構乃至社會結構產生重大影響。
科技革命的加速推進和新技術的蓬勃發展，擴大了中國技術選擇的空間，為中國發揮後發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可能。創新驅動促發展，很多新產業、新產品、新業態、新的商業模式將層出不窮。這些新事物的湧現和發展，需要良好的制度保障。比如，如果沒有關鍵環節的制度性突破，互聯網＋、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和技術就難以快速發展。中國有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一些發達國家所不具備的人才儲備和研發能力；中國在互聯網、新能源、高速鐵路、特高壓輸電等一些新興產業和相關技術方面與發達國家處於同一起跑線，甚至還有部分領先；而且，由於中國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強大的製造業生產能力，使得我們具有更強的將新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能力。但長期以來，由於科研、教育、人才、知識產權等創新體制方面存在的弊端，嚴重製約創新驅動發展潛力的發揮。急需深化科技體制創新，構建起有利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體制機制和社會環境。
問：你曾經指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一方面形成了財政政策和財稅體制改革的約束條件，另一方面也會對財政政策和財稅體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那麼，該怎樣推動財稅改革？
張軍擴：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對於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形勢下，政府已明確需要進一步加大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支持一些重要領域的政府投資，這將是今後一個時期穩增長舉措中的重點。
近年來，中國基礎設施投資都保持了20%以上的增速，對穩定經濟運行發揮了重要的支撐作用。從當前情況來看，儘管基礎設施需求不如前些年強烈，但不論在數量增加方面還是在質量提升方面，投資需求潛力還非常巨大。應針對現行財稅體制存在的突出問題和矛盾，加大財稅制度創新，建立適應新形勢的可持續的投融資體制，充分釋放國內投資需求空間。
目前，新一輪投融資和財稅體制改革正在逐步展開，主要包括：改革政府對企業投資的管理制度，切實落實企業投資自主權，建立投資決策責任追究制度，拓寬項目融資渠道，發展多種融資方式，加強投資監管，維護規範的投資和建設市場秩序；建立“公開、透明”的預算管理制度，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和轉移支付結構；建立規範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對地方政府債務實行規模控制和分類管理；以“營改增”為重點推進稅收制度改革；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匹配的制度，理順中央與地方間的關係；等等。
處理好改革與穩增長、調結構、促發展的關係
問：應如何處理好全面深化改革與穩增長、調結構、促發展的關係？
張軍擴：深化改革促發展既是一個長期戰略，也是解決階段性問題的根本保障。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從大的方面講，中國面臨追趕型增長進程中的增長階段轉換。這種轉換不僅是增長速度的轉換，而且是發展模式的轉換。發展模式的轉換，實際上是體制模式的轉換。發展模式的轉換在中國已經提出多年，遲遲難以轉換的關鍵制約因素是體制模式問題，發展模式不轉換就很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現階段人均收入接近世界中等收入水平，一定要深化改革，創造出和新環境相適應的經濟體制來促進經濟的持續發展。
現階段中國的結構調整也需要通過改革來完成。目前產能過剩嚴重的是煤炭、鋼鐵、冶金、建材等行業。化解這些行業的過剩產能，最根本上還是要通過改革優化制度，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不能通過行政力量認定什麼產能是落後產能而強制淘汰。政府要做的是制定更加嚴格的環境、質量、安全等標準，加強執法力度；加大對產能過剩行業兼併重組的金融支持，化解和防範金融風險；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確保“社會政策兜底”。其他的都應該交給市場來完成，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
在當前“三期疊加”的狀態下，或者在新常態之下，要真正實現深化改革促發展，就必須很好地把握改革和發展、改革和穩定的平衡關係。這一點知易行難，原因在於，在增長階段轉換和增長新常態的形成過程中，需要同時面對轉方式和控風險兩大任務，而這兩大任務雖然長期來看是一致的，是相互促進的，但短期內往往相互掣肘，相互膠著，甚至相互矛盾。加大轉方式力度需要深化改革，強化市場約束，促進優勝劣汰，長期來講無疑有利於保持增長活力，控制風險，但短期內會加大矛盾和風險，況且短期內還要面臨化解歷史積累的矛盾和風險的任務；而如果短期內把控風險和保持穩定放在首位，則勢必會在推改革、促轉型方面邁不開步子，時間一長，矛盾和風險會更大，甚至積重難返，最終陷入增長下滑和風險加劇的惡性循環，落入增長陷阱。因此，宏觀政策必須在保穩定、控風險和促改革、調結構之間取得平衡。
改革的順利推進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保持適宜的經濟增長速度有利於改善企業效益、促進結構優化、提高勞動就業和社會收入水平。在體制改革和發展矛盾可能集中出現的時期，特別要防止由於預期因素對增速下滑放大的傾向。雖然現在的經濟速度下行主要是由於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優化升級不到位等矛盾造成的，但是經濟運行的軌跡會受到預期的影響。既有矛盾帶來的經濟下行，可能會由預期因素放大。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擴大政府財政支出、適當放鬆銀根等宏觀政策來促發展、穩增長也是必要的。作者：
梁仰椿 馬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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