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市衛健委通報上海首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迄今剛好一個月。
當我想要在“滿月”之際記錄些什麼的時候，才得知有一群人其實已默默戰鬥了50多天。這群人在聚光燈背後，每天與病毒賽跑，通常被稱為“隱形衛士”，但如果沒有他們在幕後努力，我們與疫情的戰鬥就不可能取得勝利。昨天，我在上海市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這個上海抗疫的核心“指揮部”，聽5位公共衛生人員講述不為人知的故事。
“靴子”落地了，心情反而平靜
講述人：上海市疾控中心病原微生物檢定所 李崇山
1月20日晚，國家衛生健康委確認上海市首例確診病例。這樣的結果對於我們病原檢測團隊來說，“萬般不願，也是意料之中”。
1月16日，實驗室燈火通明，經過反覆驗證，我們確認了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呈現弱陽性。是或不是？這可能是上海首例新冠肺炎！那個晚上，整個中心的人都來加班了。根據國家的防控方案，樣本需要通過全基因測序，序列比對高度同源才能作為疑似病例上報國家，首例疑似病例更是需要國家疾控中心複核才能公佈。經過整整兩天兩夜的核酸提取、測序、生信分析，將樣本送上去後，我們在焦灼中得到了確認的回覆。
靴子落地了，心情反而平靜。在這之前的十多天，我們已經有驚無險地排除了好幾例疑似病例。後來的事誰都沒想到，新病原體來勢洶洶，發展速度出乎意料。
△區級疾控中心工作人員正在分析疑似患者新冠疑似患者檢測樣本
“首例”過後，工作量很快上去了，工作時間也變成了24小時制，最多的一天要檢測200多份樣本。除了大家最關注的確診病例，還有疑似病例的排查、出院病例的檢測、環境樣本的檢測……
好在，得益於多年來的積累，實驗室都是“熟練工”，任務量的增長沒有消磨他們的責任心。我印象最深的是，同一批20多個樣本檢測出來都是陰性，質控結果很好，按理說是好事，但是，新冠防控無小事，怕哪個環節有紕漏，反覆核對才放心。
後來，檢測病毒核酸的任務陸續下放到區疾控，但工作量並沒有減少。有一回，集中隔離點送來汙水標本，要求檢測生活排水中是否有病毒，標本前處理非常複雜，耗時耗力，17份標本要求在一天內出結果 。實驗室團隊反覆商討方案，通宵達旦，不眠不休，終於順利完成。
我們最開心的事情，就是檢驗的樣本、標本是陰性。這讓我們覺得這項工作非常有意義。
目前，我們還在對公共場所開展病毒檢測，比如交通工具上的扶手、拉環等，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陽性。
醫療是處理存量，疾控是控制增量
講述人：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現場調查組 潘浩
實驗室出結果是1月16日，但去年12月31日我們的戰鬥就開始了。武漢不明原因肺炎傳得沸沸揚揚，還有人說是SARS，我們馬上收集信息，通過各種途徑瞭解疫情動態，當天便出了風險評估報告和應對預案。
這個病會不會來上海？會不會傳人？這是當時最關心的。武漢到上海交通便捷，又即將迎來春運，海陸空全通，病毒的來路暢通。
醫療是處理存量，我們是控制增量。流行病學調查工作是傳染病防控的最為重要工作之一，包括查明傳染源、查明傳播途徑、確定密切接觸者，這是控制增量的重要一環！
△潘浩等疾控中心工作人員正在進行流調查監控
我們現場流調小組要搞清楚病毒傳染的來龍去脈，即患者發病前14天（一個最長潛伏期）以及發病到確診這段時間內去過哪裡、吃過什麼、幹過什麼、見過誰等。聽上去簡單，事實上卻面臨著各式各樣的困難，比如時間太長記不清楚、故意隱瞞真相、甚至完全拒絕回答等。這時，我們想盡一切辦法幫助和引導流調對象回憶事件經過，通過明確事件來串聯線索，然後順藤摸瓜，推演出病毒傳染的初步路徑。
我的手機與疫情直報系統聯網，只要醫院有報告疑似病例，無論我在哪裡，都能馬上收到。一收到信息，馬上去，再遠也要第一時間到達。疫情就是命令！必須第一時間把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觸者管起來。病人就診當天醫院就會上報疑似病例，因就診、確認等環節在白天進行，等我們收到報告已是晚上或凌晨，所以熬夜通宵難以避免。
小年夜開始，疑似病例、密切接觸者開始快速增加，雖然我們有流調梯隊，但人手還是緊張。對未知疾病展開流調挑戰性很大，究竟有幾種傳播途徑？究竟是什麼傳播模式？而且流調工作堪比破案，費時、燒腦，這個“案子”剛調查完，靠在椅子上稍稍打個盹又要去下一個了。
疑似病例的流調報告需在當天內完成，病例複雜的有時要花十多小時。而且，做流調不能有“空白”，每個環節都要接上。比如，1月26日和29日，黃浦區和寶山區分別發生了聚集性疫情，5個病例都沒有疫區暴露史，感染來源不明確。黃浦的2例病例說，曾和幾個朋友聚過餐，其中聚餐的朋友恰好在寶山確診了。進一步排摸發現，寶山的3例病例在1月上旬曾經去過安徽的蚌埠，有2例在蚌埠逗留期間曾多次到某健身房。後來，安徽蚌埠宣佈，當地已經確診了5例病例和這個健身房有關。
第一次和小年輕一起沒日沒夜工作
講述人：上海市疾控中心傳防所消毒與感染控制科 朱仁義
我們的工作是在病例被確診後對疫源地進行消毒、對定點醫院感染進行評估指導、以及對隔離點進行消毒和防護培訓等。
印象深刻的事情太多了。這是我職業生涯裡第一次，和小青年們一起沒日沒夜地工作，一個月來在家就吃了一頓飯。疫情剛剛冒頭，我們就牽頭制定了16個技術方案，細化到每個場所每個環節的消毒工作怎麼做。對病毒的認識有限，工作越細越好。
醫院的發熱門診和留觀病房都跑過了，有的還跑了兩三遍，指導他們解決問題。有一家醫院，隔離病房和肝炎患者病房並沒有完全分開，這就是潛在的風險，馬上要求他們封掉重新調整。還有的病房沒有負壓，指導醫院隨手關門，減少進出，安裝循環風空氣消毒機。目標將上海醫務人員感染風險降到最低。
朱仁義與同事討論工作
“一級響應”後，有一天凌晨接到任務，地鐵2號線有一段在施工，工人當中有40多個武漢來的，這批人已經開工了，怎麼辦？
馬上要出方案，天亮之前就要！由科室骨幹江寧醫師牽頭，同時派季曉帆醫師前往現場。那裡沒有明確地址，實在不好找。與施工現場負責人匯合，已經是凌晨2點多了。
現場排摸發現，這群人來上海的時間在1月10日-14日之間，有的已經過了2周，還有的即將滿2周，他們作業都在地下，又戴口罩，不與外界接觸，在武漢也是封閉作業，所以風險不算大。
要離開時，突然又聽負責人說，曾有3個工人生病去過醫院。疲憊不堪的工作人員頓時睡意全無，忙把3人找齊 ，詳細詢問並查看就診記錄，排除了新冠肺炎的可能性。前方收工，後方也已寫出應急方案，給出了專業的建議。
數據分析，給出科學合理的建議
講述人：上海市疾控中心應急處 黃曉燕
我們的戰役也始於去年12月31日，已經50多天了。應急處要協調各個部門、各環節，不僅要做好輿情監控、信息收集，還有疫情研判。
上海的防控標準一直是很嚴的。最初的幾例確診病例，由於我們介入比較及時，很快就切斷了傳染途徑。我還記得首例確診後，我們馬上要找密切接觸者，此時，患者的家人已經離開了住處，人在外地了。
我們火速協調公安部門和對方的工作單位，立即將其管控起來，同時又不能製造恐慌。一開始對方還不理解，為什麼家人生病了，自己也要隔離？經過多次溝通，對方終於意識到了隔離的意義：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還好，這名家人就地隔離，並沒有被感染。
密切接觸者管理小組正在處理緊急疫情
我們與公安等部門聯動，通過大數據等手段群防群控，提高了工作效率。一個患者確診，後臺馬上就可以知道行動軌跡，比如在哪裡付了錢，電話打給了誰等。拿到信息後，我們的流調小組要打電話求證，做好追蹤。最多的一天，一個組打了超過1000個電話。電話那頭的人員，可能是配合的，也可能是拒不配合的，還有的因為恐懼，不斷打來電話反覆詢問。
我們還會幫兄弟省市一起追蹤。有一名上海確診的患者乘坐過飛機，我們找到了其在飛機上的一名密切接觸者，但這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回到了南京家中。2月5日協助追查的函發過去後，南京立即將此人送集中隔離點。不久，這名患者就出現了發熱等症狀，2月9日送定點醫院救治。
每天，我們的信息組都會將確診病例、排除病例以及涉及場所等彙總信息發給政府機構，由他們向社會公佈。
作為疾控中心的“情報站”，我們要做數據分析，為不同類型的單位制定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方案，並給出復工、開學的建議，方便政府部門制定科學的決定。什麼都不發生，不代表我們做得少
講述人：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 孫曉冬
我們中心有個年輕員工，在流調隊伍的一線。那天，有同事看到她在偷偷流淚，原來她父親病了，人在ICU，可她又不好意思拋下繁忙的工作，情急之下就哭了。同事讓她去醫院陪伴家人，她第二天一早又來上班了。她說，大家都很忙，我不能偷懶。
這件小事給了我很大的感觸。很多人不熟悉我們的公共衛士，市區兩級的疾控人員在這次抗擊疫情的多個環節發揮重要作用，
他們直接面對病人和密切接觸人員、病例標本和可能已被病毒汙染的場所，每一項工作、每一次出發都面臨風險。他們真的很勇敢，沒有人退縮。
上海疾控中心建成20多年，一次次成功對抗傳染病的經驗，為上海市民構築了一道牢固的防疫屏障。如果說，老百姓對醫院的“獲得感”，源於醫務人員妙手回春帶來的真切感受；那麼，
大家對公共衛生的獲得感恰恰應該源自“沒有感覺”。關口前移，讓什麼事都不發生，並不代表我們做得少。這一次，上海公共衛生體系面臨巨大挑戰，我們也看到，上海整座城市、各個崗位共同織就聯防聯控、群防群控的“銅牆鐵壁”，共同確保疫情防控和醫療救治有力有效、城市運行和市場供應平穩有序。
SARS後的中國公共衛生，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但這一切還做得不夠。新冠肺炎疫情應當喚起我們的防患意識，要持續投入人才建設、梯隊培養，硬件更新，強化大公共衛生的理念，不斷完善優化我們的公共衛生體系。
金海岸工作室
整 理 | 左 妍
圖 片 | 陳夢澤 採訪對象提供
編 輯 | 陸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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