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上海首例涉疫情刑事案件一審落槌，被告人凌某因毆打防疫志願者致其輕傷二級，犯尋釁滋事罪，被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
這起發生在疫情防控關鍵階段的刑事案件，受害者是戰鬥在疫情防控一線的社區防疫志願者，從案發到審判，僅用時19天，可謂是“疫時加速度”，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疫情中的法庭審判模式有何不同？案件審理進程為何如此神速？一年六個月的量刑背後有怎樣的考量？該案審判長、主審法官，上海閔行法院副院長朱妙做客上海廣播電臺節目，揭秘審判背後的故事，澎湃新聞記者現將問答整理如下。
問：這個案件從立案、案發到審判，時間上特別快？
朱妙：是的。因為在疫情期間，我們希望通過這個案件的審理、審判，上一堂鮮活的法制課，支持疫情防控工作。這個案件本身不是太複雜，而且現場的錄音、錄像，現場的證人、證詞都非常齊全，所以偵查、起訴過程也非常快。我記得案件是上週三由檢察院起訴到法院的，起訴過來時已經是晚上了。我們知道這個情況之後，當天加班立案，然後進行了一系列準備工作。週末，志願者和疫情防控者都在加班，我們法院也在加班。到了本週二，我們已經做好相關準備工作，能夠開庭。
問：我看案發視頻的時候感到特別氣憤，覺得必須用法律嚴懲。但是後來看庭審直播，看到當事人一直在悔恨哭泣的時候，我又覺得這個判罰結果是不是太重了。量刑具體是如何考慮的？
朱妙：您的這種心情我能夠理解，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其實我也有這樣一個過程，但同時我是一個法律人，我要從法律的角度來全面審視案件的相關情況。
首先，這個被告人是認罪認罰的，也就是說對他構成尋釁滋事罪的認定，他是理解並認同的。根據尋釁滋事罪的法律規定，他造成一人受傷的行為，法律後果是應該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所以說最高刑可以判到五年，從法律的角度來看，一年半並不是一個特別高的量刑。
第二，剛才提到了被告人認罪認罰，也就是被告人在看守所時，檢察機關會跟他做法律解釋，告訴他構成了何種犯罪，以及相應的量刑情況，現場是有律師見證的。檢察機關建議刑期為一年三個月到一年六個月，以此遵循被告人的意見，也就是問被告人能不能接受這樣一個處罰結果，被告人表示接受，簽了認罪認罰具結書。依據認罪認罰制度，這屬於量刑時的從輕情節。
綜合考量被告人的從輕和從重情節，從輕情節還比如他有自首情節，比如他表示後悔、認罪悔罪、進行道歉，還有您剛才提到的聲淚俱下的場面，也能體現他真誠悔過的心理過程。
同時，在疫情期間犯罪，根據兩高兩部的意見規定，必須從重處罰，這是考量的一個重要因素。
所以我們會綜合衡量，五年以下的哪個刑期比較合適。
問：被告人還說了願意賠償，會影響量刑嗎？
朱妙：對，他表達了這樣的意願。
賠償這個問題，我在庭審的時候給被告人做了法律釋明，就是說你要賠償，說明你的認罪態度非常好，法庭是表示認可的，這是從輕的一個理由。但是被害人志願者被打傷以後，她現在仍躺在床上，醫生讓她首先要躺三個月，也就是說她的傷情目前仍處於不確定的狀態，會不會有後遺症，然後整個治療過程需要多少費用，存在多長時間的誤工等等一系列問題，都是不確定的。等被害者傷情恢復基本穩定以後，需要做一個傷殘鑑定，這時候才能知道具體賠償金額。
我告訴被告人，你可以自行或通過家屬與被害人進行和解，如果兩方達不成一致協定，被害人可以進行民事訴訟，也就是說，被告人的刑事責任肯定要承擔，此外，被告人的民事賠償也是少不了的。
問：被告人在疫情期間有立功，舉報過外地牌照，這能否作為量刑從輕的依據？
主審法官朱妙：對，有這樣一個細節。被告代理律師說被告人在小區裡曾經舉報過一輛武漢牌照的車。首先，在疫情防控期間，每個公民都有義務配合疫情防控，他有這樣的意識去舉報車輛，然後讓大家查這個車是不是有問題，對他的行為我充分肯定。
但是在案發現場，被告人知道了小區實行管控、外來車輛不能進入後，這個時候他又表現出另外的一面，對小區的規定表示不理解，繼而產生不配合行為，後來又有打人的行為。我覺得事實上，被告人前期對疫情防控的緊急狀態是充分理解的，那麼他應該主動配合。
被告人的舉報行為和法律規定的立功是兩個概念，前者只是值得肯定的行為，但不屬於法律上的立功表現。包括律師還說到他平時表現比較好，他對妻子、對孩子非常好，對岳父母、老人非常孝敬，這些都是公民平時應該有的道德，我覺得他做得比較好，這是可以肯定的。但這些和法律上的立功完全是兩回事，所以量刑時不會考慮這些因素。
問：還有一個細節，律師曾經在辯護中提出能不能緩刑？因為被告人認罪認罰、自首從輕等，當時你好像問了一下被告人是否確認？
主審法官朱妙：我問了他，我說在庭審開始的時候就問你認罪認罰是不是自願的？他是認罪認罰的。這裡的認罰，是一年三個月到一年六個月的有期徒刑。現在律師提出的適用緩刑，已經超出了被告人認罪認罰時，自己承諾、自己認罰的幅度，所以我在法庭上再次跟他確認，問他還是認罰嗎？他還是表示認罰。
這個律師是從被告人的立場提出從輕減輕的理由，因為他更懂法律。但是被告人本人的意願我還是要充分的尊重，被告人對一年三個月到一年六個月的刑期還是表示認可的。
他如果不認可的話，實際上，前面所說的認罪認罰的從輕情節又不存在了。
問：類似的案例也有，我在朋友圈裡看到不少居民跟志願者之間發生推搡之類衝突的視頻，在外地有法院作出三個月的判決等等。不同案件的判罰各有不同，相差還是有點大的。
主審法官朱妙：朋友圈中有不少的視頻在流傳，我也只是看到視頻而已，其他的證據無法去確認。處罰上有輕重，其實是法律對不同的行為有不同的規定。
同樣是毆打他人，毆打對象的不同會影響定罪，我們這個案件是志願者，如果被毆打的是國家機關公職人員，比如在現場維持秩序的警察，我們首先會考量這是不是構成妨害公務罪。接下來還要考量，造成的後果如何？比如這個案子造成了輕傷的後果，但其他案例中，比如說打了一記耳光或是一拳，法律後果也不一樣。
違法和犯罪是有區別的，但我想說的是，在疫情防控期間，違法和犯罪都是要從重處罰的情節。打人既可能構成犯罪，也可能由公安機關進行行政處罰或者罰款。
打人造成輕傷，就構成犯罪了，要起訴到法院來進行審判。不同罪名的量刑肯定是不一樣的，比如尋釁滋事罪是五年以下，妨害公務罪是三年以下，但妨害公務罪入罪的門檻比較低，像辱罵、暴力行為等都可以構成妨害公務罪。
問：可能被告人自己都沒有想到，就是說一下子上頭了，就上去打對方來撒氣，但這個撒氣換來了一年六個月的有期徒刑。這個案件是不是警示作用特別大？
主審法官朱妙：是的，法庭審判本身的意義就在於，一是對被告人本人的處罰，二是對社會有警示意義，所以前面我也說到，這是一堂鮮活的法治課。
通過這樣一個審判，其實能讓社會大眾知道，違法犯罪就要受到法律懲罰，同時另一層意思在於，我們通過法治的方式維護社會秩序，用法治的方式來支撐現在的疫情防控工作。所以剛才你提到，有一種聲音說一年六個月是不是重了？其實也有一種聲音是支持，甚至還有人認為是不是輕了，能不能再重一些？
我收到一個朋友的微信，我覺得他的話也非常好，我念一下，他說有的觀眾只看到庭審上的追悔莫及，卻看不到犯罪現場的蠻不講理。我還要加一句，還看不到被害人現在在病床上的度日如年。所以說依法從嚴從重能夠最大限度的來保護志願者的安全，打擊不服從管理者的囂張氣焰。
他還告訴我，很多社區居委會的公眾號都在轉發這個案件的視頻，也在轉發判決結果，這其實就是給那些不服從社區防疫管理的人上課。
我覺得在這場疫情面前，誰都不容易。我們能夠理解，大家長期悶在家裡，很多的壓力沒有地方釋放，如果涉及到父母、子女就更容易衝動。但實際上一定要搞清楚，如果大家都不配合疫情防控工作，那就只有一個造成疫情擴散更加嚴重的後果，潛在危害非常大。更重要的一點是，絕對不能越過法律的底線，否則法律一定是嚴懲不貸的。
轉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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