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清王朝風雨飄搖，列強虎視眈眈。
一場神秘疫病席捲中國東北三省，哈爾濱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之下。
暗藏野心的政治風波使防疫工作更加複雜。面對外國專家的偏見與頑固的守舊勢力，年輕的中國醫生力挽狂瀾，一場歷時7個月、範圍從滿洲里到濟南的防疫鬥爭取得了最終勝利。
這場百年前來勢兇猛的瘟疫早已連同「伍連德」這個名字淡出了人們的記憶。
2019年末至2020年，一種聞所未聞的新型冠狀病毒從武漢開始，向全國各地擴散，來勢兇猛。
百年前伍連德提出的防疫方案，如佩戴口罩、隔離病源、統一收治患者、控制交通，如今仍然發揮效力。
原來，我們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伍連德領導的對東北鼠疫的防治，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流行病防疫行動。伍連德也因此成為了第一個被提名諾貝爾獎的華人。
在這個全國上下齊心協力抗擊新冠肺炎的特殊時刻，本文將帶你走近110年前東北大瘟疫與鼠疫鬥士伍連德。
瘟疫爆發 事態升級
清末民初時期的滿洲里
1910年10月25日，在中俄邊境小城滿洲里的一家客棧內，6天前從俄國回來投宿的兩名中國礦工突然神秘死去。
客棧的兩名服務員也很快喪命於相似的病症。這種神秘莫測的疾病在短短几周之內，就沿著新建的鐵路線蔓延到了哈爾濱與長春，向京城直撲而來。
患病的人先後經歷高燒、寒戰、胸悶、咳嗽、咯血痰的症狀，不久便窒息死亡，並且死亡率高達99%。
當時，在哈爾濱有10萬俄國僑民、2000日本僑民，疫病的爆發升級為國際事件。
為協調各方利益，清政府派外務部右丞施肇基全權負責此事。早年遊學西方的施肇基明白，他面對的不只是奪人性命的神秘傳染病。
俄國、日本這兩個貪婪的帝國，肯定會利用這個機會擴大自己在東北的利益。
不出所料，他很快便收到了來自日俄兩國的照會。
日俄以清政府無力控制疫情為名，要求獨立主持防疫事務。由於防疫必然要採取一些強制措施，涉及軍隊與警察，這個要求無異於將整個東三省的主權拱手相讓。
要想打碎日俄兩國的黃粱美夢，就需要儘快派遣一位熟悉細菌學的中國醫官前往哈爾濱進行調查。
然而，當時熟悉西方醫學的中國人寥寥無幾，從哪裡能找到合適的人選呢？就在一籌莫展的時候，施肇基想到了一個人 —— 伍連德。
劍橋學霸 雄心受挫
英國劍橋大學伊曼紐爾學院
伍連德祖籍廣東臺山，1879年出生於英屬馬來西亞檳城。
年少時就讀於檳城大英義塾，17歲時獲得女王獎學金赴英國留學，在劍橋大學伊曼紐爾學院學習醫學。
1903年，伍連德成為了第一個獲得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華人。
事實上，除了醫學專業的學位以外，伍連德還從劍橋大學獲得了文學碩士學位。
留學期間，他先後來到英國聖瑪麗醫院、利物浦熱帶病學院、德國哈勒大學衛生學院、法國巴斯德研究所實習。
在巴斯德研究所，伍連德受到了俄國生物學家梅契尼可夫與英國生物化學家霍普金斯的指導。
梅契尼可夫與霍普金斯分別是1908年與1929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法國巴斯德研究所
1903年，伍連德回到英屬馬來西亞，試圖施展自己所學的知識技能。
然而，他發現殖民地的社會制度把最好的位置留給了英國人，對華人採取歧視政策，也就是醫官只能由英國人來擔任，華人只能當副手。
雄心受挫的伍連德來到吉隆坡醫學研究院，從事熱帶病研究。完成研究後，他回到了檳城，開設私人診所行醫。
伍連德除了日常行醫以外，一心想著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貢獻社會。
20世紀初，中國深受鴉片之害，從東印度運來的鴉片，大都經過馬來西亞地區加工後再運往中國。
伍連德在當地組織發起「檳城禁菸協會」，聯絡社會各界知名人士一起抵制鴉片貿易。
清末吸食鴉片的中國人
此舉直接得罪了當地從事鴉片生意的商人，伍連德因此受到了陷害。
鴉片商人誣陷伍連德私藏鴉片，而搜查者確實在伍連德的私人診所中找到了一小瓶作為醫用鎮痛劑的嗎啡。
伍連德申辯說自己是醫生，嗎啡是作為鎮痛之用。然而，搜查者聲稱伍連德沒有按照規定對嗎啡進行登記，因此按照私藏鴉片處理。
回到英屬殖民地的幾年裡，伍連德處處體會到種族歧視。
經歷此事後，他心中的失望愈演愈烈。與此同時，他對祖國的嚮往也更加強烈，期待有一日能回到祖國。歷史的拐點很快給他的人生帶來了新的契機。
臨危受命 力挽狂瀾
施肇基
1905年，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馬來西亞是當時的必經之地。
伍連德結識了考察團中一位年輕的外交官施肇基。五大臣出洋考察完畢回國，施肇基向創辦陸軍軍醫學堂的袁世凱舉薦伍連德。
1908年，伍連德踏上了歸國的旅程。他到達天津之後，開始擔任陸軍軍醫學堂幫辦，一個相當於副校長的職務。
他在陸軍軍醫學堂任職期間，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教學改革。
以先進的歐洲教材代替陳舊的日本教材，在教學方法上注重實驗教學。在短短兩年時間內，就為中國軍隊輸送了合格的現代軍醫。
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合影，前排左三為伍連德
1910年12月，面對神秘瘟疫，伍連德欣然接受了施肇基的邀請，代表清政府出任東北三省防疫總醫官。
為了揭開這個醫學謎團，他在寒風中踏上了哈爾濱的火車站臺。
1910年末，哈爾濱爆發鼠疫
哈爾濱道外區保障街有一座磚紅色、俄羅斯風格的樓房，這是伍連德曾經創辦的濱江醫院的舊址，也是中國第一家傳染病防疫所。
110年前，道外區還被稱為傅家甸，是哈爾濱的中國人居住區。當伍連德進到這裡時，他馬上感受到了居民的恐慌不安。
人們交頭接耳，談論神秘的疫病與被人遺棄在路旁的屍體。當死亡的威脅愈演愈烈，沒有人知道該如何自救，彷彿只能聽天由命。
伍連德當機立斷，下令對新近死亡的患者的遺體進行解剖，以儘快確認致病原因。
然而，20世紀初，解剖屍體對於中國人來說還是絕對的禁忌，被視為對死者的嚴重冒犯，甚至可能會帶來超自然的後果。
不過就在伍連德到達哈爾濱的第三天，事情有了轉機。
哈爾濱濱江醫院舊址，如今是伍連德紀念館
傅家甸一家客棧的日本籍女店主突然死亡，死前症狀與其他染病的人無異。他立刻帶著手術器械趕到現場。
通過解剖，伍連德很快確定了這個日本女人的死因，是肺部炎症窒息而亡。
他迅速提取了部分病變組織樣本，帶回實驗室。透過顯微鏡，伍連德找到了這場瘟疫的元兇 —— 鼠疫桿菌。
14世紀的歐洲，令人聞風喪膽的黑死病正是由鼠疫桿菌引起的。
伍連德那個時代的科學家普遍認為鼠疫桿菌來自老鼠身上的跳蚤，攜帶這種致命病菌的跳蚤叮咬人後會引發腺鼠疫或敗血症鼠疫。
跳蚤喜愛炎熱潮溼的環境，那麼在氣溫低至零下30度的哈爾濱，跳蚤是如何生存繁殖、又把鼠疫桿菌傳播開來的呢？
就在伍連德苦苦尋找線索的時候，在日本醫生的建議下，日本控制區率先開展了滅鼠運動，俄國控制區也如法炮製。然而，哈爾濱每天因感染鼠疫而死亡的人數只增不減。
更令人訝異的是，日本醫生在從東北三省捕獲的數百隻老鼠中，竟然沒有找到一例鼠疫桿菌的攜帶體。老鼠被排除了嫌疑。
調查再次陷入了僵局。經過反覆的思索與觀察，伍連德發現了一個關鍵線索。
油畫《死神的勝利》，作者彼得 • 勃魯蓋爾
病患都曾經生活在密閉的房屋內，而且呈現聚集性死亡的趨勢。
由此看來，鼠疫桿菌在人與人之間很可能是通過飛沫傳播，而不是經由跳蚤傳播給人類。
因此，滅鼠無法起到消滅傳染源的作用。伍連德立馬報告清廷，解釋了鼠疫的傳播原理，並主張徹底封鎖哈爾濱，切斷鼠疫傳播通道。
然而，讓清廷與同僚相信自己的判斷，是一個全新的挑戰。法國籍醫生梅斯尼（ Girard Mesny ）是北洋醫學堂的首席教授，他緊隨伍連德來到哈爾濱。
梅斯尼倚仗自己在印度抗擊腺鼠疫的經驗，對伍連德的看法提出異議，並暗示一名亞洲醫生沒有足夠能力與資格來處理如此嚴重的疫情。
伍連德告誡梅斯尼，這種傳染病可以通過呼吸道飛沫傳播，在治療病患時應該戴上口罩。
梅斯尼醫生因為無視伍連德的建議，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於1911年1月因該病去世。
梅斯尼病亡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也大大提高了伍連德的知名度，使他的防疫措施得以推廣開來。
為防止受感染的人群流動，哈爾濱實行封城，防疫團隊挨家挨戶排查疑似病例。
經過一番交涉，伍連德甚至成功說服了日俄當局停運它們在東北控制的鐵路線。因為春節很快就要到來，一旦病菌通過回鄉過年的乘客傳播到各地，後果將不堪設想。
伍連德領導的防疫組織租用了當地關閉的學校與撤空的客棧，並向俄國鐵路局借調了100節空車箱作隔離之用。
對抗鼠疫時，在傅家甸內成立的濱江防疫疑似病院
伍連德還發明瞭簡易口罩，用兩層紗布，內置一塊吸水藥棉製作而成。這種口罩簡單易戴，價格低廉，很快為民眾所接受。
伍連德調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確保口罩源源不斷的供給普通民眾與醫務人員。這種口罩被後人成為「伍氏口罩」，也是中國第一個口罩。
在伍連德的組織下，防護、隔離、消毒等防疫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著。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死亡人數卻有增無減。
中國首個口罩：伍氏口罩
原來東北嚴寒的天氣帶來了另一個難題。棺材與暴露在外的屍體綿延數里，等到春天凍土化開才能埋葬。
這些堆積的屍體無疑是可怕的傳染源。
伍連德想到了火葬，但這在當時是違反倫理常綱的做法。只有獲得清廷的准許，才能掃除民間的障礙。
就在除夕當天，清廷恩准了對肺鼠疫死者的屍體進行火化。大火燒了三天三夜，將死難者的棺材與屍體全部火化。
伍連德指揮衙役焚燒發現疫情的住所
終於，整個局面發生了翻轉。1911年3月1日，哈爾濱鼠疫死亡人數下降到零。
而在最高峰時期，一天之內有183人喪命。伍連德隨即宣佈解除對傅家甸的隔離。至此，吞噬了6萬人性命的東北大瘟疫宣告結束。
作為這場防疫運動的總指揮，伍連德不但顯示了高超的醫術，而且在協調警察、官員方面也展現出不凡的能力。
1911年，消毒車準備出發
尋得疫源 提名諾獎
1911年，萬國鼠疫研究大會與會代表
1911年4月，萬國鼠疫研究大會（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在瀋陽召開，與會代表來自美國、英國、俄國、日本、法國等11個國家。伍連德被推舉為大會主席。
這是第一次由中國人擔當會議主席，也是第一次在中國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
全體代表高度讚揚了伍連德在控制1910-1911年東北鼠疫方面做出的卓越貢獻。
伍連德於1912年創建了東北三省防疫事務總處，並先後設立6所附屬防疫醫院，直到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才被迫撤離。
1911年7月-8月，伍連德帶領中俄聯合考察隊，前往中俄邊境一帶考察旱獺間鼠疫流行狀況，但未獲得確切證據。
1923年6月，有西伯利亞草原發生旱獺染疫死亡的確切消息傳來，他帶領兩位助手與俄國專家再次奔赴中俄邊境考察。
1911年7月，中俄聯合考察隊
獲得野外自然狀態下旱獺鼠疫流行的原始資料後，伍連德在哈爾濱濱江醫院實驗室繼續進行實驗，證實鼠疫桿菌可經呼吸道傳播。
這就突破了由跳蚤到人的傳統鼠疫傳播理論，揭示了由人到人經飛沫傳播的方式，為控制肺鼠疫流行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
1911年，伍連德在哈爾濱第一個鼠疫實驗室裡
1926年，日內瓦國際聯盟衛生組織出版了伍連德的專著《肺鼠疫論述》（ 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 ）。
該著作對肺鼠疫的流行病學、病理學、臨床特徵等進行了精闢的論述，被奉為「鼠疫防治理論的里程碑」。
1935年，時任上海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處長的伍連德，被推薦為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候選人，提名理由是「從事肺鼠疫研究工作，特別是發現旱獺在其中的傳播作用」。
下圖是諾貝爾獎官方網站關於伍連德的提名資料：
建樹甚多 恩澤後世
除了東北防疫事業以外，伍連德為中國做出了諸多貢獻。
自19世紀中葉起的近百年間，中國的邊境檢疫主權一直被外國人把控。伍連德為收回我國海港檢疫主權來回奔走。
直到1930年7月，國民政府在上海成立海港檢疫管理處，伍連德任處長。
有感於當時中國尚未建立自己的現代化醫院，伍連德四處呼籲、募捐，創立了由中國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所現代化醫院 —— 北京中央醫院（今日北京大學人民醫院）。
伍連德先後在中國創設醫院、醫療研究機構和防疫所等20家，是真正的中國現代醫學先驅。
伍連德積極籌辦創立中華醫學會，擔任首任會長，並創辦了中國醫學界的第一本期刊《中華醫學雜誌》。
他是國際微生物學會聯盟發起人之一，也是中國第一個全國性微生物學會的發起人。
自1910年起，他與王吉民醫師合作，歷經20餘年寫成《中國醫史》（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填補了中國學者用英文向世界介紹中國醫學史的空白。
梁啟超賦予伍連德極高的評價：「科學輸入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伍連德，字星聯）博士一人而已。」
1937年，伍連德在上海的寓所被日軍炸燬，他重新回到了出生地檳城，繼續在那裡行醫。
在人生的最後階段，伍連德耗費8年的時間，完成了英文版自傳《鼠疫鬥士：一個現代華人醫師的自傳》（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1959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最後，本文願以伍連德自傳中的一段話作為結束：
「我曾經將我的大半生奉獻給古老的中國，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建立，直到國民黨統治崩潰。
那一切在許多人的腦海裡記憶猶新，中國是個有五千年曆史的偉大文明古國，歷經世世代代的興衰榮辱，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我衷心希望她能更加繁榮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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