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漢爆發，進而流行於全國乃至全世界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提醒我們必須反思人類的生存方式，真正明瞭維繫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係的重要性。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從分析需要、商品、滿足和幸福等關係入手，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下生存方式的本質與後果做了深入考察，形成了系統的需要理論，這對於我們反思當下疫情以及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幸福觀具有重要意義。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需要、商品、滿足和幸福等關係的考察，是建立在把馬克思和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觀點結合起來並加以發展的基礎上的。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藉助科學技術革命帶來的巨大物質財富，在全社會製造服從和服務於資本追求利潤的“虛假需求”，支配和控制人們的內心世界，牽引人們到商品佔有和商品消費中體驗滿足和幸福，忘卻對自由和解放的追求，是一個總體統治和總體異化的社會。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把法蘭克福學派的上述觀點與馬克思關於人的本質在於自由自覺的勞動的觀點結合起來，通過分析需要、商品、滿足和幸福等關係，深刻闡釋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存方式的本質與後果，倡導人們擺脫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存方式的束縛，樹立到創造性勞動中尋找滿足和幸福的勞動幸福觀。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首先區分了“需要”和“慾望”。在他們看來，“需要”是人們為生存而產生的對必需品的需求，是人的真實需要;“慾望”則是人們試圖得到某種物品的慾望，這種慾望與人的真實需要沒有內在關聯，本質上是一種“虛假需要”。在當代西方社會中，資本在利潤本性的驅使下，製造了服從和服務於資本追求利潤的“虛假需求”，以支撐其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展，使人們無法區分自己的真實需要和虛假需求，混淆了“需要”和“想要”，進而到建立在虛假需求上的“異化消費”中尋找滿足和體驗幸福，導致了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存方式盛行，其基本特徵就是“鼓勵一切個人把消費活動置於他們日常活動的最核心地位，並同時增強對每種已經達到了的消費水平的不滿足的感覺”。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存方式的形成，是以依託於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和追求無限增長而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其盛行具有哲學和社會雙重根源。哲學根源主要體現在啟蒙理性關於“控制自然”的觀念和現代性價值體系，核心是把實用作為判斷是否科學的標準，把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歸結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關係，進而形成以科學技術進步為基礎，追求無限增長的社會進步觀;社會根源主要體現在為支撐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不斷擴張，維護其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以及工人為了逃避異化勞動到勞動之外的閒暇時間中尋找滿足和幸福;其後果是為了追求無限增長和無止境的消費而形成的當代社會人為的“缺乏”狀態，人們將滿足和幸福寄託於消費中的異化生存狀態，以及人與人、人與自然關係的緊張和異化狀態，其根本缺陷在於錯誤理解了需要、商品、滿足和幸福等關係。
在揭示了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存方式的本質與後果之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進一步強調，只有理順需要、商品、滿足和幸福等關係，樹立以創造性勞動為基礎的勞動幸福觀，才能真正獲得滿足和幸福，克服人與人、人與自然關係的異化。為理順上述關係，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首先考察了馬克思關於人的需要和人的本質問題的有關論述。在他們看來，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區分了“需要”和“慾望”，揭示了動物需要、工人需要和人類需要的區別。在馬克思那裡，所謂“動物需要”是指滿足維持機體生存的需要;所謂“工人需要”則是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的需要被降低成為一種維繫身體機能生存的需要，即人的需要異化為動物的需要;所謂“人類需要”則是指不僅包括維繫身體生存的需要，還包括不斷髮展的精神需要，具有社會性、豐富性和多樣性的特點。通過以上區分，馬克思把自由自覺的勞動不僅看作人的本質力量的體現，也看作人的自我實現的方式，而自我實現正是人類需要的核心。馬克思在後期著作中著重分析了資本對激發服從和服務於資本主義交換價值生產目的“虛假需要”的決定作用。在他們看來，馬克思關於人的需要的核心在於通過自由自覺的勞動達到自我實現。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繼承、發展了馬克思與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觀點，強調擺脫人與人、人與自然異化的核心在於破除異化消費，把滿足和幸福寄託於創造性勞動，而不是消費領域，並樹立勞動幸福觀。“滿足的可能將主要是生產活動的一種功能，而不是如同我們今天所在的社會中那樣，主要是一種消費活動的功能。”他們同時還強調建立一種技術倫理和生物多樣性倫理對維繫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關係的重要性。所謂“技術倫理”，就是要改變現代性價值體系將“控制自然”的觀念解釋為以科學技術為中介控制自然，滿足人們對物質增長無止境追求的做法，提出應當把“控制自然”的觀念解釋為如何控制人的非理性慾望，消除由此帶來的對自然資源的浪費和恢復對自然的敬畏，最終實現以技術進步為基礎的人類與自然的共同和諧發展;所謂樹立“生物多樣性倫理”，並不是阻止人類運用科學技術干預自然，而是要求人類放棄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濫用自然的做法，應以開明的個人利益為根據，認識到自然界的需要和利益，尊重自然的本性，考慮自然的權利，實現人類需要和自然界需要的共同發展。
這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起源於部分人貪吃野生動物，這不僅提出了人類應如何抑制貪慾，真正實現自身價值的問題，也提出了人類應如何與動物相處，維繫自然和諧共生關係問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基於其需要理論和勞動幸福觀，對於我們反思上述問題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第一，部分人貪吃“野味”的主要根源在於，錯誤地認為野味具有更高的營養價值，可以顯示自己身份和地位。這種認識誤區，本質上關涉如何認識人的需要的合理性以及如何使我們的價值真正實現的問題。對於人的需要的合理性問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需要理論不僅提出應當把“真實需要”和“慾望”區分開來，把消費建立在“真實需要”的基礎上，否定建立在“慾望”基礎上的異化消費，而且提出了“滿足”不應當在消費活動中，而是在創造性勞動中的勞動幸福觀。對此，習近平既肯定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嚮往和需要的合理性，又反對那種把幸福寄託於對商品佔有和消費的物質主義幸福觀，強調只有樹立依靠辛勤勞動、誠實勞動、創造性勞動奮鬥的勞動幸福觀，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幸福和自由全面發展。
第二，我們應當如何對待動物以及人類之外的自然，維繫自然和諧共生關係，這是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啟蒙運動所確立的現代性價值體系把人類與自然對立起來，並把二者的關係歸結為利用和被利用、控制和被控制的工具性關係，科學技術被看作人類控制和利用自然的中介和工具，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無限經濟增長追求為目的的發展觀。在這種哲學世界觀和發展觀的支配下，人類不僅把自然看作滿足自己需要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越來越喪失對自然的敬畏，其結果是，雖然生產力得到了極大提升，社會財富極大豐富，但卻導致了危及人類生存的生態危機;把人類幸福簡化為物質性內容;使人的個性喪失、精神迷茫，利己主義、享樂主義價值觀和物質主義幸福觀盛行。啟蒙理性的上述實踐結果意味著，我們必須在保持對自然敬畏的同時，重新反思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應當認識到人類與自然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有機聯繫的生命共同體，人類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時，只有尊重自然規律，順應自然規律，才能不受自然的懲罰，維繫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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