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時分 相信天一定會亮——專訪小說《花冠病毒》作者畢淑敏
“沼澤處，你的心智要成為縴夫。精神明朗堅定，情緒安穩平和，助家國渡過危厄”
2003年，作家畢淑敏赴非典抗疫一線走訪北京佑安醫院、小湯山醫院、外交部等前線和後方機構；目睹病人的痛苦和求生欲，醫護人員的抗爭與困窘，各個行業的協力互助。所有素材與腦中盤桓的畫面，凝結成《花冠病毒》這部小說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20年第2期
文 | 本刊記者 鄧鬱 實習記者王佳薇 宮健子
編輯 | 周建平 [email protected]
全文約6115字，細讀大約需要14分鐘
圖/受訪者提供
“它又來了。”
17年間，作家畢淑敏每每聽到病毒感染，都會緊張。不管疫情發生在非洲、中東或是他處。2020年初，從電視裡第一次聽到武漢新冠肺炎的信息，她身子為之一顫。趕緊給當地朋友打電話，朋友說一切如常，說我們都不擔心，你擔心啥啊！畢淑敏放下電話，心卻忐忑。“中間一直說的是‘可防可控’，‘沒有人傳人’的證據，後來又有幾天不報相關新聞了。問遍朋友，沒有可靠消息。直到聽到鍾南山院士宣佈有醫務人員感染，有明顯‘人傳人’的一刻，第一個念頭是——病毒，它又來了！”
這種巨大的緊張感，來自她2003年的經歷。在那場席捲全國的非典疫情中，有醫學和寫作雙重背景的她受中國作協派遣，成為一線採訪團一員。她走訪北京佑安醫院、小湯山醫院、外交部等前線和後方機構；目睹病人的痛苦和求生欲，醫護人員的抗爭與困窘，各個行業的協力互助。無數次，她在夢中看到病毒，真切而觸目驚心，彷彿能摸到它們“捲曲的邊緣和邪惡的顆粒”。
所有素材與腦中盤桓的畫面，折磨了畢淑敏整整八年。2012年，終於凝結成《花冠病毒》這部長篇科幻小說。小說裡，疫情突襲大城市燕市，醫生束手無策，人心惶惶。擁有心理學背景的女作家羅緯芝受命採訪。在袁再春帶隊的抗疫指揮部內外，發現種種超乎想象的危局與困境。醫務人員的艱難抗疫，解剖學教授於增風以身試毒身亡，各方在研發抗疫“解藥”當中的博弈……世情萬象紛至沓來。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許多新老讀者捧起這本書，被其中對病毒形態及其殺傷力的描寫所震撼。而書中有關封城、市民搶購等等的描寫，和現實似有驚人的“對應”之處。有人覺得她是預言家，畢淑敏的回答是，小說中有她對現實的觀察，但更多出自想象，“勿需對號入座。”“我們至今從未真正摸清病毒的規律，想象力就成了重要的支撐點。不能把病毒的某一次‘消失’，當成永遠的勝利。只要滋生它的土壤還在，它就很有可能捲土重來。”
作為從業二十多年的心理諮詢師和心理寫作者，畢淑敏始終著迷於人的生理相似性、精神的巨大不相似性。非典時，一位因為工作感染病毒的護士，每天都要給自己的父母打電話，到後來連氣都喘不過來，只好積蓄一點點可以不用氧氣講話的力量，隨即給老人報平安，說過“我現在特別忙，正在搶救病人”，便趕緊放下電話。“因為她再也沒有氣力，能說一句完整的話了。”畢淑敏回憶。
護士後來終於恢復了。她首先跟醫務人員表達的卻是，自己血液裡有非常強的抗病毒血清，“你們任何時候通知我，我都會第一個站出來用這個血清救助別人。”畢淑敏因此相信，那正是在極端困境中支持人們的強大力量。
“沼澤處，你的心智要成為縴夫。精神明朗堅定，情緒安穩平和，助家國渡過危厄。”她在《花冠病毒》的一篇序裡寫道。
內心的驚懼
人物週刊：2003年作協邀請你去非典一線採訪，第一時間你是猶豫的？
畢淑敏：當時中國作協一共派了八位作家，其他人都是寫報告文學的。以小說為主業的，只有我一位。
人家都是寫了決心書的，我確實沒寫。作協覺得我當過兵、當過醫生，問我能不能去。當時我媽媽已是肝癌晚期，醫生說她的生命可能要按星期來計算。而我一去採訪就得隔離。這一別，有可能是死別。所以我接電話時就說，你讓我考慮一下。我媽媽聽到了說，“國家有難，召喚你，那你去。我活著等你回來！”我就去了。
70年代任軍醫時的畢淑敏
人物週刊：你還採訪了國家氣象局，是想知道非典流行和氣候有沒有關係？
畢淑敏：對。因為有一些病毒的繁衍，確實和氣候有關聯。當時氣象學家也在分析判斷，從以往的歷史經驗中找規律，看能否在氣象條件和非典流行間找到某種聯繫。但沒有找到明顯關聯。不過我覺得這也是寶貴的努力。
人物週刊：那時有聽醫護人員說過關於“毒王”的描述？
畢淑敏：我聽過一位“毒王”自述。他很委屈，說自己不是有意要成為“毒王”的。我完全相信。只要良知尚未泯滅，沒有人願意成為“毒王”。民間意義上的“毒王”分兩種。一種是感染的毒株毒力特別強，感染面廣。另一種就是自己不服從防疫規定，引起大規模的人員隔離和感染，造成巨大損失。我說的這位屬於前一種。“毒王”還說要捐獻血清。因為他覺得自己中毒特別深，會不會血清的力量也格外大？也許還能救很多人呢。
人物週刊：你在小說序言裡提到自己的驚懼感。身在現場時，那種驚懼感是後來逐漸消散了，還是一直都有？
畢淑敏：我當過很多年的醫生，膽子比一般人大一些。但真進入到非常狀態，內心恐懼仍然揮之不去。每天進出醫院，總覺得空氣中永遠瀰漫著特殊的味道。一半可能是我的主觀敏感，一半確實還是消毒液瀰漫。就跟現在一樣，到處天天消毒。
1月24日，在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症隔離病房，護士長馬晶握住病人的手，對她給予安慰 圖 / 新華社記者熊琦
不要把病毒的“消失”當成永遠的勝利，它還會再來
人物週刊：非典採訪結束後，歷經八年《花冠病毒》才成稿。為何決定寫一部科幻小說？
畢淑敏：關於抗擊非典那些特別確切的信息，已知的部分，報告文學家都寫過了。我想用自己的判斷力和想象力，把我瞭解到的情況和發現的問題，整合為一個特別的文學作品。舉個例子，你覺得《流浪地球》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毫無疑問，現階段它沒有實施的可能性，但那裡面展現的故事、情感、精神，都是我們所熟悉的。
人物週刊：書裡形容顯微鏡下觀察的花冠病毒“非常精巧，充滿生命和運動感”。你後來也談到“病毒本身無罪”、將其作為一種普通生物看待的觀點。這種意識，當時身處非典之中，就有了嗎？
美國科學家在掃描和投射電子顯微鏡上拍攝的新冠病毒圖像
圖 / 美國衛生研究院（NIH）官網
畢淑敏：我是醫生出身。會覺得，不是隻有我們能生存，別的生物就不能生存。地球是大家的。如果以出現的次序來排的話，人類應該是很晚才出現的。為什麼以前這個病毒就沒有在江湖上這樣“肆虐”？到底是通過什麼樣的手段，讓一種飛禽走獸身上攜帶的病毒，突然進入了人類的身體，帶來這麼大的損害？這些都是需要去研究和反思的。我們或許可以結束一場瘟疫，但病毒在大自然的存在無法完全消滅。病毒是不會自己反思、決定不傷害人類的。只有人類對自己的生命負起責任。
很多疫情的結束，是因為氣候、溫度、人體的抵抗力，或者病毒發生某種變異，不再那麼猛烈。“你不知道它為什麼而來，不知道它為什麼而走。”你要是把這個“走”，當成是一個永久的勝利，它還會再來。就像埃博拉，那麼厲害的一個病毒，隔一陣子它確實就隱匿了，但它很有可能會再來。它已經來了好幾次了。
人物週刊：始終是循環往復的？
畢淑敏：我想並不是一種單純的循環。我們並未曾真正掌握它的規律。
人物週刊：書中，解剖專家於增風被病毒感染，臨死前他留下活的病毒作為遺物，讓不知情的接觸者對他的身體心理體驗感同身受，有機會能完成他的心願，揭開病毒謎底。女主角果然因此感染上病毒。做這樣的一個情節設計，你是怎麼考慮的？
畢淑敏：關於病毒，我不是科學家，無法在現階段給出專業判斷。我想把它們作為遺物，或者研究物來保存和處理，需要非常嚴密的技術保障。這是非常冷峻嚴肅的事情，請科學家們慎重再慎重。我因為對毒株瞭解得稍微多一點，才對此有深深的憂慮。
人物週刊：這種憂慮是因為它的安全性？
畢淑敏：這個超出我能解釋的範圍了。作為小說家，我只是看到了這一點，就生出特別大的不安全感。對病毒毒株和相關醫學研究進程，一定要有非常嚴密的管理體系，高度的責任感。因為這是和千百萬人生命有關的事情。
人物週刊：書中還提到，人類來自原子，又將回歸原子。是提倡一種超脫的生死觀？
畢淑敏：我就是這樣看待自己的生命，從這個層面思考問題的。
2003年，畢淑敏參加非典採訪團 圖/受訪者提供
對疫情的應對不能建立在虛擬現實上
人物週刊：小說主體風格是科幻，但很多讀者都提到，前半部分很紀實。
畢淑敏：我想探討，面對突發疫情，我們是否做好了準備？災難之下，處置是否有精準預案？比如任何一種災難襲來的時候，大城市中的搶購非常容易發生。非典時有件真事，一位老頭一位老太太，因為人在國外的兒子告知他們趕快去搶購，兩人顫顫巍巍到超市，一共裝滿了15輛手推車。很多人也一哄而上，將整個超市搶空。
到底怎麼辦？應該有預案。比如說方便麵、消毒水等等物資建議限量購買。不能說先下手為強，一下子把超市清空。但當搶購發生，當班的銷售員和收銀員，誰都沒有辦法做出定量購買的決定。他們力所不及。
人物週刊：超市的例子是你親眼所見？
畢淑敏：我那時每天去旁聽北京政府防疫會議，經常開到凌晨才從北京市委院子裡走出來，長安街上，靜寂空廖。這個例子就是會議上聽到的。
人物週刊：當時與會領導聽到彙報這樣的“搶購”，怎麼說？
畢淑敏：採取的策略就是告訴老百姓，東西足夠，大家放心。我覺得現在基本也用這樣的方法，迅速補貨，大部分搶購就平息了。民眾急了的時候，什麼都搶著買，就像我書裡寫的，“避孕套都搶光”。這種恐慌情緒，作為個體，可以理解。他不知道災難有多長時間，只能儘量去儲備。但大家都搶，就會加重人心恐慌，於抗疫十分不利。
人物週刊：我們看到，今年2月2日起，上海市民可以到指定地點進行現場登記預約，每一戶憑證明到指定藥店購買五隻口罩，僅限預約購買一次。廣州也出臺了類似規定。
畢淑敏：對，上海這個措施很得人心。我在北京，從疫情開始到現在，我就一直反覆用當初家裡存的四個口罩，到現在已有20天了。按理說不能用太久，也不能用液體去消毒。最後只能用酒精噴口罩表面。連酒精瓶很快也要見底。沒有了怎麼辦？用家中的白酒替代。
前線口罩緊張，專家們能否研究一下，教會普通民眾怎麼來製作可替換、可更新的口罩。一些困難群體，比如孩子不在家的大爺大媽，口罩不一定儲備充分，他們用得也很儉省。如果他們無法保證口罩的佩戴，下一個被傳染的就有可能是他們。
2月15日，哈爾濱泰谷實業有限公司工人在生產線上趕製隔離衣 圖 / 新華社記者 王松
人物週刊：書裡，以袁再春為代表的指揮部高層堅持，“數字的存在，要代表希望”。他們認為，真實的確診和死亡數據會讓整個城市陷入恐慌。你認為，我們的民眾具備對真實數字的承受力嗎？
畢淑敏：我覺得具備，何況誰也掩蓋不了。這樣廣泛的社會事件裡，會有大量的當事人存在。對疫情的真實應對和信息的透明管理，是有力量的表現。任何堅定的信心，都不可能建立在虛擬的現實上面。
人物週刊：換句話說，不論民眾的承受力如何，知情權應當更加優先？
畢淑敏：我覺得要相信人民。
人物週刊：相比非典，這回很大的不同在於，武漢等數十個城市和更多鄉村陸續實行了封閉式管理。你怎麼看這些舉措？
畢淑敏：這一次新冠病毒的傳播性特別強，感染太快了。封城這個舉措真是“壯士斷腕”，很大決心，非常必要。不然更多的人會感染，出現更多的重症病人。在那些不具備優質醫療設備和診治條件的地方，病死率會大幅升高。我非常贊同這個決定，也深知它的艱難。
2003年，北京各醫院轉來的非典患者陸續 進入小湯山醫院接受治療 圖/中新社
要有勇氣承擔真實，又不被消極情緒所埋葬
人物週刊：作為心理諮詢師和心理寫作者，非典之後，醫護、病患人員和普通人的心理，你有過長期關注嗎？他們有哪些“後遺症”？
畢淑敏：北京得非典的人，具體數量並不是太多。很多人把這（後遺症）當成一個保密事件，我這幾年只見過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其次，患病之後是不是都有後遺症？我沒有長時間的追蹤統計數字，不敢妄下結論。
人物週刊：這回你也和網絡平臺合作，關注大家春節期間的心理壓力。在大眾層面上，如何疏解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恐懼、焦慮和無力感？
畢淑敏：希望大家放下速戰速決、快速見到勝利的想法，努力做好我們能做的一切。如果人為地劃出一個時間點，每天焦慮地掰著手指頭數日子，老在問怎麼拐點還不到？沉浸在恐懼中，時不時地崩潰一下……這種狀態，對個人的免疫力和對整個抗疫形勢，都沒有什麼正面的影響。
人物週刊：疫情當中暴露出一些醜陋的行為，比如售賣偽劣口罩、朝電梯吐口水、遺棄動物、地域歧視、人格詆譭和種種網絡暴力。特殊時期，如何去保持鎮定和理性？
畢淑敏：人性中的那些優點和弱點，在疫情中都放大了。比如說我們會看到那種特別英勇、逆流而動的人，也許這個人你平常看不出他有這麼優秀的品質。而像那種朝人家吐痰的人，也會冒出頭來。明明來自疫區，卻拒不報告，到處招搖過市，以至於造成幾十上百人，甚至數千人被隔離的，也並非罕見。平常這種人，大致是我行我素，對公共規定置之不理。一般情況下，他造不成特別大的危害，至多是讓人厭惡的類型罷了。但這一次不一樣了，他會造成公共資源的巨大浪費，對他人生命構成威脅。
作為個體，不要因為外界環境的改變，而讓自己內心無時無刻不在波動，且振幅巨大。只要你的內心是堅定安全的，能夠妥善處理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關係，就應該對突發公共安全事件具備一種忍耐力。比如我如果收到傳播死者畫面的視頻，能做的就是立刻“斬斷”它的傳播，把它刪掉。
2月16日，一名出院患者在海南省人民醫院與救護車司機合影。 當日，在海南省人民醫院，12名新冠病毒肺炎確診患者經過醫院系統診治後，痊癒出院 圖 / 新華社記者 張麗芸
人物週刊：你做過臨終關懷的工作。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不少患者從進重症室（甚至更早階段起），便再難和親人見上一面。殯儀館工作壓力也很大，親屬不能入內。在特殊時期，對人本的關懷不得不被壓縮，讓位於安全和高效。對當事者（親屬們），他們後期的心理療愈，也會是個比較大的問題？
畢淑敏：這個問題特別重要。本來親人逝去，就是極度哀痛的時刻，要有一個漫長的悲傷過程。疫情和死亡來得如此猝不及防，那些從容的告別、最後一面或最後的留言都無從說起……當事人所遭受的撕心裂肺的痛苦，怎樣形容都不為過。而且人數如此之多，療愈的過程更是任重道遠。所以對逝者親人們進行後續的心理疏導非常重要。希望能儘可能早地組織起相應的力量，安慰支持他們渡過難關。
對於活著的人，我覺得，第一點，接受現實。要有勇氣去承擔真切嚴酷的重擊。第二點，人在這個時候往往會有後悔、自責、憤怒、絕望，會有極度的孤獨感……這些情緒可以出現，但你不能被它們所埋葬。第三點，在接受現實的情況下，把自己的基本生活、作息的規律保持好，堅持適當的運動和活動，向最親密的朋友和家人傾訴。書寫也是一個好方法，把自己心中的話寫出來。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宣洩一些情緒，給它出口。然後就交給時間吧。
人物週刊：你講過非典時期一個小護士的故事。深信內在的精神在絕境中是支持她的強大力量。當時具有這種信念和堅強感的醫護人員多嗎？
畢淑敏：網上說得很對，哪有什麼天使？！不過就是換了一身衣服的孩子。你要說大多數人都做好了足夠的思想準備？我想並沒有。但作為醫護人員，當你選擇了這條道路，就伴隨著一種擔當的降臨。你要給內心強大的理由：你原來是孩子，但你穿上這身衣服，你在他人眼裡就變成了天使。想想那些瀕死的人，他們連自己親人的面都見不到，他在最後時刻見到的是你。我一個朋友在湖北，給我打了個電話，說“我中招了，住在XX醫院”，我安慰他。第二天再打電話，就接不通了。我很不安，心想他是不是死了？我家人說，有可能病重時手機被收走了。隔了好幾天，他給我發了一個表情過來，他還活著！
我覺得人得有面對不確定性的忍耐與堅強。就像在子夜的時候，你相信天一定會亮，而不是說等東方魚肚白了，你說天會亮。最深刻的壓力，最考驗人。
2月10日，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患者跟隨醫護人員做“呼吸操” 圖 / 新華社記者熊琦
人物週刊：重大疫情會改變部分人對世界的看法和處世方式。比如彼此的不信任，比如及時行樂。你本人呢，從非典至今，有什麼大的改變嗎？
畢淑敏：一點改變都沒有。對一個有堅定信念的人來講，不會有根本改變。我只覺得要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珍惜人與人之間的勇敢、友善與擔當。對人性那些幽暗部分，要儘量加以節制。比如說有一些人仍然想吃野生動物，我們有法律制止他。那就在一個更大程度上保證了人類的安全。
SARS以後，北京不讓買賣野生動物，市內取締宰殺活禽，一直堅持到現在。廣州應該也好了一些，起碼果子狸不吃了吧。但是武漢和其他有些地方不知道這一點嗎？是有人覺得“北京沒逃過去，廣州沒逃過去，但我們這兒沒關係”嗎？病毒無情，地無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通通在它的範疇裡。所以，人類一定要恪守鐵律。有些人若不思改變，只能靠強力的法制約束。
（參考資料：《花冠病毒》《畢淑敏回望非典一線採訪 求生護士最讓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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