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名士,自風流”,淺析中國歷史上的“名士風流”


“真名士,自風流”,淺析中國歷史上的“名士風流”

何謂理想人格?

人格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不同領域對其有不同的定義。通常來說,它指個人在一定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統一,是個人做人的尊嚴、價值和品格的總和。也就是說,人格是由人的氣質、性格、智慧、道德、能力、理想等形成的一個綜合體系,它是在一定的社會制度與傳統文化中所奠定的一個相對穩定但並非僵化的個人特質。人格的形成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如社會歷史、文化傳統、客觀現實等,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記。

那麼,什麼是理想人格呢?

理想人格一般是指一定社會或階級所倡導的道德上的完美典型,是人們普遍認為的完美人格形象,是一定社會的道德要求和道德理想的最高體現。也就是說,理想人格是一種理想化的人格模式的設計,它是人們根據時代需要而塑造出來的完美人格典範

理想人格的建構是中國傳統哲學關注的基本問題,先秦諸子尤其是儒道兩家對此有重大貢獻,

君子與名士就是在儒道思想影響下產生的兩種重要人格類型,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士人們所尊崇和追求的兩種理想人格

君子是一種道德型理想人格,它由先秦儒家所建構,為兩漢士人所尊奉。名士則是一種審美型理想人格,它是儒道思想交融衝突的產物,為魏晉士人所崇尚。

兩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士人們追求的理想人格發生了從君子到名士的轉型,兩漢重君子、魏晉貴名士,乃是不爭的歷史事實,由此形成的“君子氣象”和“名士風度”對後代士人人格的塑造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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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最先提出“君子”的理想人格

君子人格的形成與發展

君子人格形成於先秦時期。自孔子提出“君子”的理想人格,先秦儒家的思想家們就不斷從各個側面對君子人格進行論述和完善,豐富了君子人格的內涵。

先秦的儒家思想家們認為,“君子”既要不斷使自身的道德修養趨於完善,還要繼承禮樂文化傳統,更應積極參與和引導社會政治的發展。士人們只有不斷“克己復禮”努力追求君子人格,才能使整個社會安定和諧、上下有序。

不過,由於這一時期正處於“禮樂崩壞”的戰國時代,雖然君子人格已完成其理論設計,但卻僅受到了儒家士子的推崇,反而是崇尚功利的縱橫家和推行鐵血強權的法家士人大行其道。

自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儒家思想就佔據並長期處於思想界的統治地位。整個社會秩序以儒家思想為意識形態、以禮治為特徵、以察舉為人才選拔制度,被後世稱之為“名教世界”

作為名教世界的核心內容,儒家思想指導和規範著整個社會的政治、教育和選官制度,並構成了兩漢士人的意義世界。因此,對漢代士人而言,君子人格就是他們畢生所追求的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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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賢

名士人格的興起

“名士”,本意指“有名之士”,因漢代重察舉,士人在鄉聞間的名聲非常重要,只有名聲大了才會引起薦舉人的關注,這就是漢代對“名士”的一般理解。

東漢時重名節,崇獎隱逸,隱士尤其是屢徵不起的隱士在社會上有很高的地位和影響力,“名士”就包含了隱士品性高潔、超世脫俗的特徵。

東漢中後期,政治黑暗,社會混亂,清議之風大興,這時的“名士”指疾惡如仇、匡扶正義的清流領袖,對名士的崇拜成為士林風潮,“名士”的人格特徵逐漸凸顯。

伴隨著政治的日益腐敗黑暗,社會危機進一步加深,兩漢所建立的名教世界趨於崩潰。名教世界下被士人們所崇奉的君子人格也陷入了困境,原本處於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和理念也遭到了士人們的反思和質疑,進而催生出一種新型的理想人格,即名士人格,它表現為對現實政治的疏離,對自我生命價值的重視和對儒家道德規範的質疑

《世說新語》被稱作“名士的教科書”,它記錄了諸多魏晉名士的逸聞軼事和玄言清談,從多個角度展示了魏晉士人的名士風流,而其所錄名士就有不少是漢末士人。可見,魏晉士人所崇尚的名士人格源於漢末

“真名士,自風流”,淺析中國歷史上的“名士風流”

牟宗三先生在《才性與玄理》一書中對“名士人格”有極為深刻的闡述。他認為,“名士人格”最主要表現在“清逸之氣”,清逸、俊逸、風流、自在、清言、玄思、玄智等是名士人格的特徵

伴隨著名教世界的崩潰,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也逐漸喪失,諸子學說悄然復興的同時,佛教思想傳入中國,整個思想界暗流湧動,醞釀著學術思想的重大轉型,最終成催生了新的思想潮流——

魏晉玄學

牟宗三先生說:“玄學是名士的玄學,名士是玄學的名士。”可見,玄學與名士是相伴相生的關係。玄學名士們藉助於老莊道家思想重新思考政治、社會和人生,以清談的方式交流思想,以著書立說或為經典作注的形式來發表自己的見解,以服藥、飲酒、放誕越禮的行為來表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觀。

但是,這些玄學名士們並未直接提出“名士人格”的概念,而是重新闡釋了傳統儒家思想中的“聖人”、“君子”、“至人”、“真人”等概念,社會風氣的嚴重敗壞和“名教”“自然”的嚴重對立迫使他們開始進行深刻的自我反思。

通過著書立說或註解經典,自然與名教的緊張關係得到調和,而這些玄學名士的言論和舉止所表露出的理想人格則被後世稱之為“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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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人格的衰微與中興

經過了以抽象精微的玄思而著稱的“正始名士”以放達率真風流瀟灑為特徵的“竹林名士”後,名士人格正式定型,名士風流在政治、清談、藝術、交際等方面都得以彰顯。

然而,由於曹魏後期司馬氏與曹氏之間爆發了激烈的政治衝突,司馬氏打著“以孝治天下”的旗號,大量屠殺名士,少數僥倖逃脫者也被迫屈服於王權的淫威,放棄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名士人格受到了殘酷打壓和激烈摧殘。

直到西晉中後期,名士人格才再度興起。司馬氏成功篡位建國後,士人所受的政治高壓有所鬆動,思想自由度大為提高。儘管朝野上下都強烈呼籲重建名教世界,但由於司馬氏獲取政權的方式與儒家思想相悖,因而重建名教世界的努力很快失敗。

這一時期,門閥士族佔據了統治地位,在政治、經濟方面擁有了很多特權。這些門閥士族身居高位,把持莊園經濟,生活優裕,在文化思想方面主張玄儒兼治,對文學藝術有諸多貢獻。

隨著年輕一代玄學名士登上政治舞臺,玄學思潮重又盛行,士族們以“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為效仿楷模,更多地關注自我和才情,而名士人格也成為了士人們最為崇尚的理想人格。這一時期所湧現出的受人敬仰的名士則被後世稱為“中朝名士”。

“真名士,自風流”,淺析中國歷史上的“名士風流”

不過,雖然中朝名士以“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為效仿對象,亦愛好清談,崇尚虛無,但他們卻與後兩者有著明顯的區別。後世對中朝名士的評價也大多是批評的負面之詞。

中朝名士的人格特徵相對於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來說,是畸變和墮落的。他們一方面追求個性解放和精神自由,另一方面又貪戀世間的榮華富貴。這種轉變引起了士人們的反思,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向秀、郭象的《莊子注》,他們試圖通過調和名教與自然的矛盾,來重塑儒家內聖外王的君子人格,而他們對理想人格的論述遂成為東晉名士人格的理論根基。

向秀、郭象的《莊子注》是魏晉玄學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向郭《莊子注》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成為傳世的經典,就在於它真正把握了時代的主題,通過寄言出意的方式對《莊子》進行重新解讀,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形成了適合時代需要的新莊學。

自然和名教的關係問題是西晉時期的思想主題,如何調和這二者之間的矛盾是士人們不斷思考的問題。而向郭的《莊子注》以援儒入道的方式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以達到合自然與名教唯一的目的。

不過,《莊子》中許多鄙薄仁義、譏諷堯舜的地方則被向郭進行了一番改造甚至歪曲,以達到塑造一個內道外儒式的理想人格,這種理想人格跡冥圓融、出處同歸,可以說是專為門閥士族們設計的理想人格。

“真名士,自風流”,淺析中國歷史上的“名士風流”

“名士風流”指的是什麼?

作為一種審美型的理想人格,名士人格到東晉時期真正定型。這一時期,社會少有戰亂而相對穩定,掌握政權的幾大門閥士族甚至司馬氏皇族都完成了由儒入玄的轉變,執政人物也都是名士,在他們的影響下,玄風很快瀰漫了整個社會。

基於西晉覆滅的慘痛教訓,這些門閥士族大都形成了儒玄雙修或禮玄雙修的家風,兼顧自然和名教,對虛無放誕的風氣直接抑制。新一代士族子弟在玄風的薰染下,或縱情山水,或沉湎書畫,或揮麈談玄,或談詩論道,在各個方面揮灑自己的才情,形成後人所仰慕的“名士風流”,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瀟灑飄逸的風韻氣度。

受黑暗政治的壓迫,士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不得不由君子人格轉向名士人格。在轉向的過程中,名士們的內心世界往往是矛盾而痛苦的。他們既想追求個性解放和精神自由,又無法真正擺脫現實的羈絆,因而只得以酗酒、服藥等放誕不羈的行為來尋求短暫的解脫。

直到東晉社會趨於穩定後,魏晉玄學為儒道合一的人格理想提供了理論論證,名士們所面臨的理想與現實的矛盾逐漸緩和,他們的心靈世界也趨向於玄澹平和,心靈的寧靜表現在行為上,就是瀟灑飄逸的風韻氣度。《世說新語·容止》中記載了諸多東晉名士如謝安、王羲之、王濛等,他們都以瀟灑飄逸著稱。

第二,以玄心賞山水。

士人將山水作為審美對象,是東晉中期以後開始的,山水審美是名士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最終成為了名士風流的重要標誌。無論是曹魏時期的“竹林七賢”還是東晉時期的謝安、王羲之等“中朝名士”,都留下了登臨山水的詩文記錄,《世說新語》中也留有諸多記載。

宗白華先生說:“晉宋人欣賞山水,由實入虛,即實即虛,超入玄境。”從《世說新語》中所記載的名士之言論可以看出,這些名士不僅能夠敏銳地感受到山水之美,更能將個人情感投射于山水之上,達到物我一體的境界。

第三,愛好廣泛,兼通數藝。

東晉名士大多都愛好廣泛,兼通數藝,且成就非凡。張可禮先生將當時社會流行的的藝術形式分為文學、書法、繪畫、雕塑、音樂五類,考察了45位才藝有成的東晉名士,得出的結論是兼善多藝的士人多達35人,佔總數的78%,多數士人兼善文學和書法,而如王羲之、王獻之、謝安、孫綽等兼善四藝,戴逵居然能兼善五藝,即使後世也難有匹敵者。

東晉時期的士族雖然儒玄雙修,但他們更多的是繼承了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清談放達之風,而並無正始竹林名士之骨,因而在哲學思想上,東晉士族無力將玄學義理進一步發揮。

而所謂的“名士風流”也僅僅停留在對個性自由的追求、追求自我心靈的解脫和對生活藝術把玩的態度上,因此,一旦社會當社會發生動亂,它必定無法為士人們提供精神上的支撐。


1.馬鵬翔:《君子與名士——漢晉士人理想人格轉型之研究》。

2.廖建平:《君子人格論》

3.蔡明田:《先秦儒道思想中的理想人格》

4.陳洪:《詩化人生:魏晉風度的魅力》

5.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

6.牟宗三:《才性與玄理》

7.何光順:《玄響尋蹤——魏晉玄言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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