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春秋戰國名家，與古希臘詭辯思想有哪些相同之處？從相對主義、蘊涵科學知識入手，分析名家與古希臘詭辯思想，樸素辯證思想
在《大秦帝國》的影視劇中，常常出現這樣的場面，與魏惠王相懟，替魏惠王收拾爛攤子的惠施，以口才犀利，以雄辯而著稱，他是名家的代表人物，名家是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之一，司馬談將其與道家、儒家、墨家、陰陽家、法家並稱“六家”；歷史總是這樣巧合，當東方出現以詭辯著稱的名家，幾乎在同一時代的古希臘詭辯思想也非常突出，出現瞭如智者學派，麥加拉學派等以詭辯著稱的學派。
春秋戰國時期的名家和古希臘詭辯思想，有著不同的命運；東方的名家不是主流思想，與顯學的儒家、道家不可同日而語，儘管後期墨家批判地繼承了名家的思想，創立了名辯學，但由於不是主流思想，沒有傳承下去，造成我國哲學中邏輯學和科學的缺失。
而古希臘詭辯思想，雖然在當時也遭到很大諷刺，例如，柏拉圖就曾譏諷智者學派“販賣精神食糧的商人”，但古希臘人在追求科學思考的環境背景下，其詭辯思想引發眾多哲學家不斷深入挖掘，經過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先哲，再到多亞學派，以及後來中世紀邏輯學家的共同努力，在邏輯方法、體系以及邏輯學等方面進一步完善，從而形成了影響至今的邏輯理論，這就是一個傳承的結果，我國古代邏輯學就缺乏這樣的傳承。
東西方的詭辯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的名家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的邏輯思想是在百家爭辯中形成的，包括邏輯思維和樸素的辯證，在邏輯上最具代表性的是墨家的邏輯，但在辯證上最厲害的是名家；名家被墨家及其他流派當作反面形象，名家類似於邏輯家、詭辯家、辯證家；我來看看名家都有哪些觀點：
“兩可之說”鄧析，鄧析是春秋晚期的鄭國人，是當時著名的辨師和訟師，鄧析常用的辯論之道，就是“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即“兩可之說”；鄧析實際上強調了概念的靈活性，從而做出相反的判斷”，無論是“可”還是“不可”，鄧析都能找出理由，在思維上獲得靈活性，極大地刺激了對思維的研究。
然而，儒家等正統流派認為鄧析的“兩可學說”是“不法先王，不是禮儀，玩琦辭，不可以為綱紀”，因而名家流派學說受後來的歷代統治者，輕視、排斥、打壓；但名家流派的思想與法家思想有相同之處，因此鄧析的思想對邏輯思想的發展有促進作用，特別是對法家邏輯的應用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歷物十事”惠施，惠施是名家學派代表人之一，他提出的十個命題，被稱之為“歷物十事”，他的思想多關注與自然界現象，而不是社會倫理方面的；同時，惠施的許多思想有違於常理，因此，在儒家學派的眼裡，惠施的觀點是怪說詭辯。
但我們如果仔細分析“歷物十事”，就會發現這些觀點都具有很強的哲理性和邏輯思維的嚴謹性，從現在的世界觀和認識論上看，惠施的命題具有鮮明的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傾向，對當時的諸子百家思想產生很大的影響。
白馬非馬，公孫龍，名家流派中，最出名的辯論事例就是公孫龍的“白馬非馬”的命題了，這公然與人們常識相反的命題，一直被看成是詭辯，甚至是古代詭辯的代名詞；但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公孫龍是從概念的內涵上進行論證的，“馬”和“白”分別是內涵的一種動物和一種顏色，從屬概念和種概念的外延上的差異進行論證，說明，公孫龍的論證也包含著辯證法的因素。
此外，《莊子》還記載辯者“二十一事”，儘管這些命題與公孫龍的“白馬非馬論”，惠施“歷物十事”一樣，不僅與常識相違背，還缺乏對命題的論證過程，但這些思想已經到了形而上學的門檻上，如果再進一步探究這些命題的本體性或實在性，那麼，形而上學的本體論、認識論思想很可能在我國古代產生。
古希臘詭辯思想
哲學是古希臘文明史的一部分，隨著古希臘城邦政體的完善和發展，公民參與政事的積極性提高了，公民通常通過大會、集會、法庭辯論等形式參與到國家事務的管理中，這就導致了演講的盛行，詭辯論也就發展起來，古希臘的詭辯思想代表有如下幾個學派：
芝諾的論證，包括四個關於運動是不可能的論證，分別是兩分法、阿里基斯追不上烏龜，飛矢不動，一倍的時間等於一半等四個悖論，這些命題都是與常識相違背的，但這些命題都可以通過相等關係的推理得出，由此衍生出對辯證法、對空間、時間和運動的觀念所固有的問題進行討論，因此芝諾悖論對邏輯學的發展有著推動的作用。
“半費之訟”智者學派，所謂智者學派，就是古希臘雅典民主制時期，出現了一篇教人辯論和演講的職業教師，他們通過對青年人的教育以達到傳播哲學的目的。“半費之訟”，就是智者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普羅泰戈拉與自己的學生簽訂一份合同，合同規定，學生入學時先交一半學費，當學生學完辯論方法，畢業後打贏第一場官司後再交另一半學費。
但是，學生畢業後，總打不贏第一層官司，普羅泰戈拉一著急就幫著學生打官司，並提出以下兩個推理，如果幫助學生打贏官司，按照合同，學生應該付老師另一半學費；如果學生打輸這場官司，按照法庭的判決，學生還應該給普羅泰戈拉另一半學費；也就是說，無論輸贏，普羅泰戈拉都能得到另一半學費。
但學生針對老師的如意算盤，也提出了一個相反的二難推理，如果學生打贏這場官司，按照法庭判決，學生不應該支付另一半學費，如果輸掉這場官司，按照之前與老師簽訂的合同，學生也不應該付另外一半學費，也就是說，無論官司輸贏，學生都不應該付另一半學費。
其實，學生和老師的推理都有一定的道理，只是從內容上看，他們採用了不同的標準，一個是合同，一個是法庭判決，這就違反了同一律的邏輯規則；由此可見，這種思維對邏輯學發展是有推動作用的。
此外，古希臘的詭辯觀點還有歐布里德創建的麥加拉學派，此學派不僅繼承了美德，同時也對蘇格拉底的辯論術進行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辯題，其中就包括“說謊者悖論”、“禿頭悖論”、“隱蔽者”、“谷堆悖論”等等，由於本文篇幅有限，這些悖論就不一一介紹了。
總之，麥加拉學派的詭辯觸及了概念的外延和內涵，涉及到邏輯問題，涉及到質變和量變問題，一般與個別的哲學問題，這些問題都帶有樸素的哲學觀，對古希臘文明邏輯學發展影響很大。
春秋戰國名家與古希臘詭辯思想的共性
東西方在文化、文明上有很多相似性，對於名家與西方詭辯思想來說也不例外，名家思想促進了我國古代哲學的發展，它與古希臘詭辯思想都運用了樸素辯者法，都具有相對主義色彩，都注重概念的闡釋，都利用了一些經世致用的理念，他們分別是東西方思想中孕育科學知識的萌芽，對當時的社會法律建設起著重要的作用，我們來詳細瞭解一下：
- 相對主義色彩
名家流派中具有濃厚的相對主義色彩，例如惠施的“歷物十事”，“至大無外，至小無內”，分別指無限大和無限小，肯定了世界在空間上的無限小，“至大”和“至小”是相對的，統一的，揭示了大、小區別的相對性。又如“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陽到正中時，就開始偏斜，生命從開始就走向死亡，由此可知，正和斜、生和死的對立並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這表明，惠施已經瞭解到了運動的矛盾性。
再如“連環可解也”，惠施認為連環銜接和分解是相對的，是可以轉化的，有銜接就會有分解；此外，惠施還通過“中央”（中心）研究了方位的問題，他認為，中央只是相對於“四方”而言，宇宙是無窮的，天下任何一點，都可能存在無窮的四方，從宏觀上看，宇宙沒有絕對的中心，只有相對的中心。
由此可見，惠施辯證地探討了，大和小，同和異，中央和四方，反對把事物看成是靜止的、絕對的、孤立的，他認為事物是處於變化之中的，沒有絕對的中心，因而他的理論具有相對主義傾向。
古希臘詭辯思想中的相對主義，我們以普羅泰戈拉為例，在《論真理》中他是這樣寫到“人是萬物的尺度”，這個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因此，事物對於你來說，就是它呈現給你的樣子，對於我來說就是它呈向給我的樣子。
普羅泰戈拉普羅泰格拉雖然強調人的感覺的相對性，但他並不是一個感覺論這，他只是以感覺的相對性為例子，來論證人的邏輯或判斷的相對性；他開創了一種帶有主觀色彩的辯證法，他的相對主義有一條基本原則，就是“一切理論都有其對立的”，把客觀世界中存在的對立觀點引入到主觀的思想中，使之成為矛盾；將矛盾看作是主觀方面的分歧，只要這些分歧觀點正確，就可以認為是成立的，從而導致了“一切皆真”的相對主義。
筆者認為，春秋戰國時期名家和古希臘智者學派詭辯思想中，具有相對主義傾向是有根源的，他們分別將道家老子和赫拉克利特的辯證法，推向極端的結果；老子認為，萬物總根源“道”是“獨立不改，週而復始”，而赫拉克利特則認為，一切皆流，萬物常新，他們都看到了矛盾相互轉化的方面。
老子和赫拉克利特的矛盾轉化的觀點，表達了對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著對它的否定方面，因而符合辯證法的，但他們的辯證法是不徹底的，沒有把否定當作聯繫、發展的緩解，因而有失於思維從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推移，沿著這條單純的否定路線走下去，就會發展到否定一切的相對主義。
蘊涵著樸素辯證法原理
- 名家流派的樸素辯證法
我們再拿惠施“歷物十事”來舉例，既有相對主義色彩，又包含辯證法因素；強調了事物的“異”和“同”是對立統一，相互轉化的關係，事物是不斷變化的，要時刻根據事物的變化而靈活運用概念，這具有樸素辯證法的基本原則和出發點。
“大同而與小同異，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謂大同異”， “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莊子》
公孫龍的“白馬非馬”論，以黃馬為馬，以白馬為非馬，在這一論證中，他過分地強調了個別與一般的關係，忽略了其中的聯繫；否認了有白馬就是馬，也就否認了個別就是一般，割裂了個別與一般的辯證統一，這就走上了形而上學的詭辯之路；但公孫龍強調了個別馬與一般馬的區別，這就包含了個別與一般矛盾的辯證法。
- 古希臘詭辯思想中的辯證法
芝諾悖論的問題本質就是一個思辨問題，其產生的意義就是使的原始辯論觀念的產生；例如，根據觀察，這樣的觀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全是鬼話”，以此為思考，人們就會認為，有限就是有限，無限就是無限，二者界限分明；但之諾悖論則推翻了這一結論，通過飛矢不動的思辨，完全能得出相反的結論。
芝若悖論把自然界的事物和發展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廣泛的聯繫去進行思考，這就形成了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當這種思維模式形成習慣時，被後世學者所接受，代替了原始的辯證觀念。
我們再來分析一下麥加拉學派的“谷堆悖論”，其實就是一種詭辯，用“量變引起質變”批駁這種詭辯是錯誤的，從一粒谷到一堆谷只是量詞的變化，並不是質的變化，而詭辯者利用了量詞的容量不同，“粒”不同於“堆”來進行詭辯，將“堆大於粒”看出質變的結果，結果雙方都陷入詭辯，但畢竟知道了“量變”能“引起”質變這個辯證法原理。
蘊含的科學知識
極限思想，我們將名家的“辯者二十一事”命題與芝諾二分法，對龜悖論進行分析，你就會發現，這些命題中都蘊含著極限的觀念；例如兩分辯中，你要到達某個距離的目標，在到達這個目標之前，必須先穿越這個距離的兩分之一，同時，剩下的兩分之一，又可以再分出兩分之一如此遞推以致無窮；阿基里斯追龜也是如此，阿基里斯永遠不可能追上烏龜。
運動與靜止的思想，名家“辯者二十一事”中“簇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含有了靜止與運動的思想，即飛箭有不飛不止之時，如果每件東西佔據的空間與它本身相等時，可以看作是靜止的，而移動位置的東西在任何瞬間，總是佔據這樣的空間，那麼飛行的箭就可以看作不動了。
關於芝諾的“追龜辯”，可以把烏龜與阿基里斯之間的距離看作一個整體，路程可分兩部分，每個部分有可看成一個可以兩分的整體，這樣在阿基里斯在追上烏龜之前，這段距離可以分割無數個點，阿基里斯頂多與烏龜越來越近，但永遠不可能追上烏龜。這就說，芝諾在承認絕對時空和運動基礎上，來批判絕對的時空和運動。
質量互變理論，古希臘詭辯思想中“禿頭悖論”和“谷堆悖論”都涉及到量變和質變，一般與個別的關係，只有量變達到一定的程度，才能發生質變；雖然他們的思想不嚴謹，甚至是形而上學的詭辯；這也說明了麥加拉學派，在邏輯學中已經懂得了質量互變的原理，以及哲學當中個別和一般的關係。
綜述
筆者認為， 通過以上敘述我們得知，春秋戰國時期名家思想，與古希臘詭辯思想，不僅是時間起源上相近，在內容中也有很多相似之處，都包含了相對主義色彩、樸素辯證法原理，都蘊藏著極限思想、靜止與運動思想、質量互變理論等科學知識，但二者的發展路徑卻是截然不同的。
春秋戰國時期的名家，後繼無人，在理論上沒有形成邏輯體系，而古希臘詭辯思想則形成了相對完整的邏輯體系，筆者認為其根本原因就是古希臘詭辯思想有論證結果，但春秋戰國時期名家思想沒有論證過程。
春秋戰國時期的“民辯”思潮其產生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根源，這是有奴隸制向封建制的改革過程中，帶來的社會動盪所出現的一系列新生事物；原有的觀念形態，等級秩序都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名辯思潮就是在這種名副其實的大變動社會中，在思維方式和思維規律上的反映。
在名家之後，中國的邏輯學發展開始出現斷檔，而與同一時期出現的古希臘詭辯思想，就有不同的命運，雖然當時古希臘學者們都無法接受芝諾的思想觀點，甚至加以譏笑和排斥，但卻引發了西方學者們不斷深入思考；這就是古希臘人的理想精神所致，只有理性認識才能認識真理，正是在認識論上的進步，對真理展開純粹性的思辨，從而引導了古希臘人在哲學邏輯學體系上的深入探討，進而產生影響至今的哲學邏輯科學。
參考文獻：《呂氏春秋》、《莊子》、《老子》、《戰國策》、《左傳》、《論真理》、《西方哲學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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