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上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民的健康狀況，今人實在無法想象，那曾經是個洋人普遍認為“
世界骯髒國度之最”的“東亞病夫”。而且還有個參照物，如今我們還能看到，這就是印度。
二十年代，英國人有個調查報告，聲稱：
“中國人民死於疫病的，其高率超過歐洲五倍有奇。世界上的國家，其人民為疫病而死的，要算中國同印度為最！”
今天在國際新聞中，我們一眼掃過，甚至國際新聞中都“懶”得報道，“失敗國家”動輒成千上萬人死亡的疫情，在民國時代也同樣發生著，甚至根本不算個事兒。
1919年的一場霍亂，席捲了大半個中國，據說死亡了三十萬人。為什麼沒有確切數字呢？因為在河南、安徽、湖南和湖北等內陸省份的農村地區，缺乏有效的估測數字。
即便像上海這樣相對現代化的城市，號稱東亞最繁華的大都市，在大疫面前也極其脆弱。1932年的霍亂襲來，迅速在蘇州河沿岸流行開來。即便經過國內外各方的不懈努力，死亡率被控制在7.4%。但上海患者仍超出四千人，死亡三百多人。
1936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國民政府衛生部下轄的中央防疫署有份內部報告，強力吐槽了悲催的防疫形勢：
“經費短缺和冗員過多等原因，嚴重束縛了手腳。冷漠甚至充滿敵意的地方官員，無知而刁鑽的地方群眾，更使防疫工作的開展，難上加難。 ”
這是一個高度“內卷化”的中國，很多的中國人都看不到希望，即便是被認為和自稱為是“社會良心”的公共知識分子們，也好不到哪裡去。
著名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講過一件事，她曾經試圖救助一名得了膿血癥的青年農民，但同行的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勸她別管閒事，因為這無濟於事，“這樣的人太多了！”
史沫特萊跟了一句：“你的意思是我不應該救他？”
對方很確定：“是的，無濟於事。”
也許在某些高等華人看來，的確無濟於事，畢竟這是個每千人中平均死亡率27.9%的國家，與當時先進國家的1.5%，簡直天上地下。
國民黨政府，無力更無心，搞清楚廣大內陸和農村地區的醫療條件，身在香港的著名外科大夫、中華醫學會副會長李樹芬，暢想了下，他希望通過各方面的努力，能做到十萬人中有一名醫生（2018年的數字：千人中執業醫師2.59人，護士2.94人），而實際情況呢？
1937年，我們的晉察冀邊區搞起來之後，紅軍時代就當軍醫，115師和晉察冀軍區的衛生部長葉青山，搞了個摸底調研，結果相當嚇人。
“100多個縣城沒有一個像樣的醫院，有的縣城只有幾個中藥鋪，西藥房更為奇缺。”
唯一不缺的只有巫婆神漢了，據河南涉縣（今屬河北）彈音、七原等4個村1944年的調查，每千人中有巫婆11人，半數以上的農民當得了病，得靠下大神、喝符水解決。
廣大中西部地區的醫生，其診療水平又如何呢？
一位受過國外嚴格醫學教育的醫生，吐槽這些同行們：
“看了兩個方頭，認得三四個字，便都可隨便掛起醫生的招牌了。固然有些有經驗的，但他們看病，除了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剋的鬼話，很難說出什麼是病的原委的。”
面對這樣的情況，政府和政黨，怎麼辦？
國民黨的講衛生和新生活運動，至多關照到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廣大勞動人民，根本不入他們的法眼，當然也不配講衛生，那是體面人的事兒！
而危如累卵，隨時被追剿、追殺，有掉腦袋危險的我黨，卻本著無產階級政黨的宗旨，把全體中國人民的福祉和利益，視為本黨的奮鬥目標。
1931年11月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工農人民享有免費醫療服務，政府應該開展衛生預防運動。
防疫工作，被黨視為關乎革命發展存亡的大問題。1932年3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發布了第2號訓令《強固階級戰爭的力量實行防疫的衛生運動》和《蘇維埃區暫行防疫條例》。在各級蘇維埃政府努力之下，蘇區掀起了“灌輸衛生常識於一般勞苦群眾”的衛生防疫運動。
黨對各級領導幹部提出瞭如下問題，要求後者隨時拷問自己：
“是否在政治動員之下，廣泛的號召群眾起組織性的進行衛生工作？
群眾對衛生情緒怎樣？
能否注意衛生？
黨團員在群眾中作用怎樣？
與當地群眾的關係怎樣？
是否有脫離群眾的事？”
在我軍早期的醫療工作中，由此逐漸形成了良好的軍民互動模式，利用有限的醫療資源為群眾服務，是我軍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體現。
基督徒出身，卻成為CP黨員的傅連璋同志，曾回憶說：
“我們在紅軍內有許多醫藥問題。我們的問題不僅僅是去照顧紅軍和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如果只是這個問題，那是比較容易解決的。但是我們無論到什麼地方去，住在什麼地方，我們還必須照顧當地的一切居民。在舊的統治下，這些地方的人民從沒有得到任何無報酬的醫療。他們有各種各樣的疾病，所以我們的醫院馬上成為周圍居民的公共醫院了，而且他們的需要比我們紅軍和政府還要大些。我們的醫生和藥品馬上給人民服務，有時為此而不得不犧牲我們對紅軍的照顧。”
“為人民服務”，是我黨我軍的光榮傳統，也是二十八畫生同志衛生思想的核心。具體到大疫面前，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歷史的經驗就是如此，只要我們緊密團結在黨的周圍，緊緊依靠人民群眾，不但群眾滿意，幹部轉變了作風，當年甚至連跟我們有刻骨仇恨的還鄉團裡，有點良心的都在說：
“現在還要反對八路軍真沒有天良了。”
1948年6月，時任我黨魯中南區委第一副書記、魯中南軍區司令員兼第一副政治委員的傅秋濤同志，有篇講話叫《半年來魯南生產救災中的成績與收穫》，是在華東局高幹會議上的彙報節錄。
我覺得即便在今天，特別是大疫面前，也極具現實意義。
面對疫情，我們怎麼做？
面對感染者，我們怎麼做？
面對醫務工作者，我們怎麼做？
面對疫區的所有人，我們怎麼做？
面對幹部，我們怎麼做？
面對過失，我們怎麼做？
面對成績，我們怎麼做？
……
真心希望，今天我們的幹部和同志們，都好好學習下，這篇講話。
為什麼要學習這篇講話呢？
抗戰幹部劉榮的日記裡，正好有篇他在抗大學習時，二十八畫生同志講歷史經驗的一段話，可做註解：
“翻開是歷史，翻過去就是經驗！”
我想再說說抗戰期間，我黨山東解放區，面臨大疫的具體經驗。
抗戰時期，山東的衛生防疫局面比較複雜，除了傳統上農村的衛生情況較差外，還有日軍針對我抗日軍民，有針對性進行細菌戰的嚴峻局面，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石井四郎和它的七三一部隊。
我祖父在世的時候，曾經講過上級黨組織給他們縣委武工隊佈置過一個奇怪工作，找到日軍收集老鼠的地方，把這裡全部焚燬，因為鬼子要收集老鼠，向我周邊根據地投放，製造鼠疫。
小時候覺得傳奇，最近看了一些地方文史資料和黨史資料，卻發現這竟然是真實，鬼子的確在冀南的清豐（今屬河南）等幾個縣這麼幹了。
幾次試水之後，1943年8月至10月，日軍實施了代號為“華北方面軍第12軍十八秋魯西作戰”的霍亂細菌戰。造成魯西冀南24個縣42.75萬以上無辜平民的死亡，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細菌戰，而這只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國無數細菌作戰中的一起。
面對疫情怎麼辦？
面對近乎零基礎的農村衛生條件怎麼辦？
面對工業國對農業國的“科學”碾壓怎麼辦？
我黨我軍的法寶就是“為人民服務”，以深入細緻的群眾工作，來戰勝疫情。
出現疫情，首先地方黨委政府給力，不但不瞞報捂蓋子，而且地方領導要帶頭參與防疫和治療工作。
1945年，莒北縣某些地區發現了兒童麻疹，縣委縣政府聞訊後，派人星夜跑到軍分區，請軍分區衛生處、五所，派醫生和化驗員等連夜趕到，由縣長及文化教科同志協同到各村研究病情，進行治療 ，僅僅三天工作後，“凡是發現有出痧子這種病的村子，孩子都得救了！”
同樣還是莒北縣，一個叫橫溝的村子，爆發流行性感冒和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從2月18日到3月6日的18天內，即病倒84人，死亡22人。縣區政府，駐軍衛生隊與醫救會聯合進行了急救工作，“防疫後在七天內，僅發現二人病患，疫病有停止傳染現狀。”
請大家注意，那時那黨那軍那人不是“超人”，我們條件有限，那時我黨被國民黨、日寇直呼為“窮黨”，但我們人窮志不窮，我們可以在群眾中大力開展預防工作，抵消疫情的影響。
這次抵禦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我們有些地方政府提出不串門、不出門，甚至提出“今年出門，明年上墳”的口號，抗戰時期，我們的地方政府也有類似口號。
無獨有偶，1945年，河北曲陽麻疹流行，對當時來說也是大疫了，地方政府就在老百姓裡宣傳順口溜：
“不串門，不受涼，串了門，會招上，著了涼，沒有命！”
咱們還說山東。
根據地的黨委政府，通過小學、識字班、工農青婦等各種群眾團體，普遍向群眾灌輸科學知識、衛生常識，注意公共衛生，建立村衛生大掃除、大檢查制度，改造群眾不合衛生的習慣，注意保持飲水的清潔，整理水井、水泉；提倡個人衛生，養成早起洗臉，常剃頭、剪指甲，不亂吃生冷不潔的食物，不隨地吐痰和大小便，衣服被席常曬常洗，不和病人共用碗筷……
大家可別小看這些今天習以為常的衛生習慣，當年對廣大農村地區，無異於一場衛生革命！
具體到村子裡，普遍組織了衛生委員會、衛生檢查小組。先從會員所在村莊著手，和村幹部、教員互相配合，以清潔、滅害為中心，整治環境衛生，誰家做得好就給登黑板表揚，講實際治病的例子，使群眾打破迷信思想。在搶救傳染病人時，也隨時根據情況宣傳清潔衛生和防疫知識。
抗戰是人民戰爭，撲滅疫情也是人民戰爭，人民群眾才是戰勝強敵、災荒、瘟疫、貧窮的決定性力量，但如何發動群眾、帶領群眾，贏得勝利，就是一門學問了。
1958年7月1日，二十八畫生同志寫了《七律二首·送瘟神》，意猶未盡又寫了篇《後記》，裡面有句話，可以看作這位老師，給我們今天畫的重點：
“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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