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開以降，尤其進入90年代後，中國經濟呈現出的四大階段性特徵大抵可以概括如下：整體來看，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是1990—1998年，經濟效益最好的是1998—2002年，經濟增速最快的是2002—2012年。到2012年以後，“三期疊加”加上人口紅利逐漸消退，中國經濟增速進入下行週期。
預計未來十年，中國經濟增速將降至4.5%左右。
1.十年舉債式發展及其背景
以2007年為界，中國經濟在遭遇“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新一輪經濟危機以後，在保增長壓力下，經濟增長方式開始由前期重改革+積極的財政政策及其紅利延續，過渡到貨幣政策刺激。大量的貨幣投放市場，導致的借債規模的激增及債務增速的高企，開始成為中國經濟增長在隨後一個階段的重要特徵。
從數據上看，2009—2019年，中國的年均社融餘額增速為19%，貸款增速為16%，遠遠超過了同期7.8%的GDP增速和11%的GDP名義增速，中國經濟整體的債務率在保持持續上升的同時，融資的規模化擴張，也使得中國的金融體系在這以後得到了迅猛增長。
從時間來看，最早開始舉債的是中國的企業部門，“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使得中國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在當時經歷巨大的生存艱難，“4萬億”的推出，恰好給當時迫切需要資金支持的眾多企業提供了急需的融資，2009年，中國企業部門總融資增速高達36%，大批企業在渡過生存危機的同時，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也失去了一次大好的機會。
隨後在2012、2013年，在新型城鎮化疊加中方、地方財權事權分配上的不均衡，以及土地財政的背景下，政府部門通過融資平臺舉借了大量隱性債務。
2016年之後，隨著房價的一波暴漲，疊加國民買房成風，居民民部門接力舉債，又讓居民部門形成了大量債務。從2016年到2019年，中國居民部門的貸款年均增速高達20%，遠超同期13%的貸款平均增速，尤其是居民的總存款扣減總貸款之後的淨儲蓄餘額在2016年以後出現了持續下降。
在此期間，金融體系獲得空前發展，一個典型的特徵，就是金融業增加值及其佔GDP比重獲得了一次快速上漲。
分析十餘年來，中國三大部門（政府、企業、居民）得以大力舉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有利環境：一是中國經濟整體的債務率比較低。2008年中國經濟整體債務只相當於GDP的130%，較低的債務率給舉債發展提供了可為的空間，通過加槓桿的方式，用萬億級的投資與海量的貸款給經濟注入強心針，刺激經濟發展。二是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給企業和居民提供了較為穩定的收入預期，因此有條件通過未來的收入來抵償現有的債務。三是改革進入了深水區，觸及了政府和政府官員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因而對進一步的改革產生了來自內部的阻力和障礙。由於中國的改革歷來是在危機促成的，因此由於20世紀90年代的成功改革，使得經濟有了巨大的發展，官員們對於日子好過的舒服，形成了失去推進改革的壓力和動力，阻力的加大和動力的匱乏，使得改革的步伐放慢，在保增長壓力下，必須通過透支資源、極大刺激和寅吃卯糧支撐短期增長的方法，實現經濟的增長目標。
2.從過度舉債到儲蓄的迴歸
眼下，在企業、政府、居民三次加槓桿下，中國經濟整體債務率已經較2008年翻番，達到了250%，進一步舉債的空間已經變得十分有限，並不可持續。隨著中國經濟增速開始由前期高增長轉入了5%~6%的中速增長區域，並有可能繼續下行，企業和居民收入增速預期下滑，償債能力受此影響之下將直接下降，疊加世界經濟依然維持弱勢復甦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外圍環境不確定性增加，整個經濟的抗風險能力以及居民的財富創造和積累，都面臨潛在的風險衝擊。
尤其是，經過此次新冠疫情之後，復工復產被迫延滯，人們假期延長，企業不能及時開工，居民收入下滑，但債務不因復產復工延後和收入下降而豁免減降，前期過度舉債，勢必造成大量企業、居民面臨償債的壓力，加劇社會焦慮。
正如前文所述，中國的改革歷來是在危機下促成的，因此，希望藉助此次疫情帶來的經濟、社會衝擊，中國的發展方式可以從此變得更加理性溫和，通過危機倒逼改革，減少、消除權力、壟斷等不合理的存在造成市場主體在參與市場公平競爭上的障礙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釋放發展的潛力，促進經濟增長，帶給企業更好參與創造社會財富的宏觀社會環境，為提高居民收入營造企業發展的寬鬆環境。同時，進一步減稅減費，通過政府、政策讓利，優化社會分配方式，在體制機制上做文章，增加企業盈餘，充實居民財富，提高全社會的淨儲蓄率。
西方發達國家一件物品、一座建築可以使用幾十年、上百年，儘管減少了居民購買的頻率和企業的投資生產，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社會消費，但在整體上避免了社會資源的無序過度損耗，實現了可持續性發展。而事實上，質量是企業的生命，同樣是社會的生命，抱持理性溫和的發展理念，才是一個民族正常應有的發展生態。
從長期來看，過度舉債可能會最終導致企業、家庭破產，引發社會焦慮，那麼迴歸量入為出的傳統模式必然有其客觀上的內在邏輯和要求，有恆產，家有餘糧，才能更好地實現財富的社會傳承，最終從整體上壯大國家的根本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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