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影史無法逾越的高山,在韓國多次重映,《霸王別姬》好在哪?

前不久,韓國電影《寄生蟲》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等四項大獎,如今韓國商業影視產業的成功在世界矚目。實際上,中國也有很多格局頗大,細節豐富的電影,比如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早在多年前,《霸王別姬》就以其人文深度和藝術功力,代表中國電影第一次問鼎戛納電影節的金棕櫚獎。近日《霸王別姬》的修復版還將再次於韓國重映,可見大眾對這部電影的喜愛。

《霸王別姬》戲裡講的是京劇的沒落,戲外演繹的是一曲肝腸寸斷的悲歌。張國榮的程蝶衣、張豐毅的段小樓和鞏俐的菊仙,三人上演的恩怨糾葛愛恨纏綿,在推動情節的同時夾帶著濃厚的的歷史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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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名伶的情慾帶出時代動盪,不同人物在歷史中大放異彩

近三小時的《霸王別姬》涵蓋了從1924年北洋時代一直到1966年前夕的近代中國近半個世紀的廣闊歷史,陳凱歌通過對宏大敘事的個體化解構,完成了從歷史的毀滅中拯救並赦免個人的艱難嘗試。在一個廣闊的時代面前,每個人都是螻蟻一般的存在,歷史的履帶碾過他們時不會有任何的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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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說"人生如戲",人們又說"戲子無情",做戲做得久了,人自然無情。可是有一個戲子,偏偏就不會逢場作戲。這個人就是程蝶衣。段小樓和他一起唱戲,可是段小樓不懂程蝶衣,如同霸王不懂虞姬。荒謬年代,誰的陰謀剝奪了人之生命尊嚴。混亂黑暗裡,愚民之醜惡鄙陋盡現。

"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故事,諸位聽得不少。那些情情義義,恩恩愛愛,卿卿我我,都瑰麗莫名,根本不是人間顏色。人間,只是抹了脂粉的臉。"

這是李碧華原著裡的句子。我們凡人,不敢成為程蝶衣,也不甘心折墮為段小樓。我們夾在當中。到底是"無知無覺",還是"睜開兩眼,看命運光臨",要選擇哪一個,這是每個人無法躲開的的人生命題。

在電影文本中,當這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在人生的戲臺上演出一幕幕戲時,他們就在塗抹自己或明麗或幽暗的人間顏色,這些個不同的顏色在宏大的歷史與時代的講述中各自大放異彩,這正是《霸王別姬》的最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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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物象貫穿始終,發掘出影片本身意蘊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電影中變化最多、形象最為豐富的不是人物,而是不斷變化的場景和構成場景的豐富多樣的物象。物象是真正具有電影化的表意元素,也是電影區別於其他藝術的重要特徵。《霸王別姬》中反覆出現的重要物象有冰糖葫蘆、寶劍、勾臉、扇子、照片、金魚、屏風等

,它們各具功能性。冰糖葫蘆可以象徵快樂,只是世間事,有一樂必有一悲,冰糖葫蘆作為小癩子死前的最後慰藉,染上了悲劇色彩,冰糖葫蘆本身便也融入戲劇性的衝突,提醒其時世間生活多舛、學戲生涯的辛苦,快樂亦即悲悽。多年後,師兄弟成了角兒前往劇院時、內戰時期蝶衣吸著煙走出劇院時,街頭又響起冰糖葫蘆叫賣聲,響起童年裡短暫而殘忍的美好。

寶劍更是影片的貫穿道具,它具有剛強堅韌、充滿力量的屬性,既是堅持藝術追求的信物,亦是堅持情感的信物。戲中存知己,寶劍贈美人。相比於段小樓的當局者迷,袁四爺和菊仙則通過寶劍成為戲裡戲外最理解程蝶衣的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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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蝶衣一直被認為是《霸王別姬》的靈魂人物,張國榮的演繹也的確稱得上出神入化。但程蝶衣這個人物在影片中其實另有一個鏡像,那就是袁四爺。他們都有自己的生存節奏,與時代之間存在著無法消除的隔膜。他們對於這世上的紛紛擾擾都不甚關心,終其一生活在京戲的夢裡也正因如此,他們都能透過皮相看清對方骨相。《霸王別姬》唱的雖然是一出京戲,可是在這部影片中,真正懂戲的人卻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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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成功需要瘋魔般忘我投入,"第五代導演"們共同主題是解構本質

在豆瓣上,《霸王別姬》常年排在電影類TOP250的第3位,前兩名是《肖申克的救贖》和《這個殺手不太冷》。為何一部1993年的電影,直到今天都讓後來者難望項背?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想拍出一部講述瘋魔和投入的電影,電影人就必須先瘋魔,先忘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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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別姬》的製片人徐楓回憶:我一直跟哥哥(張國榮)講,拍這部戲,大家一定要義無反顧。就是說我們全力往前衝,都做到最好,不要想到後面,就想著後面大海的船都燒掉了,反正不管。我們沒有退路了,大家向前走,一定要做到最好。每天都把自己份內小事跟工作做到最好了,這部戲就一定成功了。可以說,正是這種義無反顧的全情投入,最終成就了《霸王別姬》全方位的經典

除了敬業的演員,陳凱歌的導演功力更是功不可沒。在陳凱歌創作生涯的前十五年,從《黃土地》到《荊軻刺秦王》,陳凱歌一直關注的是人和歷史洪流之間的關係,這是典型的第五代的共同思想特徵。他說:"用電影表達自己對文化的思考,是我的一種自覺的選擇。"而《霸王別姬》和陳凱歌作品的一貫主題和風格是非常吻合的。用電影進行文化思考,實際上也就是陳凱歌電影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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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霸王別姬》的文化視野中,涉及的不只是單一的人文主題。其中居於核心位置的,是對人生理想與現實存在這對永恆矛盾的闡釋。理想與現實,如同生與死、愛與恨、忠誠與背叛,既是人生永恆的主題,亦是藝術永恆的主題。陳凱歌的電影語言固然令人矚目,影片的人文深度更是他追求的目標。兩者相結合,構成了嶄新的電影形態。

這也是"第五代導演"們共同的主題,張藝謀的《活著》,陳凱歌的《霸王別姬》,黃建新的《黑炮事件》,吳子牛的《最後一個冬日》無一不是帶有濃濃"史詩醇厚"的作品。在80-90年代裡,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反思了過去,解構了歷史,也思索民族的本質和未來。在他們的作品裡,始終洋溢濃濃的個人色彩和史海鉤沉般的厚重與深邃,這對於如今的電影行業是具有極其重要的借鑑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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