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鐳，知名財經博主，《財富時代》雜誌社特約評論員
十年、二十年後，我們應該都記不得2018、2019、2021年的春節，但一定會記得2020的春節——這個庚子年的春節假期太特別了，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疫情席捲全國，按下了中國發展的“慢動作鍵”。
春節假期史無前例地被拉長，卻不是以一個歡樂的節奏，這個“慢動作鍵”的代價過於慘痛，我們卻不得不共同經歷，不得不一起面對。只是希望這個難得的集體記憶，能在這次疫情過後，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中國更為進步，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社會治理層面，甚至也能改變中國人的集體性格——讓我們更懂得敬畏、更學會謙和，更自信與尊重。這不是中國的至暗時刻，卻應該是一個反思時刻。從城市治理、科研體制、經濟復甦等方面，都需要重新尋找推動中國更好發展的機制和動力。
社會治理的城市競爭力，背後的關鍵因素是人
2018年開始，各地爭先恐後地開放戶籍政策，吸引人才落戶，各地區展現的吸引力在於政務透明、產業佈局、營商環境、子女教育、交通便利等方面，承平世道，這些當然是非常重要。而面對疫情，這些重要的方面又顯得那麼不重要了，無論多大的傷痛，在死亡面前都是皮外傷；無論多大的苦難，在生命遭受威脅時都不值一提；無論你賺了多少錢，你也買不到一個健康有序的工作環境。
作為國家中心城市的武漢，坐擁九省通衢的優勢地位，按照2019年武漢的最新規劃，其功能定位要成為全國重要的科技創新中心、現代服務中心、先進製造中心、綜合交通中心。
然而，針對緊急情況下的救援物資接收和發放，武漢紅十字會工作效率不盡人意，與武漢決心打造科創中心、現代服務中心的口號有所偏差，直至在信息化管理的九州通協助下，情況才有所改觀。
一位信息化專家在微博中說到，即便用最先進的信息化系統，能夠管理運營好它，依然要靠人，靠一個團隊來按照流程配合系統運營，所以每個高效系統下，都需要有責任心、有擔當、有執行力的個人，否則再先進的裝備、技術、個人都無濟於事——應該說雷神山、火神山醫院的快速建設正是這一解釋的最佳註解。
復旦大學每年會做一次中國醫院100強綜合排行榜，武漢醫療實力其實很強，全市有5家百強醫院，武漢同濟排第8，武漢協和排第12。而面對病毒的蔓延，武漢還有一個最佳武器——中科院與武漢市共建的全球一流的病毒P4實驗室。
然而這一切硬件條件都不能替代一個更關鍵的因素：人。有時候還可能因為這些優秀的客觀條件，忽略了對人主觀能動性的關注，甚至忽視了對人激勵和保護的機制建設。
在本次疫情早期，人們普遍認為武漢有最強的病毒實驗室，因此網上流行的是“武漢有最強的P4實驗室，戰勝病毒不在話下”、“如果武漢都控制不住病毒，其他城市就更難了”，現在看這樣的角度還是些許樂觀了。
雖然，2003年4 月底，正是武漢病毒所成功分離出冠狀病毒，對了解“非典”病原貢獻巨大——也正是如此，2005年後，武漢病毒所得到了大量投資，成為全球最厲害的病毒實驗室之一。
然而，2019年12月武漢首例新冠感染者確診，最早分離出新型冠狀病毒、並對其進行全基因組測序的，卻是千里之外的上海。武漢病毒研究所遲至2020年1月2日，才確定了新型冠狀病毒全基因組序列。
非典當年武漢病毒所還達不到P3標準卻搞清楚了非典的“冠狀病毒”，如今擁有全國最佳的實驗室，卻只能與上海的研究進度同步，從後續披露的情況看，依然是人出現了問題。
相同的還有地方政府的應對，承平日久，四平八穩的局面容易應對，一旦面對新冠病毒這種緊急情況，如果沒有重視和擔當的領導、沒有應急的預案和手段，最終就是遲緩和亂作為。
所以，中央此次疫情應對中，針對醫療救援部署以外重點提到了兩點：一是要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甄別和使用優秀幹部；二是要依法依規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不可越界違規違法。
科研體系與行政、產業，不應再是兩張皮
從武漢新冠肺炎的發展來看，中國的病毒科研水平已經到了較高水平，1月14日，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高力就高度讚揚“中國面對疫情反應迅速，能夠快速識別病毒，給下一步研究和臨床需要提供了重要依據”。
事後人們發現，1月29日，中國疾控中心等單位多位專業人員共同在新英格蘭雜誌發表了題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國武漢的初期傳播動力學》的論文，通過 425 例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數據，首次披露從2019年11月底至2020年1月4日新冠病毒傳播的規律，並引發爭議。
爭議的核心在於科研部門在鍾南山公佈之前是否早就掌握了表明人傳人的證據，是否病例數據遠多於公佈的數據，科研部門遲遲沒有向社會公佈，國內大眾是通過海外的專業學術期刊才瞭解到新型冠狀病毒全貌。
中國疾控中心對此回應了四點，包括案例都公佈了、對外發論文是為了“有助於國內外專業同行及時瞭解疾病的特徵，共同評估和研判疫情，改進防控策略。”但這些解釋依然沒有消除完全的疑問。科技部專門發文，要求——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戰勝疫情中，在疫情防控任務完成之前不應該將精力放在論文發表上。
從武漢的病毒研究所到中國疾控中心，其研究能力被SCI認可，從法律上看其行事也沒有問題，畢竟按照《傳染病防治法》具體信息發佈、措施採取，需要靠主管行政部門和省級地方政府。
但讓民眾感受到的是無論科研與行政、科研與產業之間的銜接都“力有不逮”。這種兩張皮的現象普遍存在，只不過遇到需要爭分奪秒力挽狂瀾的時候，越加顯得突出。
這是科研體系自身機制的導向作用決定的，SCI論文數量對於一個科研工作者來說，就是其價值的最容易量化的直接體現，所以這些年中國SCI的論文數量增長迅速，一方面是中國科研人員的梯隊建設完成，人才儲備豐厚；另一方面是中國科研硬條件不斷提升；兩者共同促進了科研成果形成。但更重要的是SCI論文數量對於科研人員的職稱評定、加薪升職有著超出其他的意義和作用。
中國收錄SCI的學術期刊少，大量論文只能發表到國外期刊，據科技日報報道，北京大學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劉忠範院士指出“一流和二流稿件投國外，三流和四流稿件投國內，這是中國學術界的一種現象，也反映了我國科技期刊的尷尬境地。”
所以，有點稍好的成果都急著發論文，生怕被別人搶了去,而爭先恐後發論文的結果就是，中國的SCI論文質量參差不齊，有引用數量高的，也有濫竽充數的，甚至有造假、抄襲的。當大家都把精力放在發論文上，要真正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又談何容易。
這產生了另外一個轉化問題，以衡量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商業開發產品的指數“科技成果轉化率”來看，中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10%左右，遠低於發達國家40%的水平。
觀視頻的一個視頻稱提到，產業界對中國收錄SCI論文的產業化應用，海外企業應用的比國內企業好，就是大量的國內學術論文成果被海外企業所轉化，而國內產業界並未享受到中國SCI論文數量爆發的紅利。
在國外，科技成果轉化不僅有風險投資，還有專門的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大量專業人士和機構存在。比如，行業協會就是推動產學研結合的主要機構，海外的行業協會一般會將行業領域內各類數據、科研數據、研究成果都在行業數據庫中提供給會員查詢。
相比國內的行業協會很少能提供這種基於數據庫的產業發展對接和資源深度整合服務，大多隻是一層冠冕堂皇的“會員單位”名號，實際含金量不高。
2016年4月，國務院印發《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後，允許科研人員直接創辦企業，科研人員各自發揮能力去與企業或者自己創辦企業將科技成果轉化，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國內的科技成果轉化率，但科技轉化的工作還是單打獨鬥為主，沒有發揮出行業協會的作用，形成更大的產業化平臺來整合資源。
因此，應該培養專業的服務機構，培養一批瞭解科研、熟悉行業的產業科技人才，推動產業轉型與升級；同時，應該推動各類行業協會轉型發展，通過深層次的資源整合能力，將行業內“產、學、研、金”全方位整合起來。
疫情過後推動經濟再企穩，需要使巧勁
全國抗擊疫情的行動，讓人們整個超長的春節假期都窩在家裡，減少了消費、沒有了旅遊、娛樂，全國的絕大多數企業都停工停產。元宵過後，雖然有序復工在即，但大多面臨依然嚴峻的疫情，復工程度依然有限。
僅以七天假期的數據對比來看，2019年的春節黃金週期間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1.005萬億人民幣，佔2019年全年的2.44%；2019年的春節黃金週，實現旅遊收入5139億元，佔到了全年的9%左右。而這兩個數值，相比2019年貿易戰背景下，中國對美出口（全年也才僅僅）下降的2700億元人民幣，也接近倍數關係。
可見這次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已經超出了中美貿易爭端下中國對美出口貿易額減小的影響。據恆大研究院分析，對餐飲零售的影響“減半”超過5000億，對旅遊市場的影響是完全停擺，損失超過5000億，短短7天，直接經濟損失超過1萬億，佔2019年一季度GDP21.8萬億的4.6%。
顯然，損失不止一次，這僅僅是春節7天假期兩個行業的損失估計。超過半個月的停業，對企業來說是種煎熬，員工工資、房租是固定支出，而短期內有沒有收入，讓很多服務行業企業面臨流動性危機。
西貝餐飲董事長賈國龍接受採訪稱，當前西貝400家線下門店基本都已停業，只保留100多家外賣業務。預計春節前後一個月時間將損失營收7～8億元。2萬多員工目前待業，但按照國家政策規定工資要繼續發，一個月支出就在1.5億左右；倘若疫情在短時間內得不到有效控制，西貝賬上的現金撐不過三個月。
為此，2月3日，中國人民銀行開展1.2萬億元公開市場逆回購操作投放資金，銀行體系整體流動性比去年同期多9000億元。這一舉措的不同尋常在於，日常情況下央行的公開市場逆回購規模一般在幾百元到千億水平，從未上過萬億。
這顯然是為了滿足疫情防控特殊時期資金需求，維護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雖然，市場擔心短期放水會導致疫情結束後，貨幣貶值推動的物價上漲和人民幣貶值，但從公開市場操作的靈活性看，資金依然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回籠。
關鍵的問題是疫情結束後，如何能不回到靠放水刺激經濟的“鐘擺式”宏觀調控，而繼續延續並鞏固“供給側”改革下，推動轉型升級的成果，延續2019年底已經形成的中國經濟弱企穩態勢。
從歷史上看，每次大型瘟疫，基本都是一個經濟結構轉換的起點，因此短期看，經濟運行將進一步出清低效產能，中期看不用擔心實體經濟。結合中美簽約，然後瘟疫爆發，美國也在中東開打，相信這會是一個重大的拐點，中國乃至全球都會能出現大級別經濟結構轉型，開啟一輪以5G、物聯網、智能製造為核心的宏觀經濟中週期。
跟2003年SARS最大的不同，在於房地產週期位置。中國房地產週期原本就處於頂部，而本次疫情的爆發引發了人們對城市治理和健康能力的思考，將進一步影響一些城市的地產銷售。一方面，商業地產泡沫會加速戳破，住宅地產將振盪；另一方面，地產弱勢後將嚴重依賴財政轉移支付的地區，將難免陷入地產下行週期的壓力中。因此，這一次松房地產也救不了經濟，要松的是產業。
科技推動的產業轉型必然是中長期需要依靠的力量，這是所有產業要素中，最能事半功倍推動產業升級的必然力量。因此，2020年，推動科技公司直接融資，資本市場的科技企業將依然備受資金關注。
另外，在階段性歇火後，週期行業特別是原料品，在流動性充裕的情況下，將迎來新週期，典型的趨勢可能是上半年農產品延續短缺趨勢，價格推動；並在下半年傳導到工業品。
在2019年，財稅政策全面讓利的情況下，今年的財政支持或許將更加精細化，產業政策將或陸續出臺，也將推動資本市場產生進一步的輪動效應。在避免產業政策一地雞毛的同時，更需要精細化精準施測，才能確保財政支持更加有效。
總之，2020年的經濟調控需要貨幣和財政同步推進，前年關於財政、貨幣政策的爭論無法延續，面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脫貧攻堅收官之年的目標，今年將是財政、貨幣政策共同協調推動，才有可能完成全年的發展目標。
無論如何，我們終將戰勝疫情，重新走到日常正規上來；同時，疫情的反思也將繼續，中國人通過這次疫情或許會有更平和、更樂觀、更自信的心態，看待中國和世界。
正如一位武漢網友所說，“原來，國泰民安就是車水馬龍、人聲鼎沸、霓虹閃爍，就是從漢口堵車一直堵到武昌，再堵到漢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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