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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蓋茨在2015年的一場TED演講中就提醒大家：“我們還沒做好應對下一場瘟疫的準備。”（We are not ready for the next pandemic.）
在這個時點上，中國卻必須在防控疫情本身之外，迅速做出應對未來疫情結束後的經濟戰略部署。
放眼人類疾病史，從中世紀幾乎毀滅歐洲的黑死病（鼠疫），到一個世紀前導致全球5億人遭受感染的西班牙大流感，每一次重大疫情留給人類社會最大的挑戰絕不單單是醫學問題，而是連帶著政治、經濟、社會秩序、民眾心態等一系列具有強關聯性的複合問題。
2020年剛剛啟幕，中國人就集體享受了一個最漫長的假期，也是一個最最冷靜的假期，相當於給整個中國社會踩了一次急剎車。
在WHO（世衛組織）將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列入PHEIC（國際關注突發衛生事件）後，朋友圈哀鴻遍野，自媒體悲觀失落，缺乏理性判斷依據的廣大網民在這樣的輿論風潮下，都在問一個問題：這場疫情真的要把中國經濟推入低谷嗎？
回顧歷史：可參照性有限
預判未來時，歷史是可靠的依據。我們可參考的數據就來自17年前的非典疫情。
非典爆發的2003年，中國GDP在四個季度的增速分別為11.1%、9.1%、10%和10%，而疫情主要影響的是Q2的GDP增速。從這個數據上看，非典對於當年中國經濟的影響並不大，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兩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在規模上，2003年的中國GDP總量不到12萬億，2019年則接近百萬億；在產業上，2003年，第三產業在GDP中所佔比重約3成，而2019年的佔比已經過半。
17年前的中國經濟正在爬坡期，克服了疫情帶來的衝擊後，迎來了下半年的強勁反彈，而2019年中國經濟正在從高速向中高速降速提質的轉型期，疫情對於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是我們需要客觀面對的。
我們都知道，疫情持續時間越長，對經濟的傷害越大。與2003年相比，另一個必須引起足夠重視的問題是，兩次疫情所處時代的資訊發達程度不可同日而語。這是一把雙刃劍，資訊過於發達，真假難辨，更易引發群體性恐慌，對於政府整體防治疫情增加了一定難度。
比如由於武漢封城向全國其他城市發散的信息中即包含了很多明顯缺乏邏輯和有悖通識的言論，卻因為資訊過於發達，在各種社交媒體上呈網狀擴散。於是，在春節期間，北京很多超市都出現了搶購、非理性囤積的現象。
與2003年非典疫情相比，一個積極的因素是，當年還沒有線上消費和互聯網+產業的概念，數據統計顯示，10年前我國經濟每增長1%提供的就業崗位是90萬個，2019年，每增長1%提供的就業崗位是130—150萬個。這多出來的幾十萬個工作機會就來自於互聯網+產業，快遞、外賣、在線教育、遠程辦公……強大的線上消費力一直在支撐著中國經濟。
活在當下：企業遭受巨大生存壓力
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線下經濟和傳統制造業板塊。在疫情爆發前，本就處於結構性調整的過程中的這一板塊正在遭受著巨大的衝擊。
恆大研究院在《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分析與政策建議》中指出，宏觀層面需求和生產驟降，投資、消費、出口均受明顯衝擊。其中受影響最大的就是餐飲、旅遊、電影等第三產業服務消費行業。
2019年春節假期，全國零售和餐飲業銷售額約10050億元。今年春節假期，餐飲零售業的損失將達到5000億元。
僅以西貝莜麵村這一家連鎖餐飲機構為例，疫情爆發後，全國400餘個連鎖餐廳基本停業，預計春節前後一個月將損失營收7至8億元。更大的壓力存在說這家餐飲機構的2萬餘名待業員工。按照國家政策規定，每月工資支出達1.5億元，如果疫情短期內得不到有效控制，西貝莜麵村的現金流將遭受巨大壓力。
西貝莜麵村是中國服務業整體現狀的縮影，像西貝這樣規模龐大的餐飲機構尚且如此，中小企業受到的疫情衝擊可能更大，這是我國當前面臨的最嚴峻的現實問題。我們已經看到，隨著疫情的持續，企業倒閉、勞動人口失業的風險正在加劇。
隨著疫情發展，鋼鐵、冶金、汽車零部件等傳統制造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將日益突出。同時，由於城市之間的人口處於有限流通狀態，很可能出現工廠招工難的局面，由於需求縮減，很可能出現另一些工廠開工難的局面。民眾無法到實體店消費，帶來的連鎖反應是消費力迅速縮減，對小微企業和個體經營業者的衝擊尤其巨大。
放眼未來：政策扶持必須迅速
本世紀，WHO曾5次宣佈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包括2009年的美國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和脊灰野病毒，2016年的寨卡病毒，2019年非洲剛果(金)的埃博拉病毒。
與上述5次疫情相比，通過對中國經濟體量、質量、效率的總體判斷，我們完全可以相信，中國會是疫情後經濟恢復最迅速的一次PHEIC。
PHEIC並不是結論事件，而動態可撤銷的，WHO將在3個月後重新評估中國疫情進展，只要疫情防護工作進展順利，加上屆時（5月）中國南方地區氣溫回暖，對於新冠病毒的控制有氣候利好，我們大概率會摘掉PHEIC的帽子。
醫學意義上的疫情結束之後，更加考驗各級政府和大中小型企業的將是經濟、就業方面的更大“疫情”，對於推進五年雙創的中國、對於處於經濟轉型期的社會，對於廣大的中小企業和實體經濟轉型者耒說，將是況日持久的挑戰和考驗。
在這樣的危急時刻，各級政府應立即對原有企業扶持政策和計劃進行根本調整，拿有可行性強、落地迅速、執行有保障的PlanB，儘可能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提供寬鬆政策和利率，為中小企業減壓減負。一旦發生大規模倒閉和失業潮，後果不堪設想，到時再做挽救措施，所付出的代價將是現在的很多倍。
根據疫情發展趨勢，在國家層面應在充分考慮到多種可能性的前提下，制定多套相關預案：
最理想的情況下，預計在2月底3月初疫情稍微穩定後，國家層面應立即出臺遏制經濟下滑、恢復經濟增長的一系列政策；
一旦疫情持續擴大，延續時間超過三個月，建議在國家層面成立“疫情時期經濟工作特別領導小組”，主抓經濟工作；
如果疫情延續時間超過半年，則應成立“國家恢復經濟緊急委員會”，適當採取戰時經濟體制，如國家採購、定額供給等措施。
與此同時，針對現狀，國家層面應當對2016年以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做適當調整，把以往偏重於“收”的政策，調整為“放”為主；一些可批不可批的基建項目要著手重啟；房地產、金融、環保，乃至於反腐、黨建、外交工作，都要服務於經濟恢復工作；要為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定向放水，為中小企業短期流動資金提供無息貸款；國家財政應拿出真金白銀補貼中小企業，如房租補貼、職工五險一金補貼，根據疫情發生和結束的時間，相應的給予營業稅、所得稅減免。
這次疫情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我們既不應無視客觀存在的事實，過於樂觀，也不應盲目悲觀，喪失對於國家經濟的信心。各級政府可以考慮出臺針對企業倒閉、員工實業的社會再保險制度，對困難企業進行救助，對失業人員進行再就業培訓，整體評估風險損失，以社會之力恢復社會之困局。
千千萬萬的實體企業構建了中國經濟的良好基本盤，支撐並推動著中國社會經濟的有序發展。在疫情爆發之後的緊要關頭，政府與企業之間更應共克時艱，共度難關，以下是我對於政府扶持政策方向的個人判斷，僅供參考：
1、減少或延遲實體行業，尤其是消費相關行業的政策性支出，比如：延緩五險一金的繳納；
2、降低企業財務成本，提供相對寬鬆的專項貸款，有資產抵押能力、知識產權抵押能力等的企業，更應快速審批放款，解決企業資金問題；
3、明確貸款不用還本金，只還利息；
4、對受衝擊企業從稅收方面給予支持，減免各項稅負；
5、在能源、交通、運輸方面給予優惠政策，降低企業運營成本；
6、鼓勵企業創造就業崗位，給予專項獎勵，穩崗補貼；
7、對於上市企業、準上市企業、科技獨角獸企業提供抒困資金支持，保住國家雙創火種。
寫在最後
禍福相依，凡事皆為辨正。
重大疫情是考驗一個國家綜合素質和整體抗打擊能力的最好時刻。PHEIC總會過去，新冠病毒總會有解藥，這是基於我們對人類醫學技術發展水平和對中國政府總體治理水平的信心。
縱觀千年，中華民族歷經災禍，這不是最嚴重的，但對於轉型中的社會和經濟，對於千禧一代正在成為主力的社會架構，這個春天，必須給出一份難度不低的答卷。
與疫情相比，更可怕的是兩種極端態度，一種是危言聳聽和以訛傳訛，另一種是是盲目樂觀和膽大妄為。
在這樣的時刻，我們能做的，就是放平心態，端正態度，做好自身防護，做好本職工作，企業正常經營，員工恪盡職守。
我相信待疫情過後，整個中國社會的性格、消費觀、成功觀都會發生巨大變化。我們確實還沒做好應對下一場瘟疫的準備，但活在當下，必須打贏當前這一場攻堅戰。
20200202，一個充滿祥和與愛的日子
惟願天佑蒼生、中國好運!
毛大慶簡介
毛大慶，城市規劃與區域經濟學博士，優客工場創始人、董事長，優享創智創始人。中國科協八屆、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人民政府顧問。
2015年創辦優客工場，截止2019年9月30日，在全球42座城市佈局了197個場地。優客工場以構建國際一流的共享空間為目標，旨在打造為創新創業企業服務的加速器、科技成果轉化及孵化平臺，最終成為一個覆蓋全產業鏈的商業社交平臺。
著有《城市人居生活質量評價體系研究》、《永不可及的美好》、《無處安放的童年》、《一口氣讀懂新加坡》，譯著《奔跑的力量》、《朝聖波士頓馬拉松》、《鞋狗》、《為誰留的空椅子》《鑿開公司間的隔柵》等。
愛好馬拉松運動，截止2019年11月16日，已經完成全程馬拉松107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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