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通與交流是人與人之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從古至今都是如此。有了溝通和交流便會有情感的寄託。表達情思，抒發情感即為抒情。它以形式化的話語組織，象徵性地表現個人的內心情感，是一種特殊的文學反映方式，也是情感釋放與情感構造、審美創造的辯證統一。
詩歌是一種抒情言志的文學體裁，它按照一定的音節、韻律的要求，表現社會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我國現代詩人、文學評論家何其芳曾說：“詩是一種最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樣式，它飽含著豐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來表現，而且在精煉與和諧的程度上，特別是在節奏的鮮明上，它的語言有別於散文的語言。”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虞舜時期就有相關文獻記載。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的主題是抒情詩，著重描寫詩人對客觀事物的具體感受、體驗、思想、感情，它透過詩人的內心世界展示時代的精神和社會風貌。《詩經》中的情歌是中國最早的抒情詩，其中塑造最多的人物形象還是抒情主人公自己。他們從具體的生活實際出發，把詩歌作為自己表達思想情感的工具，不僅運用了大量的比興手法，還在情歌裡運用了古樸無華的抒情方式。《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創作時代跨越了500年，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共311篇，其中6篇為笙詩，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稱為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
詩經》的作者佚名，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傳為尹吉甫採集、孔子編訂。《詩經》在先秦時期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司馬遷曾記載：“《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在內容上《詩經》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風》是周代各地的歌謠；《雅》是周人的正聲雅樂，又分《小雅》和《大雅》；《頌》是周王庭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在藝術手法上可分為:賦——直陳其事，包括記敘和描寫；比——以喻，打比方；興——用別的事物詠歎、烘托所詠之情之事。
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並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至漢武帝時，《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及《五經》之一。
《詩經》內容豐富，就整體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間中國社會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創業的頌歌，祭祀神鬼的樂章；也有貴族之間的宴飲交往，勞逸不均的怨憤。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詩經》的價值重大，影響深遠。它不僅包含了歷史與民俗價值，還有禮樂文化及其他價值。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奠定了中國詩歌的優良傳統，中國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從《詩經》開始，抒情詩成為詩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詩經》是以抒情詩為主流。除《大雅》中的史詩和《小雅》、《國風》中的個別篇章外，《詩經》中幾乎完全是抒情詩。並且，從詩歌藝術的成熟程度來看，抒情詩所達到的水準，也明顯高於敘事詩。而與《詩經》大體屬於同時代的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卻完全是敘事詩。正如荷馬史詩奠定了西方文學以敘事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詩經》也奠定了中國文學以抒情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它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詩人，我國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最美不過《詩經》，多少情深意切，棒打鴛鴦，幾多怨恨，幾多情深。清代崔述:“讀《七月》,如入桃源之中,衣冠樸古,天真爛漫,熙熙乎太古也”。《詩經》作為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它所表現出的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直接影響了後世詩人的創作。其比興在藝術表現手法上為後代作家提供了學習的典範。觸物動情，借景抒情等抒情方式運用形象思維的比興，塑造鮮明的藝術形象，構成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對我國詩歌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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