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擊新冠病毒肺炎，已是一場全民戰役，無人可以置身事外。黨員幹部、醫務工作者衝在抗疫一線，各人民團體、事業單位等，豈能充當看客？
是以，1月29日，教育部提出“停課不停學”要求後，各級各類學校便迅速響應，先後啟動了多種形式的網絡教學。
“停課不停學”的設想是很好的：解決了學生居家學習問題，就緩解了家長的焦慮，就是為疫情防控大局作貢獻。
如此，教育系統雖不在前線，但穩定了後方，也功不可沒。
遺憾的是，網絡教學啟動一週以來，從各方反饋看，卻出現了“無人喝彩”的尷尬局面。甚至，還有很多人給出了“差評”。是何原因？
家長普遍認為：
學習任務多而雜，需家長重度參與，壓力太大。
孩子長時間使用手機，影響視力，也埋下手機依賴的隱患。
形式大於內容，效果不佳。
當教育的陣地從學校轉移到家庭，家長才知，老師有多不容易。或許此後，他們對老師的理解能多一些，指責會少一些。但在疫情陰霾籠罩的當下，再給家長增加壓力，殊無必要。
世衛組織一項報告顯示，我國青少年近視率居世界第一，電子產品“居功至偉”。可是，各學校開展的網絡教學，均不可避免地要用到手機。
手機對視力的危害還在其次，更可怕的是，孩子因此形成手機依賴。
前日，筆者所在縣城某小區，一名14歲少年在家玩手機，被父親嚴厲斥責，少年憤而從陽臺跳下。雖無證據表明此事與網絡學習有關，但慘劇因手機而起，不能不引起警惕。
至於效果不好，本在意料之中。當組織和管理被弱化，學習只能依靠內驅力，而這正是青少年所欠缺。線上教育永遠無法代替學校教育，此次網絡教學很好地證明了這點。
家長不滿，老師也抱怨。
網絡教學啟動之初，有部分學校要求教師全員錄課或上直播課。如此不切實際的要求，只能顯示出，管理者平時工作飄浮，沒有深入教學一線，完全不瞭解錄課和直播上課的難度。
要錄好一節課，即使是優秀的教師，也需反覆打磨。要求每位教師全課時錄課，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對那些信息技術不熟練的老教師來說，更是天方夜譚。
上直播課就更難了。
別以為直播平臺上那些網紅，說說話兒的事很容易。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李佳琦那種年入千萬的主播，一個團隊為他服務，直播過程中，也有“翻車”的時候。讓每位老師瞬間化身主播，不被臭雞蛋砸死才怪！
仙桃某中學那位物理老師，直播上課時不慎播出“不可描述”的聲音，被學生截取上傳網絡，造成惡劣影響。當地教育主管部門將此事定性為“教學事故”。
事實上，如果不是教育部緊急喊停，讓直播上課繼續進行下去的話，比這更奇葩的事，還會層出不窮。
此外，大多數學校開展的網絡教學，也給老師增加了過重的負擔。
蒐集學習資源、備課，每天在群裡點名、佈置作業、批改作業、評價反饋，還要與幾十名家長知識水平參差不齊的家長反覆溝通，指導他們如何使用手機進行網絡學習……
一天下來身心俱疲，比在學校上班更累。
這幾天，有山東、四川、廣東、陝西等省教育廳陸續發佈消息稱，因延遲開學耽誤的教學時間，將通過調整週末和暑假來補齊。如果此舉可行，後續其他省肯定會跟進。
調整週末和暑假是個好思路，朝三而暮四，與朝四而暮三，本質上無差別。
但如此一來，這段時間搞得轟轟烈烈的“停課不停學”，意義何在？
其實，教育部提出的“停課不停學”，指的是一種廣義上的學習，並非單純的網絡教學。
各學校在理解和執行過程中出了偏差，或者因好大喜功而標新立異，才給多方帶來困擾。
日前，教育部相關負責人就“停課不停學”答記者問時，強調了這一點。並要求各學校停止“強制教師錄課和直播上課”“強制學生打卡簽到”，這兩種社會反響強烈的不當做法。
我的一位同事，曾打過兩個生動的比方：
“營養餐補助就像山泉水，清澈透明一汪兒，看著怪喜人。可一路順小溪流下來，流到水池子裡時，就只剩幾滴。”
“工作任務就像江河水，起初只有一線。可一路上，都有河水匯入，最後就成了滔天巨浪，沖垮堤岸。”
他說得委婉。要我說，第一個叫雁過拔毛，第二個叫層層加碼。
“停課不停學”的目的在於科學引導學生合理安排居家學習和生活，儘量減小延期開學對學生學習成長的影響。到了執行層面，卻成了“將教室搬到網上，按課表上課”。
增加老師的負擔不要緊，增加了家長的壓力和學生的負擔，就背離初衷甚遠了。
此番，有些教育部門在落實“停課不停學”工作上，吃力不討好，需深刻反思。
不作為固然要不得，亂作為或許更有害。大疫當前，守好陣地，穩定人心，不添亂，其實就是作貢獻。
“每臨大事有靜氣”，我們的教育行政部門，特別是管理者，需要有這樣的政治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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