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波（西安碑林博物館）
隋文帝楊堅在歷史上以崇佛著稱，隋仁壽元年、二年、四年先後三次詔遣高僧、官員奉送舍利到全國一百一十一州建舍利塔，並在同一日期同一時辰瘞埋舍利於塔基下的石函內。同州武鄉縣的大興國寺，是仁壽元年（601）隋文帝明確指定的奉安舍利的寺院[1]，之所以選擇這一寺院，是因為該寺與楊堅本人有緊密的聯繫。
據《隋書·高祖本紀上》記載：
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郡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鉉，仕燕為北平太守。鉉生元壽，後魏代為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寧遠將軍禎，禎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從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大司空、隋國公。薨，贈太保，諡曰桓。
皇妣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遍體鱗起。皇妣大駭，墜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為人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長上短下。沈深嚴重，初入太學，雖至親暱不敢狎也。[2]
史載楊堅，弘農華陰人，東漢太尉楊震之後。其父楊忠，乃西魏十二府兵大將軍之一。西魏大統七年（541）六月，楊堅出生於馮翊的般若寺，時有河東尼智仙預言“此兒將得天下”，於別館“躬自撫養”，長至13歲才得以還家。馮翊，《隋書·地理志》載：“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下轄馮翊、韓城、郃陽、朝邑、澄城、蒲城、下邽、白水等8縣，其中馮翊縣，“後魏曰華陰，西魏改曰武鄉，置武鄉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改名馮翊，置馮翊郡。”[3]。由此知，作為郡一級行政機構的馮翊和同州，實際是同一地區的不同稱呼，隋仁壽元年奉安舍利的同州武鄉縣大興國寺實際就是楊堅出生的馮翊般若寺。
有關兩寺之間的淵源聯繫，《續高僧傳》中有關仁壽元年負責奉送舍利到同州大興國寺的高僧釋道密傳記有詳細交待，對尼智仙撫育楊堅的過程記述更為詳盡。其雲：
會仁壽塔興，銓衡德望，尋下敕召送舍利於同州大興國寺，寺即文帝所生之地，其處本基般若尼寺也。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於此寺中，於時赤光照室，流溢外戶，紫氣滿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內外驚禁。奶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絕，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蒲坂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尚失之，恐其墮井，見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為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為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此兒來處異倫，俗家穢雜，自為養之。”太祖乃割宅為寺，內通小門，以兒委尼，不敢名問。后皇妣來抱，忽見化而為龍，驚惶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而尼沉靜寡言，時道成敗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積三十餘歲，略不出門。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內著法衣，戒行不改。帝后果自山東入為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後，每顧群臣追念阿闍梨，以為口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以從道人裡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鐘聲。”乃命史官王劭為尼作傳。其龍潛所經四十五州，皆悉同時為大興國寺，因改般若為其一焉。仁壽元年，帝及後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磓試之，宛然無損，遂散於州郡，前後建塔百有餘所，隨有塔下皆圖神尼，多有靈相。……密以洽聞之譽，送此寺中。初下塔時，一院之內光明充塞，黃白相間，兼赤斑氣，旋繞朗徹，久而乃滅。道俗內外，鹹同一見。寺有四門，門立一碑，殿塔廊廡及以生地，莊嚴綺麗，晃發城邑。[4]
釋道密，乃隋大興城大興善寺高僧，仁壽元年（601）奉送舍利到同州大興國寺，仁壽四年（604）還奉敕送舍利到鄂州黃鵠山晉安寺。傳明確稱同州大興國寺“即文帝所生之地，其處本基般若尼寺也”。楊堅生於馮翊家中，河東蒲坂劉氏出家女尼智仙稱“此兒來處異倫，俗家穢雜，自為養之”，“太祖乃割宅為寺，內通小門，以兒委尼”，因此可以確定般若尼寺本就是楊堅家宅院的一部分。楊忠割宅為寺，在寺與宅之間通有小門，便於家人往來看望，於是發生了楊堅母呂氏私自抱楊堅而將其墜地之事。般若尼寺在性質上屬於楊氏家寺，北周武宗滅佛之時，雖有波及，但智仙仍能“內著法衣，戒行不改”，也佐證了其家寺的性質。隋文帝登基後，“其龍潛所經四十五州，皆悉同時為大興國寺，因改般若為其一焉”，改名時間在隋開皇四年（584）。綜上所述，般若尼寺即楊堅父母宅邸一部分，是家寺性質的尼寺，因隋文帝出生和童年成長於斯而屬龍潛之地，楊堅登基後改為大興國寺。因此，仁壽元年楊堅指定奉送舍利到此寺，也就不足為奇了。
從常理推測，般若尼寺因由宅院改建，寺院規模應該不大，且可能更多保留有普通院落的格局。作為一座尼寺，目前僅知尼智仙一人曾在此修行。到釋道密奉送舍利時，更名為大興國寺的寺院中修行的人員已經換成比丘。從《釋道密傳》所謂“寺有四門，門立一碑，殿塔廊廡及以生地，莊嚴綺麗，晃發城邑”的記述可以發現，這時寺院規模較之般若尼寺已然擴大，寺院開有四門，院內有殿，有塔，有廊，有廡。
檢《續高僧傳》，同州大興國寺高僧還有釋法祥、釋道林、釋道宗等。釋法祥，同州人，童稚出家，北周滅佛時還俗為吏，“隨興法現，即預出家，住大興國寺”[5]，唐武德七年（624）卒。釋道林，姓李，同州郃陽人，35歲出家。隋開皇初年（581），國家敕度七人，選中釋道林，隋文帝親命出家，卻苦辭不就，逃往太白山中。後再次徵召，“仍令住馮翊大興國寺”，不久又逃至“梁山之陽”修行，武德七年卒[6]。釋道宗，姓衛氏，馮翊人，“隋朝開教，便預剃落，住同州大興國寺”。隋大業年間遭遇天災，出現“丘壑填骸，人民相食”的局面，釋道宗“偏廣四恩，開化氓隸，施物所及，並充其供”，被眾人推舉擔當寺任，唐貞觀十二年（656）卒。此外，《釋道宗傳》稱：“寺即文祖之生地也，房室堂塔，前後增榮，背城臨水，重輪疊映，寺立四碑，峙列方面。”[7]映證了《釋道密傳》對大興國的記述。釋法祥、釋道宗均隋初即入寺修行，釋道宗還充任管理職務。從《釋道林傳》可知，釋道林是被敕令住大興國寺的，且不久即入山林修行，留寺時間較短。三人或卒於唐武德，或卒於貞觀間，在大興國寺駐錫時間長短不一，但傳記均稱同州大興國寺僧，《續高僧傳》約成書於唐顯慶年間，由此斷定唐顯慶前該寺仍稱“大興國寺”。
隋唐之後，大興國寺仍得以延續，碑刻和地方縣誌為研究這一寺院歷史提供了線索。如北宋開寶八年（975）的《龍興寺碑》[8]，記述了居士楊繼宗和長興萬壽院智峰和尚倡議並出資整修龍興寺的經過。碑文雲：
舍利之寶，散入支那，同州龍興寺東塔，是其一也。截翠嶽於半天，影太陽於中道。隋氏之將興，祥兆見焉。金陵電滅，浮喜氣於東南；火運炎空，籠祥光於中夏。夾輔王室，方嚴承相之尊；纂成帝功，競塞神尼之讖，隋文因以所居宅為此寺。
此碑載同州龍興寺前身是源於“纂成帝功，競塞神尼之讖，隋文因以所居宅為此寺”，並稱寺內東塔是一舍利寶塔，與前文所引資料相對照，可證此寺即隋唐同州大興國寺所在地。據碑文載，龍興寺由於年代久遠，這時雖有真身舍利寶塔聳立，但已“毀頹缺漏久矣”，寺院更是一派“瓦墜梁傾”景象。重修者針對真身舍利塔，“集工人籌度之，鳩眾材，聚丹雘，無曉無夜，經營架構，於時即日而就”；鑑於寺院“鐘樓斜朽凋壞”“峰上人院西殿並中尊列侍，並隨室時興塑，以之霈久，中間縱有貼補，亦罕能全功”的實際狀況，“巧取材用及金翠瓦瓿之屬，並附益修飾之”，結果“十分之數，彌縫其七八”。
碑文記載此次佈施重修者為“有恆農楊氏名繼宗，乃左馮一長者也”。隋《諸佛舍利寶塔額》原刻有“諸佛舍利寶塔”6個隸書大字，今此額上可見“將仕郎、守同州別駕楊繼宗，男將仕郎□□，中州別駕仲元，男著作郎、通判環州事士元”[9]等題記，末行署名“安璨刊”。據路遠先生研究，安璨與安文璨、安文㻮、安文粲、安粲為同一人，西安碑林所藏其刊刻碑石中，最早為北宋乾德三年（967）《夢英十八體篆書》，最晚為北宋天禧三年（1019）《大宋勃興頌》[10]，故知碑額題記時間必在北宋初期。此外，北宋大觀元年（1107）刻《同州長興萬壽禪院碑》稱長興萬壽禪院內建有文殊閣，為“淳化五年別駕楊公所建”[11]。北宋開寶八年，為公元975年；淳化五年，為公元994年，因此三方石碑出現的“恆農楊氏名繼宗”“將仕郎、守同州別駕楊繼宗”“別駕楊公”當為同一人，重修龍興寺時，楊繼宗可能並未任職，淳化五年前已出任同州別駕，故進一步確定隋《諸佛舍利寶塔額》上人名題記的刻立時間約在淳化五年前後。當然，隋《諸佛舍利寶塔額》上的人名題記，亦佐證了宋初重修東塔這一事實。
《龍興寺碑》碑文又載：
其是院（指龍興寺）之西，又有長興萬壽院。其住院僧、前僧正法諱智峰，師號嚴靜，章服副焉。秋袍自擁，夏臘甚高。……恆農（指楊繼宗）與之為道侶而甚密，亦猶昔之蓮花社也。……居一日，乃謂峰上人言曰：“東院真身舍利塔，毀頹缺漏久矣。此不為修，如之何有能興者？”師欣然贊成其事。
碑文稱龍興寺院落之西為長興萬壽院，但未交待此院與龍興寺的關係。從上下文意可知，“峰上人”即釋智峰，其曾出任僧正一職，即管理當地僧尼事務的僧官，此時是長興萬壽院的住院僧，碑文後文之“峰上人院”可能即指長興萬壽院。另據《同州長興萬壽禪院碑》記載：“左輔之西北隅，有寺曰長興萬壽禪院，古木森陰，殿宇宏壯，為一方之雄觀。”這段文字記述則表明北宋末年長興萬壽院與龍興寺不是同一寺院，亦或宋初本為一寺而後逐漸分為兩寺也未可知，但可確定宋初立有東塔的龍興寺仍是隋唐大興國寺的延續，北宋末寺院之西另有長興萬壽院。
《龍興寺碑》碑文對寺院建築的記述雖較為零亂，但從中仍可瞭解到北宋時期的寺院在規模上更加擴大，不僅有塔，還建有鐘樓、禪院，寺院中殿堂的數量也有所增加。
此外，“龍興寺”一名亦見於唐人褚遂良所書《同州聖教序碑》碑陰，此碑今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在其碑陰可見北宋、金、明、民國等11處題記，北宋崇寧元年（1102）二月二十三日題記中就有“太僕丞張景修敏叔拉左輔令宋靖興正同觀龍興寺褚書聖教序”字樣。明正統五年(1440)題記內容如下：
褚河南書太宗聖教序有二碑，一見慈恩寺雁塔，一見於在州龍興寺。宋政和中吉觀國任通判日，怕其寺僧荒涼，慮久堙廢，乃移置之公署。絳人孫錡好字而來，日得觀覽焉。泰和四禩冬十月上休日題。僧正善喜見字損壞，移來金塔寺。大明正統五年上元日謹記。
據題記知，《同州聖教序碑》本在宋龍興寺，到了北宋政和年間（1111—1117），同州通判吉觀國將碑移至公署。明正統五年（1440）又移到金塔寺。由此可知，龍興寺直至宋政和年間仍存，且寺中還藏有《同州聖教序碑》，只是這時寺院已是“寺僧荒涼”。
明清以後，曾經顯赫於隋唐的同州大興國寺更加衰落。民國二十六年鉛印的《大荔縣誌稿》中的《舊志》稱：
金塔寺，補註詳載前志，民國十五年麻軍拆毀千餘年名剎，慘餘頹垣，惟褚聖教碑巋然倖存，現砌瓴甓護之。[12]
《新志》稱：
興國寺，在金塔寺右，隋文帝龍潛處，唐改龍興寺，尉遲公建磚塔。其中宋開寶八年重修，李岵撰碑文。後寺廢塔存，明嘉靖乙卯地震，兩塔俱圮，碑埋地中。民國二十四年改建尚勤小學，掘地碑出，嵌於壁間。[13]
圖一 北宋《龍興寺碑》碑陰民國二十五年題記拓片
《大荔縣誌稿》記載的金塔寺和興國寺是兩座相鄰的寺院，金塔寺藏有《同州聖教序碑》，興國寺所藏即上文提到的宋《龍興寺碑》。據《新志》載，大荔縣興國寺即隋唐大興國寺延續，寺內原藏宋《龍興寺碑》嘉靖地震前已荒蕪至“寺廢塔存”的程度，地震後被埋土中，民國得以重新出土。其寺址所在地，民國二十四年被改建為尚勤小學。《龍興寺碑》碑陰所刊民國二十五年馮欽哉的題跋不僅詳述了該碑出土的經過，亦佐證了在寺址上建校一事（圖一）：
曩見《金石萃編》載“《同州重建龍興寺東塔碑紀》，書法率更方正有之，遒逸不如。惜原碑湮沒無考”云云。後至同州，徒見寺塔遺址，鞠為茂草，感慨系之。暨建尚勤學校，起土得碑，詳審厥文，不禁狂喜，蓋即久欲一見為快之《東塔碑》。因其高廣，行列及書法，強弱處皆與該編所記相吻合。國運隆替，文獻有關，斯碑復出，豈偶然哉？因嵌於《聖教序》之東壁，俾紹久遠並以誌慶雲。
方山馮欽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下浣。[14]
圖二 《方山馮公建築聖教序碑亭記跋》拓片
然民國二十五年大荔縣縣長聶雨潤所撰《方山馮公建築聖教序碑亭記跋》[15]（圖二）中又稱尚勤小學建於金塔寺寺址上，其稱：
褚河南金塔寺聖教序碑，書法勁秀，歷代寶之。乙丑以還，兵燹迭遭，寺宇盡毀。而此碑巋然獨存於瓦礫中，任其侵蝕，良可慨也。馮軍長欽公，現代儒將也，尚名節，重義氣，整軍之暇，手不釋卷，又酷好說文及篆隸諸書，時或拈毫揮灑，腕力入神，得之者如獲拱璧，其筆法固超然遠矣。茲次駐節大荔，時越數載，對於地方公益備極關懷，而尤注重教育。近更自輸巨貲，就寺址改建尚勤小學，併為斯碑建亭，翼然此非徒造福後學，兼可表揚先哲，一舉兩美，魏乎盛哉。雨潤忝膺民社，叨附末光，勉贅數語，用志公功，以期與斯碑同垂不朽云爾。
據前文所引《大荔縣誌稿》知，金塔寺與興國寺是緊鄰的兩個寺院，該寺立有《同州聖教序碑》，是一所“千餘年名剎”，民國十五年被拆毀，“慘餘頹垣，惟褚聖教碑巋然倖存”。聶雨潤題跋也記述在馮欽哉修建尚勤小學時，此座寺院已是“寺宇盡毀，而此碑巋然獨存於瓦礫中”。既然兩寺相鄰，且建校時寺均毀，所以完全有可能在兩寺舊址上合建學校。以上資料也說明，宋之後，大興國寺規模逐漸縮小，其原址分裂為多個寺院。到了明清，寺院更為荒蕪，民國初期相繼被毀被廢。
綜上所述，西魏大統七年（541），楊忠舍同州的宅地為般若尼寺；隋開皇四年（584），般若尼寺改為大興國寺，一直延至唐；宋時稱龍興寺，並逐漸分為兩個寺院；明嘉靖地震前，寺院已荒廢；民國二十四年（1935），在舊址上修建起尚勤小學，成為大荔縣一所新式學校。
註釋：
[1][唐]釋道世著，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第1273頁，中華書局，2003年。
[2][唐]魏徵：《隋書》第1頁，中華書局，2019年。
[3][唐]魏徵：《隋書》第901頁，中華書局，2019年。
[4][唐]釋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第1083頁，中華書局，2014年。
[5][唐]釋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第435頁，中華書局，2014年。
[6][唐]釋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第697頁，中華書局，2014年。
[7][唐]釋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第487頁，中華書局，2014年。
[8]魏叔剛、黨斌、陳曉琴：《大荔碑刻》第9頁，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9]魏叔剛、黨斌、陳曉琴：《大荔碑刻》第5頁，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10]路遠：《西安碑林藏石所見歷代刻工名錄》，《碑林集刊（第五輯）》第144頁，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年。
[11]魏叔剛、黨斌、陳曉琴：《大荔碑刻》第15頁，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12][民國]聶雨潤等修，李泰等纂：民國二十六年《大荔縣誌稿》（舊志）第83頁，收錄於《中國方誌叢書》第315冊，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
[13][民國]聶雨潤等修，李泰等纂：民國二十六年《大荔縣誌稿》（新志）第482頁，收錄於《中國方誌叢書》第315冊，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
[14]同[8]。
[15]魏叔剛、黨斌、陳曉琴：《大荔碑刻》第160頁，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圖文來源：《文博》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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