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波（西安碑林博物馆）
隋文帝杨坚在历史上以崇佛著称，隋仁寿元年、二年、四年先后三次诏遣高僧、官员奉送舍利到全国一百一十一州建舍利塔，并在同一日期同一时辰瘗埋舍利于塔基下的石函内。同州武乡县的大兴国寺，是仁寿元年（601）隋文帝明确指定的奉安舍利的寺院[1]，之所以选择这一寺院，是因为该寺与杨坚本人有紧密的联系。
据《隋书·高祖本纪上》记载：
高祖文皇帝姓杨氏，讳坚，弘农郡华阴人也。汉太尉震八代孙铉，仕燕为北平太守。铉生元寿，后魏代为武川镇司马，子孙因家焉。元寿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宁远将军祯，祯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薨，赠太保，谥曰桓。
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皇妣尝抱高祖，忽见头上角出，遍体鳞起。皇妣大骇，坠高祖于地。尼自外入见曰：“已惊我儿，致令晚得天下。”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沈深严重，初入太学，虽至亲昵不敢狎也。[2]
史载杨坚，弘农华阴人，东汉太尉杨震之后。其父杨忠，乃西魏十二府兵大将军之一。西魏大统七年（541）六月，杨坚出生于冯翊的般若寺，时有河东尼智仙预言“此儿将得天下”，于别馆“躬自抚养”，长至13岁才得以还家。冯翊，《隋书·地理志》载：“冯翊郡，后魏置华州，西魏改曰同州。”下辖冯翊、韩城、郃阳、朝邑、澄城、蒲城、下邽、白水等8县，其中冯翊县，“后魏曰华阴，西魏改曰武乡，置武乡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改名冯翊，置冯翊郡。”[3]。由此知，作为郡一级行政机构的冯翊和同州，实际是同一地区的不同称呼，隋仁寿元年奉安舍利的同州武乡县大兴国寺实际就是杨坚出生的冯翊般若寺。
有关两寺之间的渊源联系，《续高僧传》中有关仁寿元年负责奉送舍利到同州大兴国寺的高僧释道密传记有详细交待，对尼智仙抚育杨坚的过程记述更为详尽。其云：
会仁寿塔兴，铨衡德望，寻下敕召送舍利于同州大兴国寺，寺即文帝所生之地，其处本基般若尼寺也。帝以后魏大统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此寺中，于时赤光照室，流溢外户，紫气满庭，状如楼阁，色染人衣，内外惊禁。奶母以时炎热，就而扇之，寒甚几绝，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东蒲坂刘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尚失之，恐其堕井，见在佛屋俨然坐定，时年七岁，遂以禅观为业。及帝诞日，无因而至，语太祖曰：“儿天佛所祐，勿忧也。”尼遂名帝为那罗延，言如金刚不可坏也。又曰：“此儿来处异伦，俗家秽杂，自为养之。”太祖乃割宅为寺，内通小门，以儿委尼，不敢名问。后皇妣来抱，忽见化而为龙，惊惶堕地。尼曰：“何因妄触我儿，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岁，告帝曰：“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而尼沉静寡言，时道成败吉凶，莫不符验。初在寺养帝，年至十三方始还家，积三十余岁，略不出门。及周灭二教，尼隐皇家，内着法衣，戒行不改。帝后果自山东入为天子，重兴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后，每顾群臣追念阿阇梨，以为口实。又云：“我兴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以从道人里来。由小时在寺，至今乐闻钟声。”乃命史官王劭为尼作传。其龙潜所经四十五州，皆悉同时为大兴国寺，因改般若为其一焉。仁寿元年，帝及后宫同感舍利并放光明，砧磓试之，宛然无损，遂散于州郡，前后建塔百有余所，随有塔下皆图神尼，多有灵相。……密以洽闻之誉，送此寺中。初下塔时，一院之内光明充塞，黄白相间，兼赤斑气，旋绕朗彻，久而乃灭。道俗内外，咸同一见。寺有四门，门立一碑，殿塔廊庑及以生地，庄严绮丽，晃发城邑。[4]
释道密，乃隋大兴城大兴善寺高僧，仁寿元年（601）奉送舍利到同州大兴国寺，仁寿四年（604）还奉敕送舍利到鄂州黄鹄山晋安寺。传明确称同州大兴国寺“即文帝所生之地，其处本基般若尼寺也”。杨坚生于冯翊家中，河东蒲坂刘氏出家女尼智仙称“此儿来处异伦，俗家秽杂，自为养之”，“太祖乃割宅为寺，内通小门，以儿委尼”，因此可以确定般若尼寺本就是杨坚家宅院的一部分。杨忠割宅为寺，在寺与宅之间通有小门，便于家人往来看望，于是发生了杨坚母吕氏私自抱杨坚而将其坠地之事。般若尼寺在性质上属于杨氏家寺，北周武宗灭佛之时，虽有波及，但智仙仍能“内着法衣，戒行不改”，也佐证了其家寺的性质。隋文帝登基后，“其龙潜所经四十五州，皆悉同时为大兴国寺，因改般若为其一焉”，改名时间在隋开皇四年（584）。综上所述，般若尼寺即杨坚父母宅邸一部分，是家寺性质的尼寺，因隋文帝出生和童年成长于斯而属龙潜之地，杨坚登基后改为大兴国寺。因此，仁寿元年杨坚指定奉送舍利到此寺，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常理推测，般若尼寺因由宅院改建，寺院规模应该不大，且可能更多保留有普通院落的格局。作为一座尼寺，目前仅知尼智仙一人曾在此修行。到释道密奉送舍利时，更名为大兴国寺的寺院中修行的人员已经换成比丘。从《释道密传》所谓“寺有四门，门立一碑，殿塔廊庑及以生地，庄严绮丽，晃发城邑”的记述可以发现，这时寺院规模较之般若尼寺已然扩大，寺院开有四门，院内有殿，有塔，有廊，有庑。
检《续高僧传》，同州大兴国寺高僧还有释法祥、释道林、释道宗等。释法祥，同州人，童稚出家，北周灭佛时还俗为吏，“随兴法现，即预出家，住大兴国寺”[5]，唐武德七年（624）卒。释道林，姓李，同州郃阳人，35岁出家。隋开皇初年（581），国家敕度七人，选中释道林，隋文帝亲命出家，却苦辞不就，逃往太白山中。后再次征召，“仍令住冯翊大兴国寺”，不久又逃至“梁山之阳”修行，武德七年卒[6]。释道宗，姓卫氏，冯翊人，“隋朝开教，便预剃落，住同州大兴国寺”。隋大业年间遭遇天灾，出现“丘壑填骸，人民相食”的局面，释道宗“偏广四恩，开化氓隶，施物所及，并充其供”，被众人推举担当寺任，唐贞观十二年（656）卒。此外，《释道宗传》称：“寺即文祖之生地也，房室堂塔，前后增荣，背城临水，重轮叠映，寺立四碑，峙列方面。”[7]映证了《释道密传》对大兴国的记述。释法祥、释道宗均隋初即入寺修行，释道宗还充任管理职务。从《释道林传》可知，释道林是被敕令住大兴国寺的，且不久即入山林修行，留寺时间较短。三人或卒于唐武德，或卒于贞观间，在大兴国寺驻锡时间长短不一，但传记均称同州大兴国寺僧，《续高僧传》约成书于唐显庆年间，由此断定唐显庆前该寺仍称“大兴国寺”。
隋唐之后，大兴国寺仍得以延续，碑刻和地方县志为研究这一寺院历史提供了线索。如北宋开宝八年（975）的《龙兴寺碑》[8]，记述了居士杨继宗和长兴万寿院智峰和尚倡议并出资整修龙兴寺的经过。碑文云：
舍利之宝，散入支那，同州龙兴寺东塔，是其一也。截翠岳于半天，影太阳于中道。隋氏之将兴，祥兆见焉。金陵电灭，浮喜气于东南；火运炎空，笼祥光于中夏。夹辅王室，方严承相之尊；纂成帝功，竞塞神尼之谶，隋文因以所居宅为此寺。
此碑载同州龙兴寺前身是源于“纂成帝功，竞塞神尼之谶，隋文因以所居宅为此寺”，并称寺内东塔是一舍利宝塔，与前文所引资料相对照，可证此寺即隋唐同州大兴国寺所在地。据碑文载，龙兴寺由于年代久远，这时虽有真身舍利宝塔耸立，但已“毁颓缺漏久矣”，寺院更是一派“瓦坠梁倾”景象。重修者针对真身舍利塔，“集工人筹度之，鸠众材，聚丹雘，无晓无夜，经营架构，于时即日而就”；鉴于寺院“钟楼斜朽凋坏”“峰上人院西殿并中尊列侍，并随室时兴塑，以之霈久，中间纵有贴补，亦罕能全功”的实际状况，“巧取材用及金翠瓦瓿之属，并附益修饰之”，结果“十分之数，弥缝其七八”。
碑文记载此次布施重修者为“有恒农杨氏名继宗，乃左冯一长者也”。隋《诸佛舍利宝塔额》原刻有“诸佛舍利宝塔”6个隶书大字，今此额上可见“将仕郎、守同州别驾杨继宗，男将仕郎□□，中州别驾仲元，男著作郎、通判环州事士元”[9]等题记，末行署名“安璨刊”。据路远先生研究，安璨与安文璨、安文㻮、安文粲、安粲为同一人，西安碑林所藏其刊刻碑石中，最早为北宋乾德三年（967）《梦英十八体篆书》，最晚为北宋天禧三年（1019）《大宋勃兴颂》[10]，故知碑额题记时间必在北宋初期。此外，北宋大观元年（1107）刻《同州长兴万寿禅院碑》称长兴万寿禅院内建有文殊阁，为“淳化五年别驾杨公所建”[11]。北宋开宝八年，为公元975年；淳化五年，为公元994年，因此三方石碑出现的“恒农杨氏名继宗”“将仕郎、守同州别驾杨继宗”“别驾杨公”当为同一人，重修龙兴寺时，杨继宗可能并未任职，淳化五年前已出任同州别驾，故进一步确定隋《诸佛舍利宝塔额》上人名题记的刻立时间约在淳化五年前后。当然，隋《诸佛舍利宝塔额》上的人名题记，亦佐证了宋初重修东塔这一事实。
《龙兴寺碑》碑文又载：
其是院（指龙兴寺）之西，又有长兴万寿院。其住院僧、前僧正法讳智峰，师号严静，章服副焉。秋袍自拥，夏腊甚高。……恒农（指杨继宗）与之为道侣而甚密，亦犹昔之莲花社也。……居一日，乃谓峰上人言曰：“东院真身舍利塔，毁颓缺漏久矣。此不为修，如之何有能兴者？”师欣然赞成其事。
碑文称龙兴寺院落之西为长兴万寿院，但未交待此院与龙兴寺的关系。从上下文意可知，“峰上人”即释智峰，其曾出任僧正一职，即管理当地僧尼事务的僧官，此时是长兴万寿院的住院僧，碑文后文之“峰上人院”可能即指长兴万寿院。另据《同州长兴万寿禅院碑》记载：“左辅之西北隅，有寺曰长兴万寿禅院，古木森阴，殿宇宏壮，为一方之雄观。”这段文字记述则表明北宋末年长兴万寿院与龙兴寺不是同一寺院，亦或宋初本为一寺而后逐渐分为两寺也未可知，但可确定宋初立有东塔的龙兴寺仍是隋唐大兴国寺的延续，北宋末寺院之西另有长兴万寿院。
《龙兴寺碑》碑文对寺院建筑的记述虽较为零乱，但从中仍可了解到北宋时期的寺院在规模上更加扩大，不仅有塔，还建有钟楼、禅院，寺院中殿堂的数量也有所增加。
此外，“龙兴寺”一名亦见于唐人褚遂良所书《同州圣教序碑》碑阴，此碑今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在其碑阴可见北宋、金、明、民国等11处题记，北宋崇宁元年（1102）二月二十三日题记中就有“太仆丞张景修敏叔拉左辅令宋靖兴正同观龙兴寺褚书圣教序”字样。明正统五年(1440)题记内容如下：
褚河南书太宗圣教序有二碑，一见慈恩寺雁塔，一见于在州龙兴寺。宋政和中吉观国任通判日，怕其寺僧荒凉，虑久堙废，乃移置之公署。绛人孙锜好字而来，日得观览焉。泰和四禩冬十月上休日题。僧正善喜见字损坏，移来金塔寺。大明正统五年上元日谨记。
据题记知，《同州圣教序碑》本在宋龙兴寺，到了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同州通判吉观国将碑移至公署。明正统五年（1440）又移到金塔寺。由此可知，龙兴寺直至宋政和年间仍存，且寺中还藏有《同州圣教序碑》，只是这时寺院已是“寺僧荒凉”。
明清以后，曾经显赫于隋唐的同州大兴国寺更加衰落。民国二十六年铅印的《大荔县志稿》中的《旧志》称：
金塔寺，补注详载前志，民国十五年麻军拆毁千余年名刹，惨余颓垣，惟褚圣教碑岿然幸存，现砌瓴甓护之。[12]
《新志》称：
兴国寺，在金塔寺右，隋文帝龙潜处，唐改龙兴寺，尉迟公建砖塔。其中宋开宝八年重修，李岵撰碑文。后寺废塔存，明嘉靖乙卯地震，两塔俱圮，碑埋地中。民国二十四年改建尚勤小学，掘地碑出，嵌于壁间。[13]
图一 北宋《龙兴寺碑》碑阴民国二十五年题记拓片
《大荔县志稿》记载的金塔寺和兴国寺是两座相邻的寺院，金塔寺藏有《同州圣教序碑》，兴国寺所藏即上文提到的宋《龙兴寺碑》。据《新志》载，大荔县兴国寺即隋唐大兴国寺延续，寺内原藏宋《龙兴寺碑》嘉靖地震前已荒芜至“寺废塔存”的程度，地震后被埋土中，民国得以重新出土。其寺址所在地，民国二十四年被改建为尚勤小学。《龙兴寺碑》碑阴所刊民国二十五年冯钦哉的题跋不仅详述了该碑出土的经过，亦佐证了在寺址上建校一事（图一）：
曩见《金石萃编》载“《同州重建龙兴寺东塔碑纪》，书法率更方正有之，遒逸不如。惜原碑湮没无考”云云。后至同州，徒见寺塔遗址，鞠为茂草，感慨系之。暨建尚勤学校，起土得碑，详审厥文，不禁狂喜，盖即久欲一见为快之《东塔碑》。因其高广，行列及书法，强弱处皆与该编所记相吻合。国运隆替，文献有关，斯碑复出，岂偶然哉？因嵌于《圣教序》之东壁，俾绍久远并以志庆云。
方山冯钦哉。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下浣。[14]
图二 《方山冯公建筑圣教序碑亭记跋》拓片
然民国二十五年大荔县县长聂雨润所撰《方山冯公建筑圣教序碑亭记跋》[15]（图二）中又称尚勤小学建于金塔寺寺址上，其称：
褚河南金塔寺圣教序碑，书法劲秀，历代宝之。乙丑以还，兵燹迭遭，寺宇尽毁。而此碑岿然独存于瓦砾中，任其侵蚀，良可慨也。冯军长钦公，现代儒将也，尚名节，重义气，整军之暇，手不释卷，又酷好说文及篆隶诸书，时或拈毫挥洒，腕力入神，得之者如获拱璧，其笔法固超然远矣。兹次驻节大荔，时越数载，对于地方公益备极关怀，而尤注重教育。近更自输巨赀，就寺址改建尚勤小学，并为斯碑建亭，翼然此非徒造福后学，兼可表扬先哲，一举两美，魏乎盛哉。雨润忝膺民社，叨附末光，勉赘数语，用志公功，以期与斯碑同垂不朽云尔。
据前文所引《大荔县志稿》知，金塔寺与兴国寺是紧邻的两个寺院，该寺立有《同州圣教序碑》，是一所“千余年名刹”，民国十五年被拆毁，“惨余颓垣，惟褚圣教碑岿然幸存”。聂雨润题跋也记述在冯钦哉修建尚勤小学时，此座寺院已是“寺宇尽毁，而此碑岿然独存于瓦砾中”。既然两寺相邻，且建校时寺均毁，所以完全有可能在两寺旧址上合建学校。以上资料也说明，宋之后，大兴国寺规模逐渐缩小，其原址分裂为多个寺院。到了明清，寺院更为荒芜，民国初期相继被毁被废。
综上所述，西魏大统七年（541），杨忠舍同州的宅地为般若尼寺；隋开皇四年（584），般若尼寺改为大兴国寺，一直延至唐；宋时称龙兴寺，并逐渐分为两个寺院；明嘉靖地震前，寺院已荒废；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旧址上修建起尚勤小学，成为大荔县一所新式学校。
注释：
[1][唐]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第1273页，中华书局，2003年。
[2][唐]魏徵：《隋书》第1页，中华书局，2019年。
[3][唐]魏徵：《隋书》第901页，中华书局，2019年。
[4][唐]释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第1083页，中华书局，2014年。
[5][唐]释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第435页，中华书局，2014年。
[6][唐]释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第697页，中华书局，2014年。
[7][唐]释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第487页，中华书局，2014年。
[8]魏叔刚、党斌、陈晓琴：《大荔碑刻》第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9]魏叔刚、党斌、陈晓琴：《大荔碑刻》第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10]路远：《西安碑林藏石所见历代刻工名录》，《碑林集刊（第五辑）》第144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
[11]魏叔刚、党斌、陈晓琴：《大荔碑刻》第1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12][民国]聂雨润等修，李泰等纂：民国二十六年《大荔县志稿》（旧志）第83页，收录于《中国方志丛书》第315册，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
[13][民国]聂雨润等修，李泰等纂：民国二十六年《大荔县志稿》（新志）第482页，收录于《中国方志丛书》第315册，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
[14]同[8]。
[15]魏叔刚、党斌、陈晓琴：《大荔碑刻》第16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图文来源：《文博》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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