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爆炸的年代，我們更加需要傾聽思想的聲音。浙江大學頭條號特別開闢【啟真新論】板塊，收錄浙江大學各領域專家學者獨家觀點。本期，我們推出的是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張應杭《傳統倫理文化視閾下的疫情反省錄》一文。觀點的碰撞，智慧的交鋒，我們也期待聽到您的聲音！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引言
在舉國上下同仇敵愾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當下，哲學社會科學界的前輩時賢秉承“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語）之道統，對疫情本身以及如何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做了諸多的學理思考，很好地彰顯了理論工作者的使命擔當。可以肯定地說，這一使命擔當在當下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為理論思考可以幫助我們更自覺、更全面、更理性地總結慘痛的經驗教訓，通過反思過去，以更好地引領未來。
學理思考的理論視閾可以是多維的。在構築文化自信的現實語境下，傳統倫理文化的維度應該是恰當的。正如傳統的中醫在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治中正在凸現出其獨特的療效那樣，傳統的倫理智慧或許也可以為我們對疫情的反省提供一個獨特的思考路徑。
1、從天人之辯的傳統倫理立場來看，現代人應該學會更加謹慎地與自然和諧相處，時刻持有對自然的敬畏之心。如果要對中國古代諸子百家在天人之辯中的共同立場做一個梳理和概括，那追求天人合一無疑是一個倫理共識。在道家看來，包括人的存在在內的萬物無一不是天地自然的衍生物，因此人沒有凌駕和支配天地自然萬物的先天權力。故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莊子進一步論證了老子的這一思想。在他看來：“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吾在天地之間，猶如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莊子·秋水》）儒家的孔子也主張由知天命進而敬畏天命。在善待自然萬物方面，孔子甚至留下過“釣而不網，弋不射宿”（《論語·述而》）的語錄。正是這樣的傳統世代相襲，形成了中華文化善待與敬畏自然萬物的倫理傳統。
在一些持反傳統立場的人看來，這一善待和敬畏自然萬物的倫理觀是虛偽的。他們認為人的存在從自然界獲取衣食住行的資源是天經地義的。其實，這一批評是似是而非的。人固然要從自然界中索取生產和生活必須的資源，但這個過程必須以法自然為基本倫理原則。比如，我們的先人通過生產生活經驗的積累，以自然的方式漸漸形成了五穀六畜的享用方式，並以古老的圖騰或禁忌或習俗形式對五穀六畜之外的生靈充滿敬畏。儘管隨著人口的增多，後來古人享用大自然的東西比最初的五穀六畜要更豐富多樣了，但諸如“君子有十不食”（孔子語）之類的倫理傳統卻一代一代被傳承下來。這樣，人與自然萬物便和諧相處了。
以這樣的傳統倫理立場來看，現代人的生活中存在著太多的反自然行為。就以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而論，雖然科學家們從謹慎的立場出發還無法斷言其真正的宿主是何種動物，但有一點是確信不疑的，那就是這個病毒與上次的SARS病毒一樣不是人類有機體的本來之物。它源自某種動物。也許正是這個緣由，臨危受命的鐘南山院士到了疫情的最初發生地——武漢某海鮮市場實地考察，當他發現裡面充斥著各種活的野生動物交易時，難怪他會雷霆大怒。可見，許多貌似的天災背後恰是人禍。
2、從人我之辯的傳統倫理立場來看，現代人應該學會更加自覺地與私心做鬥爭，時刻持有對他人的仁愛之心。在中國古代哲人看來，世界上無非就兩個人：一個是“我”，一個是“他人”。這個“他人”可以是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我的合作伙伴，我的單位同事，也可以是與我素不相識的陌生人，等等。由此，古人相信各種繁雜的人際關係無非就是人與我之間的關係。故董仲舒說：“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符合倫理的人際關係一定不是利己主義，而是人我合一之道。儒家的創始人孔子異常精當地把達到人我合一的倫理原則具體確定為仁道，即“仁者愛人”（《論語·顏淵》）。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張“打倒孔家店”的人看來，儒家的仁道思想一味地主張愛別人是不合人之自然本性的。就曾有學者煞有其事地批評說：既然仁字為二人之謂，即既謂他者也謂自我。儒教只講愛他人豈不是太偏頗！其實這個批評是對儒家倫理思想的無知。事實上，儒家承認愛自己的天性。但既然是天性就無須培養，而愛他人的德性則是需要後天的教化才能夠養成。正是由此，儒家的仁道原則在具體的生活實踐中，就一方面表現為剋制或戰勝自私的天性，即“克己復禮”（《論語·顏淵》）；另一方面則用心培植起愛他人的利他主義德性，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
以儒家的這一傳統立場來看，我們要向那些在疫情發生時心懷仁愛的“逆行者”致敬，他們不愧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孜孜踐行者。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遺憾地發現一些人的自私行為是不可饒恕的。事實上，正是某些缺乏責任擔當甚至不作為的瀆職官員，讓疫情變得更加的嚴峻；某些哄抬物價的不良商販，讓市民的恐慌心理四處蔓延；一些為自己的一己私利而隱瞞到過疫情嚴重地區的市民，讓許多的無辜者被傳染被隔離；更有甚者居然對那些抗“疫”英雄不惜造謠抹黑，以吸引眼球提升自己的網絡知名度！
3、從心物之辯的傳統倫理立場來看，現代人應該學會更加自覺地守護好內心，真切體悟樂道不樂欲的生活真諦。如果說天人之辯涉及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係，人我之辯涉及的是我與他人（以及由諸多他人構成的社會）之間倫理關係的話，那麼，心物之辯涉及的就是人與自身的倫理關係。這一關係的實質可以歸結為心與物孰重孰輕的問題，體現為追求人生快樂的過程中是樂道還是樂欲的問題。
如果我們做點學理的比較研究就可以發現，在如何體驗快樂的問題上，中西倫理文化體現出了不同的思路。西方一直存在過分迷戀飲食男女、豪車大宅的物慾主義文化傳承。與其不同的是，中國傳統倫理文化則更主張超越物慾，迴歸內心，在對道的體悟和踐行中體驗快樂。比如以儒釋（佛）道為代表的傳統快樂觀無一例外地主張快樂源於心：儒家推崇“仁者不憂”（孔子語）的道德心，佛家主張看破、放下、自在的空觀心，道家崇尚“道法自然”（老子語）的自然心。這為我們擺脫對物慾滿足過分執著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提供了清明的倫理指引。
倫理學無論中西都會討論快樂問題。而且，它還往往會被視為是倫理學的終極問題。頗為遺憾的是，快樂感的缺失已構成現代人的現代性迷失之一。曾讀到過某課題組對“最影響你快樂感的因素”進行城鄉居民的抽樣問卷的統計數據，選項依次是：衣食住行（41%）、子女（23%）、職業壓力（18%）、感情生活（9%）、其它（9%）。令課題組迷惑的是，在對那些有房有車有很好收入的人群所進行的問卷統計和個別訪談中，他們對自己“有較滿意的快樂感”的認同率也很低（不到50%）。問題出在哪裡呢？如果把問題的思考置於傳統倫理文化的語境下，我們就可以發現問題的癥結其實在於現代人的確把快樂與“物”做了太多的勾連，忘記了快樂其實更源於“心”的基本事實。
以這樣的立場來審視這次疫情中一些人的所作所為，我們就會發現樂欲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大。就以口腹之慾為例。有網民把這次疫情歸於“舌尖惹的禍”也許不無道理。
事實上，正是一些人為所謂的美食之慾的滿足，吃果子狸、吃蝙蝠、吃穿山甲、吃猴腦，於是把原本與動物體相安無事的病毒帶給了人類，這直接導致了人傳人的悲劇發生。不僅如此，甚至當疫情已發生了，一些人依然還沉迷於口腹之慾而導致了諸多荒誕不經行為的出現。據媒體報道，某封閉式管理的小區有人與社區工作人員發生衝突的緣由居然是為了出去吃一頓生煎包；某位在武漢上學的研究生為了一頓酒席居然隱瞞從疫情嚴重地區回來的真相而赴宴，結果多人被其感染；某村鎮的一村民不顧相關禁令為兒子操辦喜宴，當赴宴者被問及為何有令不止時其回答“不吃白不吃”的話頓時讓人無語。也正是這種錯誤的樂欲觀流行，許多宅在家裡以躲避疫情蔓延的許多人會變得煩躁不安，他們體悟不到閉門讀書帶來的快樂，領略不了倚窗而立看白雲蒼狗、霞起霞落的曼妙，更無從體驗禪宗倡導禪坐觀心的恬靜澄明之樂。
結語
人與世界的倫理關係不外乎是與自然、與他人、與自身這樣三個維度。傳統倫理文化通過天人之辯、人我之辯、心物之辯思考所積澱的智慧有其穿透時空的現代魅力。它為我們思考正在艱難經歷的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了來自思想史的寶貴資源。當下的媒體常以多難興邦這一成語來提振舉國上下共克時艱、戰勝疫情的信心，這固然是必要的。但這裡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我們對不得不經歷和承受的磨難要有清晰而自覺的反省。而且，這一反省不能只是學者們的自說自話，而應該通過國民教育、融媒體、文學藝術、道德輿論等途徑迅速轉化為國家治理意志和國民價值共識。也就是說，如果一個民族缺乏對磨難進行自覺的反省，那麼，多難未必就會興邦。而這正是本文的最終結論之所在。
本文作者：張應杭，系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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