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提出“備者，國之重也”，認為：
“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
消費品的積累、各項物資的儲備，是治國的要務，如果沒有一定數量的積累、儲備，一旦發生戰亂，出現災荒，那麼國家將面臨滅亡的危機。
當然，墨子並不是主張從普通百姓那裡省去“口中食”，來實現這種長遠消費，而是要國君、大夫等整個統治集團限制鼎中甘肥、盤中珍饈的奢侈靡費，以增加百姓所消費的生產必需品，進而維護下層百姓的長遠消費。
墨子還主張把生產上層人物的奢侈品所用的人力、物力轉用於生產民生必需品，這樣就可以積累國家財富，為災荒之年做儲備，這樣才能實現國家的長遠消費。
崇儉和節用是先秦時期各學派都比較認同的主張，但各家都有自己的側重點。
墨子“節用”的消費主張，是在當時百姓連基本生活都滿足不了，而統治階級卻奢靡無度的情況下提出的。從當時生產力低下的社會現實考慮，墨子的“節用”思想，在當時有積極意義。
墨子平等的消費觀念，對消費的兩極分化現象有所遏制。
墨子提出打破等級界限的消費標準，本意是為了實現社會多數人的消費需求，只有這樣社會才能保持穩定和發展。
“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
在一個社會中，貧富差別懸殊，富人揮金如土，而貧者衣食無著，社會秩序怎能安定?
我們的社會制度根本上是要實現所有人的消費需求，因而，就應該在社會倫理道德中加入“節用”的思想，以便遏制富有者的奢華消費，消除兩極分化所帶來的社會不公平。
消費水平應該和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相一致。
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早在兩幹年前，墨子就認識到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關係，並提出以發展生產為基礎提高消費水平，消費水平應該和生產發展相一致。
經濟學家告訴我們，生產和消費是對立統一的，二者互相依賴，又互相制約，因此，消費水平必須與生產發展狀況相適應。
雖然說鼓勵消費、激活消費，提高消費率，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但這只是針對合理正常的消費而言，我們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更應該注意合理、節約使用能源、資源，確保可持續發展。
因此，應該把墨子的“節用”觀念用在遏制這些“高消費”的行動上，這樣才能保證社會政治、經濟和道德的穩健發展。
節儉應該自上而下地實行。
墨子節用論的鋒芒主要是針對上層統治階級的，他認為，統治者是奢靡無度、暴殄資財等社會風氣的始作俑者，驕奢淫逸是由上層統治者一手造成的。俗話說：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昔者楚王好細腰、文公好紫衣的故事就說明了上行下效的問題。
因此，墨子要求天子、諸侯、王公大人“節於身，誨於民”以身作則來教育民眾，以便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富國利民。
應該從上層就倡導勤儉節約的良好作風，這樣整個社會才能把勤儉節約作為一種美好的道德操守來遵循。只有做到這些，百姓才能夠真正的安居樂業，我們的社會才能實現健康全面的發展。
墨子說“儉節則昌，淫佚則亡”，這是亙古不變的真理。
因為時代和階級的侷限，墨子“節用”的消費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不足和錯誤。但其中的許多深刻的觀點，不但在當時有益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是現在看來，也具有難能可貴的進步性，值得我們繼承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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