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的时代精神，与牛顿物理学关系甚焉。牛顿物理学在无生命的自然王国里连连获胜，人们相信，和它相似的方法，也可同样成功地用于几乎没有多少进步可言的伦理学、政治学以及一般人类关系的领域。人们觉得，宇宙具有合理之单纯性，甚至所有受造物都是依据一些有限且可为理性了解的法则所建构的实用机械。而一旦我们发现并应用这些法则，人类的生存问题便可永远地解决。
这套观点，无疑深深地激励了近代科学研究的发展；但将之放在人文政治领域，就完全是在暗示人类社会的问题，同样有可能存在一套天启般的终极解决方案。一旦人们找出了这套方案，并且应用到每一个人身上，人类将走向永恒的幸福。这种「一元论」的价值体系，暗示人的理性一旦发展完成，将会遵守共同制定的放诸四海皆准的法律。这种想法，导致人类后来的政治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走上了「歧途」。
近代历史中，不管是自由宪政主义、保守主义，还是其他什么主义，都是从属于某个特定的经济阶级，而提出的一套基于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而认为可以解决普遍社会问题的天启式方案。这其实与近代自由主义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比方说，当时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宪政主义，其实比较偏好的政治制度是开明专制，而非民主。我们可以看到，在二十世纪，整整百年几乎都深陷于意识形态的剧烈冲突当中。
当每一派都各持己见，甚至认为自己的一套才是「真理」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反启蒙运动」的贡献。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必须要区分开「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人与物不可「同类」而语！
十八世纪初的意大利思想家维科认为人类世界基本上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既是历史产物，亦可创造历史，因为人类作为神的受造物，固然不可能如同神般「无中生有」，具有的神性仅止于能够从「有中生有」的创造，一方面表达了自我的独特之处，一方面也反映了时代的特性，也就是生活环境所给定的一组条件。据此，「一切学问的女王」不是形上学，也不是神学，而是历史！因为那是人类所能表达致最真确的唯一学问。
「人类历史」与「自然事件」之差别何在？前者是人根据自己意志所采取的行动之后果，出自特定行为者之动机或理由；后者则指那些受制于因果关系的自然界事件——所谓的因与果，不外乎两个事件存在一种必然连结，亦即「凡Ｘ产生则Ｙ必然伴随而来」的定律般的关系。当然，人的身体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跟动物一样会饿、会渴。但，我们可以选择食物的种类，烹调的方式，也可以为了更高的目的而拒绝进食，这一切都是属于「人类」的事，不属于自然界领域，也因此不同于自然界的因果关系，不能以因果定律或机率来解释。
「人类历史」与「自然事件」的不同，为反对「一元论」的世界观提供了批判的武器，我们不能简单用启蒙式的因果定律来理解人文世界，而必须承认人对于价值的选择是可以有品味之分与互相冲突的可能，故人与人、价值与价值之间，可能会有取舍，也需要妥协，没有一个价值可以被无限上纲，也就是被当成是唯一的价值，然后排除了所有其他价值的落实可能。毕竟，人类的价值多元繁复，不只一个，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具有压倒其他的特权，试图落实任何一个的时候，都不该封闭其他价值的实践空间。这就是「价值多元论」。
喜欢历史的人，常常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发展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赞同上述的看法，那么应该会倾向认为，历史发展不会是必然的，永远存在一些偶然与人为选择的空间。
从这里来看，某些主义最可怕的地方，是将经验层次的具体事物之发展动力转化为一种存在历史当中的「必然法则」，或说「历史必然性」，让社会科学成为一门得以追求「真理」的科学研究。
这种不区分人与物的根本不同，将所有人都镶嵌在一个共同的生存目的之「一元论」理论架构，正是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内涵的极权主义思想根源。踏入二十世纪后，随着科技进步与日益现代化，新的一种人类献祭方式出现，那就是那些把人当陶土，把政治社会当艺术品来形塑，甚至想把真实世界压入理论模型的那些所谓高妙的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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